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环境研究综述

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分类

为了便于研究和有效指导，学者们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分类。姜百臣、李周（1994）从农村工业化角度把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分成农村工业化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直接环境污染、农村自然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过程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及与农村工业化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三大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2006）也将农村环境污染分为由农业生产引发的、由基础设施及规划滞后引发的以及由农村工业引起的三大类。德国学者Mensching（1989）将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分为生态环境自身不可预测性所导致的问题、人类盲目扩大生产所造成的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态系统紊乱问题、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技术性污染问题三大类。

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评价研究

在关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中，早期学者采取定性的方法对现阶段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进行描述性研究。周菊香（2001）对中国农村地区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分析。由于评价地域的不同、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等，不同的学者所选用的指标一般不同，一般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5个系统来进行评价（冯艳芬，2006；刘明华、高国良、赵玉华，1997）。

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状况评价通常用来描述经过一定时间的环保投入，以及环保努力后在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所产生的综合效果。它要求在环境政策以及环境治理手段实施以后进行持续性的跟进、追踪，应用性较强，对环保部门的要求也比较高。评价方法通常有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灰色度关联法和多因子指数加权综合评判法等（吴佐礼，1996；于文柱，2005）。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来源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WCED，1987）。自提出以来，这个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如何建立一套可供操作的测量指标来帮助决策者随时调整政策已经成为主要问题（张志强、程国栋、徐中民，2002）。目前提出的测量指标体系有：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1999）设计的“中国科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山大学的许学强（2001）构建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省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1999；许学强，2001；叶亚平、刘鲁军，2000）。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也更加复杂，归纳起来有以下4个方面。

（1）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自身造成的污染。主要由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以及在生活过程中燃料的使用等引起。Brani、Konarová、Domasová（2000）在对捷克农村地区的研究中发现，燃烧煤炭和木材已经成为当地农村污染的主要原因。

（2）农村地区工业企业的污染。主要有乡镇企业污染以及其他工业污染。大部分乡镇企业是高投入、高排放，对农村环境污染较大（钱雪亚、陆贻通，1998；茅正芳，2008），这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突出。还有一些例如资源开采型的企业，在进行资源开采的过程中，由于油气泄露等问题会污染到当地农村的地下水（Zafar，2001）。

（3）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农村工业污染特点和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一些耗能高、污染重、难以治理的企业迁移到农村，给农村环境带来严重污染。

（4）农民环保知识贫乏、环保意识薄弱、缺乏保护环境的动力也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李桂林，1999；朱启臻，2000；李蓓蓓，2005）。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农村环境保护资金不足、基础设施不到位等也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原因（王海文，2009）。

四、农村生态环境区域分异研究

区域分异原本是地理学学科的概念，是指在地带性因素和非地带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球表层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而区域分异理论更是地理学中的经典理论，是地理学学科的基石，也是关于地理环境研究的第一理论。但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区域中才能体现出准确性和科学性（王宝钧、宋翠娥，2007）。国内学者在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开始运用区域分异理论来分析。部分学者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研究上，如李海鹏、张俊飚（2009）通过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区域分异规律，从空间的角度确定了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3类区域，包括农业生产资料污染区、畜禽养殖污染区以及水土流失污染区；陈亚仙、任晓东（2010）在对我国农业土壤污染研究中选取了化肥、农药、农膜以及畜禽粪尿排泄密度4项指标并运用聚类分析统计方法，得出农业土壤污染存在显著的地域分异特征的结果；在对重庆市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评价过程中，王莉玮（2005）运用了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农田污染、养殖污染、径流污染和生活污染分别进行区域分异，并对重庆市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了分异特征描述。也有部分学者集中在对不同区域农业生产条件的研究上，如尚正永、白永平（2005）在对甘肃省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设计研究中，运用区域分异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农业生产条件的区域特征，然后根据不同生产区域的不同特征设计了6种不同生产模式；黄初龙、邓伟（2006）在评价东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过程中，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空间分析特征，并得出其能力大致表现为由北、东北、东3个方向围成弧形并向内由强变弱。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借用科学技术，同时结合区域分异理论来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如朱鹤健、钱乐祥等（2002）在GIS技术背景下，借助其巨大数据综合处理能力和模型运算优势，分析评价了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中土壤侵蚀、土壤污染、土壤养分贫瘠和功能稳定性的区域特征；孙蕾（2008）运用环境科学技术以及GIS技术，对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了区域分异研究，并得出土壤中5种重金属的空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在国外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在开展区域分异研究中，传统的分区方法以及数据获得会产生无法满足一致性标准的问题，因此，利用先进技术如卫星遥感（Chiara，2007）或者GIS技术（Jabbar et al，2006）既能够准确地反映生态环境变化特征并解决传统方法的弊端问题，而且还能有效地辨别区域内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有学者把研究定位于如何有效利用农业水资源方向，如Lagunes、Tirado（1998）和Deason、Schad（2001）研究了美国、墨西哥不同区域的不同水资源政策下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演变过程，Allan（1999）、Linderson（2007）、Zoebl（2006）等研究了如何有效利用水资源以及解决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途径。也有学者从农业多功能性的角度对不同区域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等方面进行研究，如农村景观保留（Brunstad，2005）、农村生物多样性保护（Lankoski，Ollikainen，2003），农村食品粮食卫生安全（Rozan et al，2004；Ulrich，2004）以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Vanslembrouck et al，2005）。因此，在许多国家，研究学者都较为推崇农业多功能性，既能保护不同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又能够实现农业利益。Pieri（1997）和Pieri等（1995）针对农村耕地资源研究不同区域的土地质量，对土地资源进行质量评价，得出了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土地质量的原因包含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林地退化、草地退化、地下水位下降以及盐渍化等。

五、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研究

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是跟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演进过程中环境史的诞生而出现的，主要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演变规律，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农村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国内学者从环境史角度出发，论述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如张崇旺（2004）在研究江淮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中，从明清时期的环境史开始论述了农业垦殖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过程。朱士光（2002）论述了从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以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特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环境逐步演变为天然植被消失殆尽、水土流失不断加剧、土地沙漠化扩大以及河湖水面萎缩等。也有学者对农村河湖流域生态环境变迁进行相关研究，如魏显虎、杜耘等（2007）和张毅、孔祥德等（2010）针对湖北省河湖流域，借助GIS以及遥感技术研究了不同时期湖北省湖泊水域状况。另外周秉正、王会香等（2000），王亚俊、李宇安等（2004）以及李静、桑广书等（2009）也分别分析了清水江流域、新疆博斯腾湖以及黑河流域等相应生态敏感区的环境变迁状况以及演变驱动力等。冯永忠（2006）在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机制研究过程中表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是由两大因素引起的，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武胜国（2007）则更加细分了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子，认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以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刺激生态环境的演变。冯永忠、杨改河等（2005）认为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农业生产方式都会引起农村生态环境演变，如农作制度中的轮作制、集约制以及撂荒制等，农业生产中的畜牧业在畜禽数量与结构上等都会作用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此外，农户经济行为的作用主体——土地的经营规模和利用类型（于文金，2006），土地利用的行为方式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诸培新，1999），以及农户生产经营方式中对农业物资化学品如农药、化肥的投入量（郝晓霞，2006）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变化。

在国外研究中，部分学者集中在农业土地利用以及土地覆盖演变规律研究上。Turner（1994）针对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土地覆盖变化机制以及区域和全球模型3个方面研究了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及其相关系统的动力机制研究，分析了土地发展规划与关键性的环境问题。Jean（2004）则针对墨西哥地区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状况建立了数据库，并通过资料分析发现1976—2004年，温带、热带森林每年的减少率为0．25%和0．76%；Alejandro（2007）针对中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状况研究发现，流域内的初生林地和次生林地逐渐减少，同时流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也遭到了威胁。同时，也有学者以河湖水资源为基础，结合湖泊沉积学来反映河湖流域内在气候、植被、土壤以及水土流失等指标上的变化（Dearing，1997），或结合城市区域的影响，研究河流水质在时空的变化规律（Hirst、Morris，2001）。还有国外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机制上，Shiferaw和Holden（1998）在研究土地资源退化过程中发现，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农户土壤保护措施都会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发展产生影响，不适当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引起较为严重的土壤退化。Donoso等（1999）在研究智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物资资料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化肥的使用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特别是硝酸盐类化肥的使用。Bekele和Drake（2003）对水土防治保护和农户生产经济行为方式的研究表明，农作物的类型、农户经营行为主体以及土地翻耕周期都会对水土保持产生影响。

六、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保护与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环境系统中各个子环境系统之间互相影响非常明显，生态环境的治理任务十分艰巨。

在二元社会结构^[1]下，我国污染防治大部分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农村环境问题令人担忧。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普遍存在着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资金投入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李建琴，2006）。为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罗其友等（2006）提出新型农村工业化的概念。徐成刚和周银珍（2006）在研究丹江口库区农村环境污染时对国家重点水源地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小城镇化，在环境与经济、环境优化与农民生存之间寻找共同点，行政干预与法制约束等观点。Van den Berg、Van Lamoen（2008）建议在荷兰北部建立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区域试点项目，在试点地区建立改善污水处理厂和小溪系统的恢复工程。覃巍（2006）在研究西部小企业与农村生态环境和谐共生框架时认为应把农村建设为生态－经济－社会结构复合系统。张杰（2008）认为要解决“三高一低”^[2]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建设和发展生态型新农村。刘晓（2009）认为应该从建立农村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着力防治工业污染源以及大力推广应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等方面采取措施。

七、其他关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

（一）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方面

有些学者主张从加强生态伦理建设的角度来遏制出现的生态危机，要求规范个人的生活方式，并进一步规范社区与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方式。不仅要对人类讲道德，而且要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把善恶、正义、平等等传统的用于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观念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明确人类对自然界所负有的道德责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农业伦理专家小组，2000）。国内学者开始运用伦理、生态伦理、经济伦理、商业伦理思想和理论分析农业问题。有研究认为：农业伦理问题是一个系统，它是对农业领域全方位的伦理研究，主要包括农业生态伦理、农业资源伦理、农业生产伦理、农业交易伦理、农业制度伦理、粮食伦理与安全等（方金，2007）。

（二）农村环境保护意识方面

国际上很多学者运用调查的方法开展了很多关于公共环境意识的研究，他们认为环境保护最终要通过公众的环境行为来实现，表明了他们对于环境意识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在关于意识与行为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环境意识与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学者发现对环境的态度与预期环境行为是相关的（Kaiser等，1999）。发达国家的民众包括一些地区的民众，对环境问题参与性很高，Carvalho、Fidelis（2009）在对葡萄牙Aveiro社区中民众反映给政府部门信件以及历年上访事件的调查中发现，环境问题是所有事件中被投诉最多的。而在我国农村地区，大多数农民自身的环境保护参与意识淡漠。我国学者较早地认识到环境意识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出发，认为“要把提高全民族环境意识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杨振强、孙铭明，2001），这种说法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会议上已被正式提出。国内学者王民（1999）在《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一书中提出：现代环境意识是人类思想的先进观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三）农业生态环境政策方面

国外学者在农业生态环境政策方面的研究涉及到生态农业基本法、生态农产品认证制度、生态农业科研、生态农业扶持政策、生态农业产品市场培育、生态农业与生物多样性方面（朱文玉，2009）。有学者指出生态农业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对生态农业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赵淑琴、李有斌，2005），用法律和政策手段来规范和保障生态农业建设，让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成为焦点（Skinner et al，2003），对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吴椒军、李祖永，2005）。剑桥大学的Hodge（2000）在研究农业环境政策时强调乡村资源提供了不同的、现有的或潜在的利益流，主张保护农村资源环境。印度植物学家Agrawal等（2003）通过对Varanasi的远城区研究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远城区和农村的空气污染已经威胁到食物生产和食物安全，农业环境政策应重点考虑食物生产和食物安全。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在北美由于空气污染，一系列农作物已经不能被种植（Heck、Casnova，2004）。有学者认为，法律和体制结构的建立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政策应落实在农民的权利上，农民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权力，以处理手头的问题。而且，负责全力落实的机构应该足够强大（Reddy、Behera，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