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理论

文化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科利尔（Collier，1996）。文化身份理论是关于跨文化交往中如何处理文化身份的理论。文化身份理论强调主观经验与个人对行为的阐释。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通过构成特性（由标志、解释和意义组成）和规范特性（由行为指向和行动能力组成）相互融合而得。该理论相信一条原则：开放心灵原理（Opening Soul Doctrine），表明人们留心自己的行为又能对此行为作出解释。文化身份理论的优点是它的启发价值与良好的有效性（即交际结果与交际行为判断的一致性）。

科利尔和托马斯（Thomas）针对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提出了这一解释性理论。该理论包括六个假设、五条规律和一个命题。科利尔（2005）详述了自从该理论产生以来，影响她思索文化身份问题的各种因素。在最新的理论版本中，她运用了批评理论的视角，但没有阐明理论命题。

1．文化身份理论有六条前提假设

第一，人们在话语中协商多元身份。在话语协商中，我们可以了解“你是谁”和“我是谁”。在话语交流中，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取向，造成了人们对于多元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身份显著度的不同理解，凸显了个人文化身份和群体文化身份的强度。通过人们的行为体现出不同范畴的文化身份，包括民族身份、种族身份、阶层身份、性别身份、宗教身份等。当人际交流的行为表明了群体成员身份，那文化身份也就随之实现了。

第二，跨文化交际是靠“作出推论的假设和承认不同的文化身份”来实现的。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是拥有多元文化身份的个体。每个个体的价值取向和目标需求各不相同，例如交际双方所属群体中的意识形态取向，双方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种族歧视的存在。因此，为了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必须采取“回避”的态度：回避种族差异，回避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假设“一致性”，从而承认对方的多元文化身份。

第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包括：在交际活动中保持意义连贯、遵守规则（即进行适当的传播）并得到正面的结果（即进行有效的交际）。

第四，跨文化交际能力还包括商定“交际双方共同的意义、规则体系并得到正面的结果”。

第五，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即让与交际者拥有共同符号意义系统和行为准则/规范的群体认可并接受他的身份）。多元文化身份对于跨文化交际者是个挑战。在交际的过程中，对于交际双方文化身份的准确界定将有助于实现成功的交际。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交际各方要拥有共同的符号系统。符号系统指交际的媒介：语言或非语言。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符号系统。因此，交际各方的符号意义系统要一致，才能实现有效地交际。

第六，文化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文化身份的概貌）、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和强度（如文化身份给对方的强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从个人角度讲，随着环境的变化，不同文化身份的显著度也有差异。文化身份的显著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同时也强调注重文化身份的多元化。

2．在六条假设的基础上，科利尔和托马斯（1988）提出了五条规律

第一，语篇中的规范与意义差异越明显，交际的跨文化程度越高。

第二，个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强，越容易发展与保持跨文化关系。

第三，语篇中文化身份差异越大，交际的跨文化程度越高。

第四，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一方给对方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对方自己认定的文化身份越契合，其跨文化交际能力越强。

第五，与文化身份相关的语言指称会系统地随着社会情境的各种要素，如参与者、情节模式和话题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科利尔和托马斯理论中的命题指出：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与其他身份相比时位置就越重要。

很多学者也把“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fication）译为“文化认同”，这是因为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所独有的，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与此同时，文化身份又具有结构主义的特征，即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可以将“身份”这一概念看作是一系列独有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看法。因此也可以说，“文化身份”也有着个体主观寻求深层“认同”的含义。科利尔和托马斯把有意识将自己归为某一类群体的行为描述为文化身份。实际上，从他们二人对“文化身份”的定义上也可看出其中的“认同”含义。

如上分析，文化身份不仅由交际者的交际管理、习俗和社会结构而形成，而且还积极参与交际惯例、习俗和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这是因为交际本身就是个体或群体进行自我定位、彼此沟通和争取相应权力与地位的工具。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作为群体或组织中的一员，常常会在复杂的语境中不得要领地处理着不同的交际关系并协商着各自的文化身份。此时，文化身份理论就可以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作用了。下面的案例就是文化身份理论的具体应用。

苏珊娜与马克是一对美国的异族通婚夫妇。苏珊娜的祖先来自苏格兰，她是位地道的白人女孩，而马克的祖先来自赞比亚，他是位地道的黑人小伙子。尽管美国的异族通婚夫妇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尽管二人当初结婚时遭到了苏珊娜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们仍然结为了夫妇。因为苏珊娜和马克都认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教育背景、相同的律师职业，种族差异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也与他们目前的生活无关，更不会影响到他们日后的关系。婚后，他们也生活美满。但是不久，始终坚持自己白人身份的苏珊娜开始抱怨丈夫马克在公司因为种族歧视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且一再强调不应该存在种族歧视。但与此同时，苏珊娜又对马克的黑人前女友乔伊耿耿于怀，她甚至不止一次的表示乔伊是个“不讨人喜欢、并且懒惰的女黑鬼”。

实际上，上述案例不仅反映了文化身份理论的实际应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影响文化身份问题的各种要素。

任何群体或组织的个体都具有多重身份，比如案例中的苏珊娜可以是白人女孩、苏格兰后裔、斯坦福毕业生、律师、牙医的女儿、家中的长女、合唱团的领唱、公牛队的粉丝。马克可以是美国黑人小伙、赞比亚后裔、伯克利毕业生、律师、家中的长子、校篮球队助理、小餐饮店老板的儿子、基督教的虔诚信徒等。

苏珊娜与马克起初交往时，彼此在话语交际协商过程中，不断地加强了对对方的了解，逐渐清楚了各自的多重文化身份。但是由于二人对多元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身份显著度的相似理解，而凸显出各自文化身份的强度的认同，他们认为在各自的多元身份中，种族问题不是文化身份的最强之处，相比较而言，兴趣爱好、教育背景和职业状况的强度更大些，因此二人决定结为夫妇，并且认为种族差异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二人恋爱直至结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交际双方往往为了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必须采取“回避”的态度：回避种族差异，回避意识形态的差异，假设“一致性”，从而承认对方的多元文化身份。

二人婚后的美满生活实质上既是一种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都具备了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即二人可以在生活中尽量地保持意义连贯、承担家庭责任并得到正面的结果（夫妻间进行良好的沟通）。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苏珊娜与马克能够考虑到双方的共同意义、规则体系（家庭责任和伦理道德等），因此可以得到令双方均满意的解决方法。婚后的美满生活证明了种族差异不是影响二人婚姻的障碍，因为他们对彼此文化身份的确认更多地考虑到双方共同符号意义系统、行为准则规范和群体认可并接受他们各自的身份（即相同的兴趣爱好、教育背景和职业状况）。

文化身份也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具体说来，会有三大因素影响着文化身份的变化，即文化身份的广度、显著度和强度。苏珊娜抱怨丈夫马克在公司因为种族歧视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是因为她意识到马克的黑人身份的显著度和强度增加，可能会影响到她的生活质量，或者对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潜在威胁；事实上她潜意识里不喜欢谈及丈夫作为黑人的文化身份，因此在行动上会一再强调不应该存在种族歧视。她对待马克的黑人前女友乔伊的态度就刚好证实了这一点。苏珊娜始终明确坚持自己白人身份实质上是对自己身份定位的坚持，反映了她其实潜意识里还是认为相对于其他的身份，她个人的白人身份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影响文化身份的因素，很多学者怀疑文化身份的协商部分受到了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可以看作影响文化身份问题的重要因素。在某些公开的或者隐性的种族问题、阶级问题或者侵略问题上，文化身份的协商就会受到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制约。

在上述案例中，苏珊娜情感上的矛盾就反映了这一点。她对丈夫马克的爱与支持使得她积极反对种族歧视，但是她对丈夫马克的黑人前女友乔伊的嫉妒与不屑显示出她对黑人仍怀有较强的歧视。而且，从她对乔伊的态度，我们可以知道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很难根除，成为制约文化身份的有效协商的强大障碍，进一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

文化的衍生可表现为当地的风俗、习惯、规范、人情、思维等的总和。而文化身份可以是这些衍生物的某一“标签”，帮助其文化成员寻找到独特性与认同感。文化身份是某一群体的身份或一个文化成员的群体身份，是对于某一群体的归属感。它可能是官方认定或自我认定的，也可能来源于不同的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宗教、国际或地理区域等。这些身份把个人和文化群体同其他个人和文化群体相区分。

文化身份的确立有以下两大作用：其一是把文化身份看作一群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代码基础上产生的连续、稳定的意义架构；其二是在承认群体共性的基础上重视内在的差异性，将文化身份看作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意义建构。

文化身份理论就是讨论在跨文化交往中如何处理文化身份的理论。该理论指出个体的文化身份是通过构成特性和规范特性相互融合而得，而且强调主观经验与个人对行为的阐释。该理论着重表明人们留心自己的行为又能对此行为作出解释，是对于文化身份的解释性理论，它更加注重其实践意义。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指出了交际结果与交际行为判断的一致性。

该理论还介绍了科利尔（2005）对影响文化身份问题的各个因素的分析。科利尔指出文化身份的协商受到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还受到不同阶层关系的制约，尤其是涉及种族问题、阶级问题或侵略问题等。

自该理论提出后，其实际应用意义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同时也融合了其他相关理论的内容，使得其理论更容易被接受，使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与形成具有更强大的、更普遍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