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一旦面临环境污染或者环境风险时，政府应当有效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正如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政府只有切实保障公众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保障公民参与环境类公共事务的治理权限，才能有效维护公众的合理权限。然而，在诸多环境类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的环境利益诉求却得不到有效保障。
1.环保决策参与权未保障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是否真正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批。然而，现实中在环评报告的编制阶段，公众缺乏合适的渠道。二是政府选取的公众是否具有代表性。由于公众无法充分表达意见，或者政府不予采纳公众所表达的意见，这导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结论难以让公众信服。例如，大连福佳大化PX工厂的环境评估报告中称曾获得66.7%的被调查者支持，然而相关听证会的记录却找不到。[29]
政府没有有效保障公民环保决策的参与权，这与我国相关环境法律不完善密切相关。一些法律只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为例，该法既没有明确赋予公众参与环境评估的法律效力，缺乏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也没有规定政府忽视公众环境权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导致政府即使责任缺失也难以追责。这种可操作性不强的法律条文，在实践中难以真正落实。这在事实上剥夺了公民的环保决策参与权。如果不是因为媒体的曝光或者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往往就不会主动组织召开听证会。
2.环境知情权未保障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政府通过公开公共信息，借助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荣誉感之激化与鼓励，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民参与公共事物治理。然而，如果地方政府未能有效公开环境信息，就会导致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被剥夺。
尽管《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2014年）等相关规章制度赋予公民享有环境信息知情权，但在实践中公民的权益并没有实现。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有93个城市分值不合格，占总数的82%。[30]
3.公众参与机制缺乏
参与机制的缺乏，除了制度建设滞后外，还有这些原因：一是公民参与可能导致公共项目运作成本的增加。一般而言，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参与者越多，那么各种协调成本也随之增加。由于每个成员都期望发挥作用，那么势必让相关项目的运作成本攀升。二是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标准不能被公民所掌握。公民常常不能理解政策质量标准中包含的知识和常识，这容易导致公民参与决策的公共政策质量较低。三是公民参与可能会阻止改革与创新。广泛的民主磋商增加了一些人否决改革方案或者迫使方案妥协的可能性。然而，有些改变方案是进步的，但是被民主磋商所拒绝。如果民众阻挠了任何或所有的改革议程的话，它的发展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31]
实践表明，如果公众参与环境类公共项目的立项设计、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那么，上述项目和政策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有效防止环境矛盾和纠纷。然而，相关的环境参与机制仍然缺乏。如果政府能够制定公众参与环保的机制，搭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平台，那么民众就容易理解和支持这类工程项目，而不是一味地抵制这些项目。在实践中，由于公众的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加上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导致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环境类工程项目的了解不充分。一旦发生了环保问题，就会对政府表示不满。
4.环境权益救济机制缺乏
不少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掠夺式的过度开采和随意排放污染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民众的环境权益如果受到侵害，民众希望通过相关部门予以解决。其基本途径有这些：以信访方式向相关部门反映，通过行政协调的途径解决；向法院起诉，通过环境制裁来解决环境纠纷；借助于民间环保组织的调解，通过协商与谈判方式与当事企业进行协商解决。
然而，通过分析环境类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民众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及时维护，这是环境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环境权益得不到解决和维护，才最终爆发群体性事件。民众面对权益受损害，通过正当途径不能申请诉求，这将民众又一次逼入绝境。政府对民众诉求的不作为，且民众又缺乏正当救济途径，从而促使民众走向体制外的维权途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