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冯·卡门：“耳聋是一件幸事。”
西尔多·冯·卡门（1881—1963），匈牙利裔美国伟大的工程学家和物理学家。
美国工程学家冯·卡门
父亲说：“以后别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
在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对冯·卡门的一生有很重要的意义。
有一次冯·卡门的哥哥看见冯·卡门从屋里走过，立刻跑来把他拉到客厅中间。一到客厅，客人们就来逗冯·卡门，办法总是老一套。有个叔叔先让大家安静，随后大声说：“托多，用脑子算一算，744567×19765等于多少？”
托多是冯·卡门的昵称。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瞧着他，等待他说出答案。
母亲后来对冯·卡门说，那时他真像个登台的小演员，略一思索就能报出答案。有人用笔验算后，宣布答案完全正确。这种游戏往往要重复做好几次。冯·卡门后来说：“我也不清楚我是怎样把这些数字乘出来的。当我报出答数时，客人们总是十分惊讶，并且鼓掌大笑。不过父亲对此却不以为然。那天，他独自远远地站在一旁审视着我，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
客人离去后，父亲把冯·卡门叫进书房，轻轻地对他说：“托多，这种计算只能显显小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
其实，冯·卡门一点也不明白。这次谈话前不久，他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他问他书上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懂0怎么可以被0除。父亲解释说，“%”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冯·卡门想：“父亲并没有想让我真正明白。后来，我把书里的百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这可使他大吃一惊。”
冯·卡门以为父亲会很高兴，但他猜错了。几年以后他才知道，父亲对儿子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他认为儿子能够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儿子将来变成—个畸形发展的人。在他的干预下，冯·卡门在一段时间里和数学科目“断绝来往”，一直到十几岁才重新开始学习数学。说来奇怪，成年后，冯·卡门能用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做加减运算，但乘法的心算却非要用匈牙利语不可，而且速度也慢多了。童年时代做心算游戏的那种非凡的能力，已经完全消失。
父亲让他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冯·卡门回想这事的时候，总对父亲感激不已。冯·卡门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精神，这跟父亲让他从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
冯·卡门常常心怀感激地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印象最深刻。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献身精神的学者，我永远忘不了他。”
冯·卡门父亲的教育方法，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育儿子的方法几乎一模一样。杨武之知道杨振宁数学很好，但是他没有在杨振宁读中学时蓄意拔高他的这种能力，反而在他初二暑假时，请人教儿子读《孟子》。
讲故事和“封嘴”的能手
冯·卡门对周围人们的生活细节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某人的结婚纪念日，有几个孩子，甚至连结婚礼服的款式都记得一清二楚。他一向是个好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从记忆中找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片断，让人们大吃一惊。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科学会议上，两个研究小组对某种现象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双方的见解分歧很大，争论激烈。虽然实验结果与两个小组的结论都相差甚远。但是，两个小组还是争论不休，都认为自己小组的解释与实验结果更接近。
冯·卡门见状就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可以吗？大家都表示欢迎，于是他就讲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两个美国大兵去逛罗马。在观赏古罗马圆形大竞技场时，一个大兵慷慨激昂地说：“德国人真是野蛮透顶！”
另一个大兵反驳：“竞技场不是德国人炸毁的，是我们美国空军先把它毁了。”
两个大兵使劲抬杠，接下来又打赌。为了分出胜负，他们就去问一个过路的意大利人。那过路人答道：“我也说不准竞技场损坏的确切时间，不过，它肯定在1000年以前就已经毁了。”
听到这话，认为是美国炸的那个大兵得意洋洋地转过身来对他的伙伴说：“瞧！我赢了，我说的时间比较接近。”
冯·卡门跟别人争辩起来还是个“封嘴”能手。他常常运用这一招使对方哑口无言。早在他执教德国亚琛时，有个小工具厂老板来向他求教。厂里有台机床，一开动就剧烈振动，谁也查不出毛病何在。因此，老板想请这位杰出的教授先生来“诊治”一下。
冯·卡门到那里只花了几分钟，就找出症结所在——齿轮安装错位。他建议把一只齿轮转过90°重新安装。这么一来，振动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当时老板欣喜异常，可是，过了几天他又来找冯·卡门了。这回是为了冯·卡门开的账单。他嘟囔道：“就把一只齿轮转了90°，怎么能要那么多钱？”“好吧”，冯·卡门回答说，“你把那只齿轮再转回去，我就把账单撕掉”。
有一次，一个美国教授到德国亚琛来看冯·卡门。冯·卡门陪他参观了旧城区，又带他到哥廷根去逛了一圈。后来这位美国教授谈到此行观感时说：“现在我才搞清楚为什么欧洲人头脑那样狭隘。一个人生活在这么狭窄的街道里，不可能有远见卓识。”
碰巧这位美国教授是衣阿华大学的教授，于是冯·卡门忍不住说道：“您的看法也许有道理。衣阿华州有大片空旷的土地，要是您坚信地理环境能解释人的思想，那么，大片空旷土地也能说明某些美国人的智力特点了。”
耳聋是一件幸事
冯·卡门传记的作者爱特生走进冯·卡门的居室，他感到非常惊奇。那房间简直就是一间博物陈列室。东方家具，各种艺术品同一只1954年的英特兄弟奖杯及多幅海、空军将领的画像极不协调地放在一起；此外，还显赫地陈列着一排世界各高等学府的名誉学位证书。他经常悠然自得地在这些杂乱无章的陈设中一边踱步，一边与川流不息的客人们谈笑风生。
爱特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他逐渐了解的。他们的谈话常常被纽约、华盛顿或巴黎来的长途电话和一些大人物的来访所打断。
这类活动让冯·卡门应接不暇。爱特生很快就发现他确实也乐于应酬。他谈吐诙谐，但决非庸俗地插科打诨，而是言辞风雅，天生健谈，是一个诚恳好客的东道主。他的匈牙利腔调英语带有一种神秘色彩，这使他的谈吐更富有吸引力。冯·卡门的乡音很浓，美国航空和航天局前副局长德莱顿博士开玩笑说，他说话的腔调恐怕是因“交际需要”故意装出来的。
冯·卡门讲起话来声调动人，手势传神，可使每个听讲的人聚精会神。他还知道如何产生持久的效果。他随身带着袖珍助听器，当他对谈话内容感到厌倦时，就会把助听器偷偷关掉。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他年轻就耳聋，他觉得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耳聋能让他思想集中。
冯·卡门很爱听别人谈论风流韵事。他自己在很多场合也津津乐道这类事情，甚至能使一些严肃古板的人都忍俊不禁。因此，一谈起冯·卡门，人们就会联想到他的那些特色：滔滔不绝的幽默、助听器、匈牙利腔调和古典的手势。
豁达大度和爱虚荣
冯·卡门早年在德国亚琛的几位老同事回忆说，那时，他还是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他上课时外衣上总粘有粉笔灰，裤子也不挺括，衣袋里还常常露出半张皱巴巴的报纸；他跟所有的欧洲大学教授差不多，对日常琐事漠不关心，常常神情恍惚，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数学世界里，还经常因为半路上停下来运算某个数学问题耽误了上课。为了克服这种拖拉习惯，他曾经雇过一名校工，专门在上课前提醒他。
冯·卡门希望学生尊敬他。由于他态度温和，有些学生就误认为对他可以随随便便。对这类学生他颇有一些巧妙的训斥方法。一次，有个学生上课时在课桌上摊开报纸看，一连数日，天天如此。对这种行为他愈来愈反感，后来他忍无可忍，就喊校工端一杯咖啡放在那个无礼的学生面前，结果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此以后，那个学生上课再也不敢看报了。
爱虚荣是大人物的通病，也是个缺点。不过这个缺点并不让人讨厌，是可以谅解的，因为这跟妄自尊大毕竟是两码事。冯·卡门像演员一样，对满堂喝彩特别陶醉。到了晚年，他还是要求从前的学生和同事对他毕恭毕敬。得不到恭维时，他很容易激动，要不就陷入沉思之中。
有一次，他到旧金山出席一个会议。与会的是许多年轻工程师，而且都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他只认识一个发言者。因此没有人对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冯·卡门不由得伤感起来。为了不使自己的忧郁情绪感染别人，他几乎一言不发。但是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心情沮丧。不一会，他就退场了。这时候，他内心非常孤寂。
“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
1963年2月18日上午，白宫玫瑰园里宾客云集。当代世界航空学界泰斗西尔多·冯·卡门站在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中间，等待接受一项美国科学家从来没有获得的殊荣——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在几十位候选者中，81岁高龄的冯·卡门以他对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而胜出。
冯·卡门从肯尼迪总统手上接过勋章以后，转身向台阶走去。正要下台阶时，由于风湿引起的骨关节疼痛使他一时难忍，只好停了下来。这时，肯尼迪总统迅速赶过去一把将他扶住。
冯·卡门抬起头来朝这位年轻的总统看看，然后把扶他的手轻轻推开。
“总统先生”，他微微一笑说，“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只有向上爬的时候才需要别人拉一把。”
这件轶事正是冯·卡门个性的典型表现。他身患重病时，却仍然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他不愿意在与人交往中出现沉默和僵持的气氛。
受勋后两个多月，冯·卡门离开了人世。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荣誉而心满意足。
1981年匈牙利为纪念冯·卡门诞生100周年发行的邮资明信片，上面有他的肖像、喷气式飞机和涡街。
纪念冯·卡门的邮资明信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