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争的基本特征

蒂利认为：“虽然集体暴力在我们的世界里以令人沮丧的频率发生着，但是，它的形式、轨迹和强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表现明显不同。”^[8]可以说，环境类群体事件中，暴力抗争是民众表达集体怨恨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基本特征有^[9]：

非信仰性。在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中，使用暴力手段的民众并不是因为什么信仰，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神圣的价值，主要是环境权益的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前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总体规模很大，但这种冲突的根源并不是文化的或者宗教的，而是利益的。因此，这种冲突是可以协商的，不像宗教的冲突那样，因为信仰而无法妥协。

非政治性。从世界范围来看，最常见的群体暴力主要围绕着为争夺公共权力而展开，但环境类群体事件并非如此。参加到暴力的人们并不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他们无意于推翻现有政权。相反，绝大多民众认为现有政府是好的，是为民众着想的政府。民众所憎恶的是那些较低层级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所以，在群体事件中尽管使用了和政府对抗的暴力，但民众认为不是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仅仅是表达对那些不公正现象的极度不满。

弱组织性。尽管环境类群体事件在暴力行为中有一定的协同性，但他们的组织性是较弱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绝大多数事件中，参与进来的民众的分工协作往往是临时产生的，缺乏事先约定；其次，他们使用的武器一般不是致命的（比如并不是刀、枪、爆炸物等），而是具有临时性的身体对抗；最后，尽管各地持续出现了暴力事件，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协作，并不存在串联行为。

高情景性。像宁波PX项目事件、启东事件等引起社会骚乱的恶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在当时当地的一些特殊情形中，例如民众情绪和行为失控。换而言之，多数暴力行为是一时冲动的产物，而不是预谋好的。它们既是社会冲突的能量未能得到及时疏散的结果，也是在具体的场景中，民众与政府互动失败、民众内部个体之间情绪相反感染的结果。这种高情景性表现为各种诱导因素的极其偶然的相互碰撞和结合，以及少数个体的行为失控和放纵。一旦这种情景性因素消失，则这些行使暴力的人会恢复到理智状态下。

高情绪性。在发生了暴力对抗的群体事件中，当事人一般都处于亢奋状态，体现出较高的情绪性。在非直接利益冲突中发生的暴力事件中，更多表现为泄愤性。换而言之，泄愤成为他们行为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例如，在环境污染抗争过程中，都经历了体制内的上访和与污染企业的直接谈判两个阶段。如果这两个阶段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群众很容易走上体制外的抗争之路。换而言之，环境抗争中有着较强的情感性表达。

此外，有学者还比较了农村环境类暴力抗争与城市环境环境暴力抗争的异同点：（1）绝大部分城乡环境抗争都呈现“弱组织化”的特征。农村抗争一般由“自生型精英”或者“外赋型精英”，或明或暗地组织；城市抗争一般由小区居民代表组织。（2）社区在环境抗争中发挥了作用。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对归属感的在意，使得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并且会采取抗争的行动。尽管市民对社会的归属感没有农村社区居民强，但是如果污染涉及每个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时，居民还是非常愿意参加的。（3）互联网、手机等新传媒在城市居民和农民环境抗争中得到了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