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历史形态的文化探析

7.2.1　重庆城市历史形态的文化探析

重庆市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⁵⁾。据有关资料记载，公元前20世纪，巴人即建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王国，并以重庆为国都，称“江州”。巴人吸收融合土著文化，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巴文化⁽⁶⁾。自春秋战国至汉唐、宋元、明清，重庆地区的文化就与中原和荆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重庆地域独特的山江聚居环境造就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使重庆地区的传统聚居形态演化出独特的地域特质。重庆文化中最璀璨夺目、最具开发价值和潜力的部分主要包括：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陪都文化、红岩文化、现代都市文化⁽⁷⁾。在地域时间之矢的纬度中，重庆城市文化的发展可以整理出如图7.7所示的历史过程（表7.1）⁽⁸⁾。

图7.7　重庆城市文化演进历程示意

表7.1　重庆市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续　表

资料来源：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

图7.8　临水聚居示意图
资料来源：赵万民.“巴”文化与三峡地域聚居形态.华中建筑，1997（3）：8

重庆古代文化（巴渝文化、三峡文化等）是在相对闭塞的时空环境中，由地域先民在社会实践中而创造的地域文化。无论是巴渝文化还是三峡文化，其基本特质都与山、水因素密切相关。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山环水绕、河谷纵横。自然的伟力凝聚成的山、水要素作用于地域聚居与文化的演进，赋予了重庆传统文化以鲜明的山水文化特质，形成了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对重庆早期聚居点加以归纳和分析，有如下特点。

1）重庆地区早期聚居点大都选择在临江的阶地上，背山面水

重庆传统聚居点多汇集在长江与支流的交汇地带，反映出先人“逐水而居”的生活习性（图7.8），也反映出因为战事、交通、生活的现实需要，依靠长江、利用长江的地域聚居情况。这一特征，在今天重庆沿江城镇、场镇选址布局上，仍然得到明显反映⁽⁹⁾。综合隋唐以前史籍考察，秦所筑江州城位于今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嘉陵江北岸江北嘴一带，并在两江交汇一带形成了原始自然状态的以分散为主的城市布局形态。

2）重庆地区早期聚居点构成的平面图形大都呈“带状”布局

重庆地区记载较详细的早期聚居点遗址所构成的平面形态，大都呈“带状”布局，这是地域早期聚居充分利用地形，适应地域现实生存环境的客观选择。因为长江两岸的阶地，大都因山水相夹而呈“带状”，它有别于平原地区早期人类的聚落形式⁽¹⁰⁾。平原地区的聚落受用地环境的制约相对较少，所以大都是团状。

3）传统城市（镇）形态构成分析

在重庆传统文化的内源性演进过程中，自然生态因素是重庆聚居与文化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时空系统中，自然山、水要素是影响重庆地区传统聚居演进的主导因素之一。在形态特质方面，重庆传统的聚居格局以大分散、小聚集的形式散布于山水之间，吊脚楼为原型的建筑形态，呈现出顺应地势的自由布局的聚居话语句型。在聚居的思想理论和心理方面，长期的聚居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形成较为系统的对山、水的利用方法，主要体现在聚居建设与山脊线、等高线、水际线的结合等方面。聚居风貌呈现出由水际线向山脊线逐渐拓展的机理构成。平行或垂直等高线的街道空间成为聚落的主要公共空间，并形成了“择山逐水而居”的聚居心理。吃苦耐劳的民族个性，使聚落空间逐渐向高亢之地拓展，从而形成了与中原山水意象迥异的山水聚居形态。重庆地区的传统山水聚居景观，是人地互动、共生过程中，聚落民众对社会性空间生产的共同创造。

在重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展过程中，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传统城镇形态以自由布局为主，在局部地段（往往是行政中心）也采用中轴对称的布局形式。秦以后，中原文化逐渐介入重庆地区，对《周礼》中的“王朝正统”与《管子》中“灵活”的聚居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城市建设中都有所运用。明清时期，封建体制趋于成熟。在重庆传统城市营建中，可以看出两种观念的印迹。从重庆地域传统城市实例看，用地条件越复杂，“方正格局”体现越弱，而自由多变的特点越明显。从清代所反映出的城市平面形态看，重庆城市格局虽然力求保持方正格局，有“衙门居中”、“格网道路”的意识。但是，山地环境对城市的制约，又难以真正按“方正”营建（图7.9）。重庆城市与山江环境所形成的关系，基本反映了《管子》中的“因天材，就地利”，尊重自然、利用环境的城市营建思想。

图7.9　重庆地域传统城镇形态与山水格局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赵万民.“巴”文化与三峡地域聚居形态.华中建筑，1997（3）：10

总体来看，地域文化所赋予的重庆聚居特质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化的山水聚居思想。大分散、小聚集的聚落格局，以及顺应地势自由聚集的聚落形态，对于自然生态环境大顺应、小改造，“择山逐水而居”，体现了原始朴素的聚居观念。

抗战陪都文化和红岩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近代发展。这一时期，重庆地域文化与聚居的地域时空纬度被外力打开，迎来了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一个高潮期。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陪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是中国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政府机关、文化团体与文化名流及社会各界聚集重庆，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大后方抗战文化。各地文化在此交融，也提升了重庆的文化档次，增添了重庆的文化活力，使重庆城市文化得以极大地丰富。抗战后所做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是城市发展规划的实践，同时也是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和表现。该规划借鉴当时欧美先进的卫星城理论，主张城市多中心分散发展，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而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对当代重庆都市圈的规划建设颇具启示意义。另外，以红岩精神为主体的革命遗址，如红岩村、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留下了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与永恒精神，为当代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当代重庆都市文化的创造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培养基”。当代重庆的城市建设，必须树立科学的“文化伦理观念”，充分发掘、保护历史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客观、谦虚的态度，凭借现代文化语汇，传承文化、建设城市，并为城市及其文化的未来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和余地，惟其如此，方能实现重庆城市及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