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在传统翻译中的式微文化身份

我们仍以神话为例。西方对中国神话的译入始于明末清初，起初还没有相对独立的译本，已有的相关翻译内容，多存在于西方旧有的、零散的、夹杂在其他中国卷丛中的神话章节或片段里，其翻译目的主要是与西方基督教神学建立相似性联系。

20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很多中国神话译本，而本土神话则大都被归附于中国神话这个大的体系当中。以上党神话为例，她的区域性身份并未得到凸显，我们主要可以从卫礼贤（R.Wilhelm）的《中国神话故事集》（1914）、倭讷（E.T.C.Werner）的《中国神话和传说》（1922）、莫安仁（E.Morgan）的《淮南子》英译（1934）、翟林奈（L.Giles）的《中国神仙传选译》（1948）、白之（C.Birch）的《中国神话和神仙故事》（1961）、沃尔夫冈·明克（Wolfgang Munke）的《中国古典神话》（1976）等译著中获取有关上党神话的翻译。可以说，在中国神话翻译中，上党神话一直处于隐形与式微状态。

尽管这些译本广采博收，扩大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神话文化的视野，但也凸显了非母语译者不能避免的缺失。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对中国神话的整体视野，选材芜杂。比如，倭纳在其《中国神话与传说》一书中竟然加入了许多印度神话人物。二是文化解释混乱，一知半解，张冠李戴。例如，把“大禹治水”解释成中国洪水神话。三是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混淆不清，神话人物地域划分不明，产生时期交代不清。例如，西方有人把孟姜女当神话人物解释。四是以西方人的神话观搜寻中国的神话素材，选译的神话往往不是中国神话的典型，进而造成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神话与中国人自身心目中的母语神话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多次重版、影响广泛的倭纳英译本《中国神话和传说》（Myths ＆Legends of China，1922）在选材上主要取自西方已有的英译本《历代神仙通鉴》（Li tai shên bsien t’ung chien）、《封神演义》（Fêng shen yen i）、《神仙列传》（Shên bsien lieb chuan）和《搜神记》（Sou shên chi）^[7]四部译本，甚至都没有触及中国神话的“正源”文本——《山海经》《淮南子》等。五是只触及表层意义，不能理解内容的深层意义，文化身份传递失效等。这正像美国汉学家安妮·比勒尔（Anne Birrell）所指出的，外国学者翻译中国神话时，往往“把儒、释、道神话以及地方性英雄崇拜神话混在一起，使一般读者不知其区别；它们不是翻译，而是意释，且不指明其原始出处；更糟糕的是，它们往往从互相矛盾的文本选取片断，编织连缀，结果创造了新的神话”^[8]。以上可以看出，西方一开始对中国神话的整体概念认识是混乱而不清晰的，对上党地区这样的区域性神话的认知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