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作为实现政治变迁的手段是一种问题丛丛的策略。非暴力的社会变迁会怎样？1970年出版了一本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题为《退出、表达和忠诚》，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他观察发现，当公司和国家这样的组织开始萧条和衰落时，成员和利益相关方可以采取两种非暴力策略之一来使事情出现转机：通过提出建议、倡导改变、抱怨或者抗议的方式表达意见；又或者，退出并组建吸收了他们的变化观念的新组织。[108]举例来说，作为对政治压制的回应，一国公民可以抗议（表达）或者移民（退出）；公司的员工或者消费者可以投诉或者另觅商家。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人们可以用他们的声音和脚（以及美元）投票。忠诚会抑制退出，以保证国家和公司不至于一直衰败下去或者走向破产。对于进步和利润来说，一定程度的稳定是必需的，因此，为了削弱退出策略 ，忠诚推动表达成为带来改变的更有效（并且是非暴力的）手段。如果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并且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他们就不太可能退出。相反，如果声音没人听——如国家通过囚禁或者处决来使政治异见者失声——退出就成为唯一可行的改变策略，而这会导致暴力。
以道德进步为标志，哪一种策略更好，表达还是退出？这取决于变迁是如何发生的——通过非暴力抵抗还是暴力回应。历史地看，政治制度变革通常以尸横遍野和血流成河为手段。例如，纵观欧洲历史，弑君在大多数时期是政权更迭的常用方法。通过对公元600年到公元1800年间遍及欧洲的45个君主国的1513名君主的研究，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Manuel Eisner）发现，其中约有15%（227人）死于刺杀，对应的统治年份的凶杀率约为100000分之1000——刺死率是那些世纪的背景凶杀率的10倍。[109]当毛泽东1938年宣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10]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情况正在变化。
正如本书追踪的许多其他道德进步的形式一样，非暴力抵抗现在已经超越了暴力回应。政治学家艾丽卡·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和玛利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把1900年以来所有形式的暴力和非暴力革命和改革输入一个数据库，然后对这些数字进行运算处理。[111]结果是：“从1900年到2006年，世界范围内的非暴力运动获得完全成功的可能性是暴动的两倍。”切诺韦思补充说：“这一趋势随着时间逐渐增强——过去的50年间公民抵抗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有效，而暴动变得越来越少见和无效。即使在那些我们能够预期到非暴力抵抗会失败的极端高压、威权的环境中，趋势也是如此。”为什么长远来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非暴力会胜过暴力？“人的力量”，切诺韦思说道。多少人？按照她的数据，“一旦活跃而持续的参与者达到人口比例的3.5%，运动就无例外地获得了成功——而且还有大量参与者少得多的运动也同样获得了成功。”不仅如此，她强调，“每一场参与者确实超过3.5%的运动都是非暴力的。事实上，仅仅依靠非暴力手段的运动的平均规模超过暴力运动的四倍。而且非暴力运动在性别、年龄、种族、政党、阶级和城乡差别方面通常具有更强的代表性。”[112]
非暴力策略如何转化成政治变迁？如果你们的运动以暴力为基础，就必然主要把焦点投向年轻、强壮、有暴力倾向的男性，他们往往嗜酒好斗。然而，据切诺韦思解释，“公民抵抗容许各种不同体质水平的人参加——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女人、儿童和几乎任何想要参加的人。”更强的包容性，更低的参与门槛，是达到那个神奇的3.5%的快车道。再则，他们不需要昂贵的枪炮和武器系统。公民不服从通常采用的方式是罢工、抵制、滞家示威、敲打锅碗瓢盆和其他噪声源以及——就像1951年电影《地球停转之日》中的场景——在某天的约定时间切断电源。孤立个体组成的松散组织散布在整个城市，运用诸如此类的手段，高压政权很难阻止。此外，把主流人群而不是边缘人群纳入运动，这样运动的突击部队也就更有可能了解和认识另一边的人民。在塞尔维亚及其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案例中，切诺韦思写道“一旦民意变得明朗，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涌向贝尔格莱德，要求米洛舍维奇下台，警察就会无视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做时，一名警察回答说：‘我知道我的孩子们也在人群中。’”[113]
非暴力抵抗还有一个好处：你以后安身的社会制度。非暴力改革运动带来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比起暴动要大得多，它们堕落为内战的可能性也要低15%。“数据很清楚”，切诺韦思总结道：“如果依靠公民抵抗，他们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而当大量的人民退出与高压体制的合作时，机会就永远在他们这一边。”[114]图2-3和图2-4呈现了这些显著的趋势。
图2-3 基于非暴力的政治变迁
图2-4 基于非暴力的政治变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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