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谦恭的学者玻恩

11　最谦恭的学者玻恩

马克斯·玻恩（1882—1970），德国物理学家。

1954年因为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波函数的统计诠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恩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的照片

不敢冒险考克莱因的几何学

玻恩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中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他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因为与数学大师费利克斯·克莱因关系不太融洽，以致不敢冒险考克莱因的几何学，因此只好转学天文学。他在书中写道：

我同克莱因的关系不大愉快。我不喜欢他的演讲；我感到这些演讲太面面俱到了。他注意到我常常缺席，因而表示不快。在他和应用数学教授卡尔·龙格共同主持的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研究班上，由于一个同学生病，我被迫临时提出一个关于弹性问题的报告。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研究文献，只好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些思想给克莱因的印象很深，以至于他建议，这个问题可参加大学的年度奖金比赛，并写信对我说，希望我提交一篇论文。最初，我愚蠢地拒绝了；可是，这个“伟大的克莱因”在数学方面是有势力的，后来我当然不得不提交论文。结果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获得了奖金。

然而，在较长时期里，我在克莱因那儿是失宠的。因此，我不敢冒险由他来考我几何学，结果我转学天文学，教我天文学的教授是卡尔·史瓦西，普林斯顿天文台的著名的马丁·史瓦西的杰出的父亲。他帮助我获得了最新的天文学知识，因而我于190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最谦恭的学者”

诺伯特·维纳在哥廷根学习过一段时间，他在自传《我是一个数学家》中写道：

哥廷根大学早期量子力学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玻恩和海森伯。两人中玻恩年长得多；虽然无疑是玻恩的思想导致开创新的量子力学，但是创立作为科学独立分支的量子力学的荣誉却属于他的较年轻的同行。玻恩总是镇定自若、温文尔雅，他酷爱音乐，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与妻子弹奏双人钢琴曲。他是最谦恭的学者，直到1954年，他才被授予诺贝尔奖。

玻恩是一位做实事的实干家，不喜欢说空话和大话，也从不以天才和权威自居。玻恩曾自谦地说：

……经历教育了我，不要把自己看成像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狄拉克那样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如果现在（1961年）举世公认我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我的好运气，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有许多最基本的成果明摆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做，也因为我勤奋地去从事了这些工作，还因为我的年岁够大了。

德国物理学家玻恩

这段话里最关键的意思是不要目空一切，而要踏实勤奋地去做。但是玻恩的谦恭，也使他受到了伤害。1932年海森伯因为建立了量子力学的“矩阵表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矩阵力学的建立，玻恩从始至终都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是由于玻恩过分谦恭，总是把年轻的海森伯推到前面，结果海森伯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而玻恩居然没有份儿！虽然玻恩被维纳称为世界上“最谦恭”的科学家，但这种不公正仍然深深地伤害了玻恩。1961年他在《我的一生》中写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心中郁集多年的愤懑：

现代教科书毫无例外地写着海森伯矩阵，海森伯对易定律……事实上，海森伯那时是对矩阵懂得很少，而不得不学习它……

实际上对易定律完全是玻恩一人首先发现的，但是功劳却让海森伯一人独占，而且对易定律也一直被称为“海森伯对易定律”，这件事的确深深伤害了波恩。

不过，海森伯一人获得了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自己也很过意不去，觉得玻恩榜上无名是不公平的。他在1933年11月25日写给玻恩的信中说：

亲爱的玻恩先生：

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也没有感谢您对我的祝贺，部分原因在于我对您实在于心有愧。我一个人接受了诺贝尔奖金，而工作却是您、约当和我在哥廷根合作完成的，这件事使我深感抱憾，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信给您。当然，我很高兴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受到了尊重，我愉快地回忆起那段合作的美好时光。我还相信，所有善良的物理学家都知道您与约当对量子力学结构的贡献有多么巨大，而且这是不会为外界的错误决定所改变的。我只能再次感谢您，并且感到羞愧。

致以亲切问候！

你的W.海森伯　　　

1933年11月25日于苏黎世

玻恩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里仍然谦恭地写道：

这是虽然辛苦但是工作富有成效和充满欢快的时候，我们三人之间没有吵闹、没有猜疑、没有妒忌，读了我们文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海森伯的一封信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意味深长的是这封信的日期和地点：1933年11月25日于苏黎世。那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我作为难民正住在剑桥。海森伯不能从纳粹德国寄出他的感受信，不得不等他到了瑞士。

……

得到这个信件我很高兴，它既是海森伯的友情的表现，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合作的证词，这个工作使他单独获得了殊荣。

后来，玻恩终于在1954年因为对量子力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立即写信给他：“很高兴得知你获得了诺贝尔奖，为了你对量子理论的奠基性贡献。虽然它来得莫名其妙地迟。”

玻恩回信说：“我没有在1932年与海森伯一同接受诺贝尔奖，这件事在当时深深地伤害了我。”

玻恩（右）和他的学生韦斯科夫（左）、玛丽娅·戈佩特（中）在哥廷根街上骑自行车

实际上这种伤害之深，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以至于会觉得前面谦逊的话有一些言不由衷。钱德拉塞卡曾经亲眼目睹了一件事，他对为他写传记的瓦利说：

我批评的实际上绝不是那些获奖者，我只是批评诺贝尔奖造成的气氛和某些人追逐诺贝尔奖的方式，有些人都泯灭了自己的良心。例如，我记得在海森伯和狄拉克获奖的那年，海森伯正借“司各特讲座”的机会访问卡文迪什实验室。我坐在演讲厅的最后一排，玻恩坐在我旁边。演讲厅里坐得满满的，当卢瑟福、阿斯顿、查德威克、狄拉克、海森伯等杰出科学家步入时，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玻恩含着泪说：“我应当在那里，我应当在那里。”

我觉得诺贝尔奖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科学……

“Born to be hanged”

伽莫夫在他写的《伽莫夫自传》中写了一个关于波恩的小故事。

说起玻恩教授，我得在这儿先插入一段几年前发生的小故事。由于纳粹分子不断施加压力，玻恩被迫移居国外，他接受了剑桥大学的邀请。他刚一走出剑桥火车站，一幅巨大的标语跳入他的眼帘，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绞死玻恩”。（Born to be hanged）这使他心惊肉跳。在纳粹德国，他曾看到过许多类似的标语，那是针对各种反对纳粹的人写的。可是在这儿，在自由的英国竟然也看见这样的标语，而且还是指向他本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来车站迎接他的剑桥大学的人员使他很快安静下来，他们向他解释，这只是地方剧院即将上演的一出新剧的广告，“玻恩”在这儿只是动词“出生”（born）的过去分词。

如果“born”作动词的过去分词，那么“Born to be hanged”的意思就是“生来就是一个被绞死的人”。

玻恩真是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