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风险的文化理论属于社会学理论的范畴。从起源上看，风险的文化理论主要是来自于对礼仪亵渎行为的人类学研究，而不是源自对技术或自然危险的关注。[53]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文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现实世界有何种客观危险，人们总会强调道德约束和政治法律秩序等。因此，风险如同禁忌，人们在对风险的讨论中总是充满着高度的道德和政治感情。[54]
风险文化理论认为，风险感知是基于共同文化背景上的个体反应。“文化是各种危险被感知的编码准则。”[55]个体的风险感知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此外，个体是一个积极的而非被动的感知者，受客观规律所驱动。因此，制度结构是风险感知的最终原因，人们的风险感知受环境的影响。人们应对风险主要是依据认知社会的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和程序规则。[56]
道格拉斯与怀尔达夫斯基（Wildavsky）也阐述了民众对环境污染的不同态度。他们列出了四种群体类型的风险观：（1）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s）。在面对风险的行为决策，个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经济理性，用成本—收益法来做出理性的决策。（2）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s）。此种类型偏重于信任权威，喜欢听信于专家委员会的基本管理战略和安全标准，听信于政府的风险管理安排。（3）宿命论者（Fatalists）。此种类型倾向于将各种事件的发生和结果看做是上天和命运安排的，个体在面对风险时被动接受。（4）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s）。此类型偏向于鼓励全员参与式的风险决策过程。他们倾向于怀疑专家与权威，主要关注那些源于制度导致的各种风险，关心风险承担的公平与责任问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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