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挑刺”是件幸事

读书“挑刺”是件幸事

最近，邓伟志先生发表文章，说近十年来，在读书界有三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湖南的朱正，一个是上海的金文明，再一个就是深圳的余汝信。朱正对中国近现代文艺史，尤其是对文艺界1957年的反右斗争史了如指掌。近日，他又为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指谬，令人折服。金文明对古代史，尤其是对古代的文艺作品，滚瓜烂熟。他曾发表文章评“我”的书，肯定优点，指出缺点。余汝信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写作过程中，市委领导多次主持讨论。余汝信看后马上写文章批评“我”：“为尊者讳。”并指出“那领导就是陈丕显”。

“挑刺”，对作者，自是一件幸事，由此可以抛却谬误，捍卫真理，并举一反三，利于日后创作，而于读者，则更是一种大幸。否则，一看就信，岂能不误大事？“挑刺”，不仅仅止于对某个时间、地点的匡谬，有时更会涉及对一文一书其立意、结构、表达等方面的匡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挑刺”更是对读者负责，可谓善莫大焉。

目前，我国每年出书近22万种，其中新书13万种，市场可供应的图书已达40多万种，我国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出版大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出版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实力不强，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出版水平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突出反映在我们的出版物在反映人类创新成果的水平不高上。在这个以质量而非数量取胜的行业里，中国在许多方面面临着相当大的考验。比如，出版的新书总数继续增长，但销售册数下降，库存居高不下，据统计，目前我国图书总库存已达500亿。

是啊，出版界和作家群应当反省：作为创造文化、传承文明的文化群体，这些年我们究竟创作出版了多少受读者欢迎的好书，对启迪民众智慧、凝聚民族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上乘佳作？面对思想贫乏、粗制滥造、跟风炒作的各种垃圾图书，面对库存码洋的巨额增长和广大读者的冷淡反应，我们不感到汗颜和愧对国民大众吗？

暂且不说出版界，单就作家群而言，有些作家的责任心确乎不够。尤其是一个人人都能著书立说的时代，即使还是有很多人在以临事庄肃的态度写作，但是很少人好意思再说“虔诚”，有大定力坚持“独立”。难怪一些“兑水”作品俯首即是，而为了迎合世俗，包括个别名人名家亦耽于用文字营造精神鸦片。某电视主持人在一本书中说：“一位算命的看过我的手相说，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这句话我信，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则在书中谈到，他给别人写店铺的门匾，凡是字写得满意的，生意都非常好；凡是一拿到要写的店铺名感觉不好或那天字没有写好的，生意就潦倒。在一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不是致力于开启民智，提举人心，而是蒙蔽视听，蛊惑人心，这样的文字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自然，我们不能期盼所有的文章所有的书籍，都成为经典之作，这没必要，也不可能。但无论如何，对于作家，则必须担起自己的责任，在良知良能的涌动下，把最精美的东西奉献给我们的读者。做到精美，除了作家自己的努力之外，亦须借助外力，尤其要豁达雅量，接受读者的“挑刺”。“挑刺”，或许作者会生出尴尬，但只要正视之，则自能获益匪浅。邓伟志先生说得好：“有人说金文明是吹毛求疵。我认为，‘疵’在‘毛’之下，不‘吹毛’何以‘索疵’？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为我挑毛病，为文史类书籍‘校正’。不用说他的命中率很高，就是只中了百分之一，也够作者感谢的了。”作家们若能有邓伟志先生这般宽宏、这般识见，那么，随着“挑刺”的骤增，文质的提高必指日可待。

说到“挑刺”，不由得让人想起书籍中的序文。不知何故，序文中似乎很少有人给“挑刺”的，想想也是，作家们请名人、大家作序，本来就是要让人唱赞歌，并借此提高自我身价的，一给“挑刺”，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而作序者对此也是“心有灵犀”，进而顺手推舟卖人情的。这样的序文，到底是会误导读者的。反过来说，尔后在读者们的大呼上当里，是不是又会影响到作家和作序者们的声誉呢？

有人说，好书与坏书，恐怕难以找到一个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标准答案，毕竟这其中还存在着理念与立场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价值判断。其实，在一个书香社会里，读书是很少有禁区的，好书与坏书也是相伴相生的。在阅读速度赶不上出版速度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在鉴别中阅读，要知道鉴别的过程同时就是“挑刺”的过程。只是，真正的“挑刺”只属于那些爱读书、善读书，以及勇敢、坚韧、智慧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