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保部门职能乏力
在一些地方官员强力干预下，环保部门职能缺失。特别是地方党政领导为企业提供了“保护伞”，为了地方利益或自身政绩而利用职权干预环保部门的职能履行。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为当地企业的超标排放提供便利，而环保部门在环境监察时只是走过场。例如，安徽某县环保局副局长因带人检查了一家企业，结果被通知集体停职，没有去现场的局长也被停职，理由是环境检查不利于招商发展。[8]环保部门的职能乏力恶化了生态环境，使得当地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危害。
由于环保部门并不受重视，其职能受地方官员影响和制约，难以发挥出自身的作用。而实践中的环保执法部门力量薄弱，各级环保部门的执法行政人员较少，而环境监测与分析等专业人员更是缺乏。正因为环保部门力量严重薄弱，使得各地的环保执法部门职能履行存在缺位的严重现象。
2.法规制度的不健全
相关制度与治理状况影响到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发展。显然，制度完善与处置及时是预防各种环境类群体事件的前提；如果环境保护与监管的相关制度缺乏，环境类群体性事件就更易爆发。这种制度与治理的不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环境保护法律体制不完善。我国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然而，上述法律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例如， 现有的污染防治法律规制重点在于规治企业，而对政府违约、公民参与则缺乏规制。《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是没有与公众监督相配套的程序性法规作为保障。
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法》对治污结果的违法处罚力度及处罚标准滞后，许多重要的条文也不能满足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需要。《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违规排污的最高处罚数额不超过20万元，处罚力度太小。对于污染企业而言，排污行为的收益远远大于处罚成本。
环境评估制度的不完备。现行的有关制度规定，重大工程项目施工前必须经过环境评估。然而，不少项目的环境评估过程仍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在环境评估过程中，民众的意见和诉求难以被采纳和实现。许多公众甚至不知已审批相关项目。这就造成相关项目的环境评估不被民众认可，认为环评工作是“遮遮掩掩走过场”[9]。
司法救济制度缺位。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司法系统不受理或不能公正裁决环境纠纷。根据有关调查，在“十一五”期间的环境类信访纠纷，很少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数据表明，在30多万件环境信访中，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10]为何采用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的比率这么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院拒绝对环境纠纷立案。[11]民众的环境诉求无法诉诸司法裁决。在司法途径不畅通的背景下，民众只有采用体制外的手段。[12]
信访制度的失效。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是扮演减压阀而非增压器的角色，即发挥缓解社会矛盾、解决重大社会纠纷功能。然而，现行的《环境信访办法》存在诸多缺陷，未发挥解决民众诉求的功能。例如，该法规定，访民打标语、喊口号等行为被界定为非法行为，这就为地方政府“压制访民”合法化制造了条件。居民在其信访意见未被政府采纳之后，因为体制内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而进行集体走访、游行示威，使得官民冲突升级。
3.公众环境权益维护受限
公民的环境权大体上包括三部分内容：在民事权层面，主要涉及公民在环境权益受损时的经济方面的维护，包括在生命、健康、财产、生存环境受到损害时，通过法律诉讼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在政治权层面，主要是公民有权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对环境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相关权利；在社会层面，主要是指公民享有在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种适宜的环境包括洁净空气、清洁水源等环境的权利。[13]
然而，公众参与环境评估的渠道有限。由于民众的环境利益诉求得不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解决，其政治参与渠道受阻，就会产生环境冲突与矛盾。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民众只有依靠非制度化途径，例如采用暴力手段如冲击政府等行为。英国学者哈罗德·拉斯基认为，民众普遍习惯于听从和安排，但是民众并非一味地服从。如果民众脱离了政治因素的正常范围，这意味着民众的抵制情绪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同时反映出政府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缺陷。[14]由于民众的环境利益维权无法在体制内得以实现，只有采用体制外的维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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