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模式

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模式_社会学

第二节　中国城市化的历程与模式

一、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阶段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①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和谐发展。③经济学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综观上述不同学科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看，城市化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工业化需要劳动力在某些经济区域迅速集中，这样可以产生聚集的经济效益，带来集约化经营的众多好处。而城市不仅可以提供集约化经营的场所，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市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就业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有明显加快的趋势。预计到2010年，我国城市户籍人口比例会上升到50%左右，即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持平，各占一半。这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1840—1949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带上了浓厚的殖民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城市畸形发展;城市分布极端不平衡，高度集中于沿海;工业化水平低，农业也非常落后;城市性质多为消费寄生，成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人民的据点，统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乡严重对立，沿海与内地严重对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虽然中国城市增长的趋势有较大的波动，但总的来看，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大大增加。1949年中国的设市城市只有136个，到1997年增长到668个，增长了3.9倍，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由5个增至34个，增长了58倍，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由8个增至47个，增长了4.9倍，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由17个增至205个，增长了11.1倍，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由106个增至382个，增长了2.6倍。这一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49—1957年)

1949—1957年，是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全国城镇人口从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从10.6%提高到15.4%。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经济建设的大步前进，城镇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育率大大提高，死亡率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再加上大量的迁入，造成了一次城市化的高潮。

2.城市化不稳定发展阶段(1958—1965年)

1958—1965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次起落时期。1958—1960年的大跃进，城镇人口以10.4%的年增长率增长，从1958年到1961年，中国的城市数目由176个增长到208个，达到了1979年以前的最高点，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6.25%增长到19.29%，其间在1960年增长到19.75%，达到了1981年以前的最高水平。^[19]考虑到在这三年期间中国总人口呈负增长，这种增长实际上超过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是一种畸形的、过度的、脱离经济基础的增长。所以在随之而来的1960—1963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扭转“大跃进”的失误，中国实行了压缩城镇人口的调整方针，城镇人口在三年内减少了10.9%，1964年起到1966年，城镇人口数又基本恢复到1960年水平。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市镇人口从12707万人减少到11646万人，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29%下降到16.84%。

3.城市化停滞发展阶段(1966—1977年)

1966—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濒临破产的边缘，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迫上山下乡，数百万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使城镇净迁出500多万人，另一方面国家又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三线建设”，将许多军工企业和重工业企业从沿海地区迁往内地，工业建设大分散、小集中，工厂布点“靠山、分散、隐蔽”，对城市建设的投资微乎其微。导致新建的城市很少。从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城市数目从172个增加到188个，年平均递增不到1.5个，市镇人口年平均增长2.06%，低于同时期市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城市非农业人口年平均只增长0.98%，市镇人口比重从1966年的17.86%逐年下降到1972年的17.13%，然后才又逐渐上升到1977年的17.55%，但是仍没有超过1966年的水平，城市化处于停滞状态。

4.第二个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下乡知青和下放干部返城，大中专院校恢复考试招生以及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政策性人口迁移因素，使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农业持续增长，农民收入激增，城市工业不断发展，增加了城市就业机会，推动了城市的发展。1978年至1983年城市化率上升了4.07个百分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长期以来为防止农村人口进城增加消费减少积累而设计的政策屏障(主要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土地制度、城市福利制度等)逐渐消亡，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成了发展趋势并加速发展。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小城镇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乡镇已经向城市化迈进，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国家确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城市为经济特区，又进一步开放了天津、上海、福建、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此后，海南省成为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成为对外开放区，许多内地省区也设立了一些开放城市。198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9.39%，1985年为23.71%，1990年为26.41%，1995年为29.04%，2000年为36.22%，2005年为42.99%，2006年为43.90%，^[20]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迅速。

二、中国城市化的特征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人口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区域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阶段，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卫星城市的居民区发展迅速。当然，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第三个阶段，即所谓“绅士阶级回流”的说法，指中产阶级又从郊区迁回到市中心。

如前所述，我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复杂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列强侵略和军阀割据，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我国的城市化缺少一个渐进的过程，现阶段城市化加速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我国巨大的城乡差异使城市化的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也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到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给制定城市化政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总体来说，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

1.中国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的色彩

中国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发动型，因而中国的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①城镇的建立和发展受政府支配，形成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两位一体的城镇网络。中央政府以直辖市为依托，省政府重点发展省会城市，县政府重点发展县城，乡政府把企业集中在乡政府所在地……这样形成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高度合一的城市体系。而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公布的建立市镇的标准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1984年11月公布的设镇标准和1986年的设市标准就相对1963年的要大为宽松。②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农村人口流往城市。政府通过户口、就业、商品粮、住房等管制措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其结果是造成了事实上的“城乡壁垒”，这种城乡二元社会体系不利于城乡关系的健康发展。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可以说是政府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中央政府直接计划和安排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的布局、人口规模、性质和功能等都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统一计划。^[21]

2.中国的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但又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启动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并吸收了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工矿就业，使市镇人口迅速增加。随着“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工业项目的陆续完成，不仅原有的一些工业城市得到了扩展，一批新的工业城市也建立起来，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最明显的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在集镇务工经商，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进而带动全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总体水平实际上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50%以上，但同期的城市化水平却长期徘徊在30%以下。按照钱纳里世界标准模型，当工业化率为37.9%时，城市化率应为65.8%。但在2005年中国工业化率已经达到41.8%，而城市化率仅为43%，大体上只相当于人均GNP为500～730美元国家的水平，比正常水平要低20～30个百分点。^[22]

3.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城市——农村长期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上，中国城市化初级阶段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进行的隐性积累。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城乡双重身份体制，这种双重身份体制既有利于国家从农村中积累城市化、工业化所需的建设资金，也有利于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避免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同时涌入城市，从而给城市发展带来较大压力。

4.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结构失调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这种结构失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比重过高，中小城市发展相对不足。1949年，我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2002年为44个^[23]，2006年增加到117个^[24]。此外，中小城市增长较慢。1988年我国小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27%，而美国这一比例为62%，法国为60%，日本为44%。^[25]②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从地区之间看，沿海城市发展迅速，内地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发展缓慢。2006年，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9%，东部地区为52.8%，中部地区为40.8%，西部地区为34.8%。与1980年相比，东部地区提高了36.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提高了24.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提高了22.8个百分点。^[26]从地区内部看，主要是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比如，我国城乡之间的消费差异，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2.6～2.8倍，80年代早中期降到2.2～2.3倍，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回到2.8～3.0倍的水平，90年代中期则扩大到3.3～3.4倍，21世纪初期更是扩大到3.9倍的水平。^[27]

5.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波浪形特征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色彩，政治的动荡和政策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化的发展。1949年之后至今，随着不同时期政府政策的变动，城市化的发展明显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城市化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回落，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停滞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才得到快速的发展。很明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发展道路呈现出波浪形特征。

6.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

尽管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世界相比，仍然相对滞后、发展速度比较慢。从1950年到20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已从28.4%提高到45%，我国从11.2%提高到36.09%;发达国家由51%提高到75%以上，发展中国家由16%上升到41%。从1990年到2004年，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3%～4%)也明显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一般都能实现的城市人口增长率(5%～6%)，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显著地快于这些国家。

三、中国城市化的模式

所谓城市化模式，就是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予以明确的城市化的本质特征、主要途径、主导方向和动力机制等。中国城市化道路应选择什么样的模式?一直以来存在着以下几种观点。

1.坚持控制大城市，积极推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模式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采取了“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做法。1980年，国家建设委员会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89年12月颁布、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将城市化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八五”期间，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由59个发展到75个，仅增长29%;中等城市则由117个发展到192个，增长52%;小城市由291个发展到373个，增长34%。^[28]

这种城市化模式在改革开放后前20多年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小城镇的研究掀起了热潮，其中以费孝通的“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论”最为著名。事实上，小城镇发展模式与当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密不可分。正是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的蓬勃发展，激起了人们发展小城镇、走城市化道路的热情。正如费老所说:“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经过了多年实践的检验，‘实行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终于被肯定为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29]但这种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与质疑。批评者认为中国小城镇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小城镇缺乏聚焦效应、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以及污染严重等。有学者提出:“城市化是以城市为主体甚至是大城市为主体吸引人口和集聚生产要素，而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似乎强调主要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来缩小和消除城乡差别。严格来说，城市化和城镇化是有区别的，它们分别代表着城市化的两个不同阶段，即乡村城镇化和城镇城市化(城镇自身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以城镇化替代城市化，实际上是把城市化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混为一体。”^[30]于是，在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发展论。

2.以大城市(超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近些年来，主张发展大城市或超大城市的议论越来越多。历史上，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英国在1801—1851年，伦敦等十大城市居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6%增长到23%;美国在1870—1940年，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由169个增加到318个，人口由8485万增加到16934万，增长97.3%，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56.1%上升到74.8%;日本到1980年，城市人口的70%集中在三大城市圈(东京、名古屋、大阪)，只占国土面积10.4%的三大城市圈在1970年就集中了全国人口的43.5%。^[31]从城市化贡献率看，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表明，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大城市对城市化的贡献率每提高1%，就能使城市化水平提高0.35～0.41个百分点，而小城镇却只有0.003～0.005个百分点。^[32]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学者提出，“大城市超前增长”是普遍规律，进而认为“建大城市，走集约化之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合理的选择并不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而是要重点地积极发展大城市”。^[33]很多学者在总结了欧美日发达国家城市群繁荣发展的历史事实后，提出发展超大城市群(或称为“都市圈化”)是21世纪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战略。^[34]

这种城市化模式更多的是强调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强调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这种超大城市群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形成，如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但这毕竟只是部分地区的现象，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发展超大城市。另外，大城市的超先发展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大城市的爆炸性发展，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都会引起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环境与城市发展的不协调，进而产生一系列我们称为“城市病”的问题，如交通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犯罪、贫困等。

3.“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模式

传统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该区域内非农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传播、通信、交通日益发达，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样的“聚集”可以是跨区域的;同时，高技术产业、信息业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在生物技术推动下的农业已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含义。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在农村得到普及。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35]

我国幅员广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交通现状、城市现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很难找到一条普遍适应的最佳城市化模式，必须采取区域性发展战略，对三大经济带采取不同的城市化对策。因此，我们认为，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借鉴国际城市化的经验，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多元化”城市化战略。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同时，以大城市为依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路。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如上面提到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等。中部地区，应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重点改造和发展地区中心城市，如长沙、南昌、合肥、武汉、郑州，充实城市功能，增强经济实力，真正起到区域中心的功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显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使其成为当地新的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城市化与现代化。正如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所指:“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大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又提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

四、中国城市化的困境

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城市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城市化建设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极力推行的重要发展战略，但在特殊的国情下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困境。^[36]

1.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困境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这种结构体制遏制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949—1978年仅上升了7.26个百分点，几乎踏步不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逐渐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但现实生活中这种结构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阻碍着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取消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任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必然会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超过城市的承受能力，给城市发展带来更大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困境: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但短期内我国现有的城市发展水平却又无法承受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成为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困境

中国人口号称世界第一。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的结果表明，2005年总人口为130756万人，城镇人口占42.99%。据联合国预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还将有2亿人从农村贫困地区流向城镇，亚洲发展银行也预测到2010年中国还将有3亿人口成为城镇新居民^[37]。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的人口流动群体，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就给中国的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市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公共服务的能力跟不上需求，城市管理能力不够，城市的均衡系统易于破坏;这也是我国以前一直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且，城市化的本质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城市人的社会方式和价值观念。从农村流出来的这数亿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又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3.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发展政策上的不统一

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城市地区之间和城市内部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因此很难用统一的城市化政策，来顾及和平衡特殊的中国国情下因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城市化过程。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快，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而且，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之间，在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方面均存在着鲜明的对照，与落后地区的农村比较更是天壤之别。这样一来，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政策上就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悖逆;反之亦然，结果导致“政策打架”、“政策走样”现象不断出现。相比较之下，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社区结构就要平衡得多，其城市化对策也就容易得多。

4.资源与环境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双重困境

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资源紧缺与资源浪费现象同时并存的考验。从水资源危机到能源紧张，从土地告罄到原材料告急，从技工荒到普工荒，自南而北，席卷整个中国。而地方政府官员大搞形象工程的行为无形中又增加了这种资源上的危机。在最短的时间内(3～5年的任期)用最大的投入(垄断土地与政府信贷)建设尽可能多的形象工程，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吸引到城市建设中来，结果生产性投资被冷落，房价在泡沫支撑下畸高不下，普通百姓望楼兴叹，被挡在城市化门槛之外。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除了尽快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之外，我们的制度供给方式、官员评价制度等制度上的因素也应该纳入转变的范围之内。

环境问题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另一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2007年全国环境质量总体呈好转趋势，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还首次出现“拐点”，但环境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如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地表水污染相当严重。监测的197条河流的407个断面中，一至三类、四五类和劣五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9.9%、26.5%和23.6%。局部海域污染加剧。尤其是广大农村更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突出表现为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些地区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必须给予解决的突出问题。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点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党和国家也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总体呈现好转趋势。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城市化?

2.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特征各是什么?

3.中国城市化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哪里?

4.中国城市化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相比有哪些特点?

【注释】

[1]朱铁臻:《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2]张钟汝，章友德，陆健，胡申生编著:《城市社会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28页;向德平编著:《城市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27页。

[3]许英编著:《城市社会学》，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116页。

[4]［澳大利亚］约翰·拉瓦蒂:《城市革命》，载《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77～93页。

[5]Foley L.D.An approach to metropolitan spatial structure，in Webber M.M.et al.(eds.)Exploration into Urban Structur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1964;唐子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6期。

[6]Webber M.M.The urban place and nonplace urban realm，in Webber M.M.et al.(eds.)Exploration into Urban Structur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ophia，1964;转引自唐子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6期。

[7]Bourne L.S.(ed.)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1;唐子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城市规划汇刊》，1997年第6期。

[8]顾朝林，甄峰，张京祥:《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问结构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9]郭鸿懋，江曼琦等:《城市空间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4页。

[10]柴彦威:《城市空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11]江曼琦著:《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32页。

[12]［日本］山鹿诚次:《城市地理学》，朱德泽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13]向德平主编:《城市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14]何海兵:《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理论及其演进趋势》，《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黄志宏:《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5]许英编著:《城市社会学》，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36～47页。

[16]潘允康主编:《城市社会学新论:城市人与区位的结合与互动》，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86～194页。

[17]黎熙元，何肇发:《现代社区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4～266页。

[18]富永健一著，陈婴婴等译:《社会学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19]王放:《论中国城市化——兼论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56页。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http://www.stats.gov.cn/tjsj/ ndsj/2007/indexch.htm。

[21]佟新著:《人口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22]诸建芳:《顺势行业分享经济成长盛宴》，http://www.p5w.net/newfortune/old/ 200607/t410255.htm。

[23]《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

[2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4-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indexch.htm。

[25]辜胜阻主编:《非农业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26]文中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采用国家统计机构的划分标准。东部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桂、琼;中部包括:晋、豫、湘、鄂、皖、赣、吉、黑、蒙;西部包括:蜀、黔、滇、陕、甘、宁、青、新、藏。2006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4-4计算所得，1980年数据根据甄风荣《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2)，第34页)计算所得。

[27]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

[28]王树春，王玉婧，刘学敏:《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问题研究》，《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第91页。

[29]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30]王树春，王玉婧，刘学敏:《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问题研究》，《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第92页。

[31]王树春，王玉婧，刘学敏:《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问题研究》，《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第92页。

[32]潘允康:《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2期，第66页。

[33]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34页。

[34]原新:《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年第4期;周牧之:《城市圈:中国21世纪城市化战略的引擎》，《现代城市研究》，2001年第2期;原新，唐晓平:《都市圈化:日本经验的借鉴和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求是学刊》，2008年第2期。

[35]李强:《中国城市化:三种模式外的选择》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 2006-12/08/content_5454568.htm．

[36]陈前虎:《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危机与出路》，《城市规划》，2006年第1期;王连喜:《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探求》，2005年第6期。

[37]王连喜:《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探求》2005年第6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