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化对抗心理

上述已知，译者对原作造成某种程度的干预是缘于其文化身份、政治立场、宗教信仰以及道德场域等方面的认知局限。然而，人类对陌生事物的诧异与恐惧却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后天意识形态性教化助长了恐惧与抵牾。哈贝马斯也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会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扭曲、变形。毕竟，译者从来就不是一张白纸，他／她总会受到来自翻译以外的诸多因素的干扰。况且，翻译总归是为了某种意图。韦努蒂曾说，“任何翻译都基于某种意图，都隐含一个希望，即通过本土语言抄写、传达和认可舆论和外语文本”^[11]。潘维茨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中也说，我们的翻译，甚至是最优秀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开始……译者的错误在于，他维护了本族语言碰巧所处的状态，而不是让他的语言深受外国语言的影响，他只想维护自身语言的“纯洁”和“优越”而不图借助外语的力量深化和丰富自己的语言。王东风（2000）也曾犀利地指出，人类历史上，在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大国归化弱小国家的文化“就像归化亡国奴一样”。比如，古罗马帝国在军事占领古希腊之后，开始颠覆一向为其奉为至宝的希腊文化，把希腊文化作为“文学战利品”进行“宰割”，以此来炫耀罗马人“知识方面的成就”^[12]。此时罗马人的翻译已经成了“读来象其原文”，而不是“读来象原文”。这种强行归化目标语文化的语言帝国主义行径在人类的翻译史上并不鲜见。

交流本是文本翻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但交流从来就不是翻译行为的唯一目的，翻译“从来不以毫无争议的方式进行交流，译者总是弥合了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代之以另外一系列基本上属于本土化了的、得自接受语言和文化从而使外语可以被接受的差异，进而完成与外语文本的交流”^[13]。译本在被呈现到译语读者那里之前，早已被译者“字斟句酌”过了。所以，翻译总归不能做到原封原样，总免不了会有隔靴挠痒或阴错阳差的问题。正如雅克·勒塞所说，“语言是古代错误的仓库，潜在真理的宝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