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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的概念

时间:2022-03-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0.1 文化翻译的概念语言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文化传承的工具与手段;文化是人类一定群体的智慧和结晶,是语言的精髓和内涵,文化需要语言来承载,因此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这一定义本质上也是把文化翻译理解为翻译研究的一种视角。文化翻译最为关注的东西是文化差异,以及由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误解和误差。

10.1 文化翻译的概念

语言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文化传承的工具与手段;文化是人类一定群体的智慧和结晶,是语言的精髓和内涵,文化需要语言来承载,因此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然而,要在不同的群体间进行跨文化、跨语言交流,又离不开翻译的媒介作用,文化的输入和输出往往需要通过翻译的平台来完成。

最初,“文化翻译”是用来指文化的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是社会人类学的常用语,自20世纪50年代起成了描述社会人类学主要任务的代名词。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个词后来变成了人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有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shift”或“cultural turn”)的思想,9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90年代末文化研究又出现了翻译转向。这两种转向将文化与翻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下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界都把文化问题当做一个研究热点,因此,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也就成了翻译界炙手可热的一个研究课题。“文化翻译”的英文较常见的是“cultural translation”,也有人使用“cultranslation”(Halman,1978),这一术语成为了当今翻译界的常用术语,频频出现在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

在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中,文化翻译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奈达、纽马克等人提出的注重译入语语境和文化因素的观点。他们没有以文化的视野来关照整个翻译活动,但他们已经把文化作为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补充因素,是他们提出的“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和“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奈达和泰伯尔(Nida&Taber)根据他们翻译《圣经》的体会,将文化翻译理解为“把原文的内容或者原文中明白无误的语言信息进行调整后以符合译入语文化习惯的翻译”。(Nida&Taber,2001:201)从本质上讲,奈达、纽马克等人的翻译研究整体上还是属于语言学范式,他们没有以文化的视野观照整个翻译活动。其实,在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人们早已意识到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例如:“直译”、“意译”、“对等”、“形似”、“神似”、“化境”等主张,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了解决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所以,文化翻译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不但得益于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的发展,而且更得益于数千年来中外翻译家和译论家们对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朦胧和感性的认识。(段峰,2008:200)

然而,有关文化翻译的定义,至今尚不明确,存在许多种不同的定义。有人将其定义为一种视角,有人将其定义为一种方法,也有人将它看成是综合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和文化语言学来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种思路。例如:李建军(2010:11)就认为,“文化翻译是综合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和文化语言学来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种新视角。”谢建平(2001)从翻译研究理论角度认为:“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这一定义本质上也是把文化翻译理解为翻译研究的一种视角。孙艺风(2008)指出,文化翻译这一概念源自文化研究,它指在特定文化内进行的语言或其他方面的改造。文化翻译最为关注的东西是文化差异,以及由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误解和误差。

在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辞书《翻译学词典》中,当代英国译论家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Moira Cowie)对“文化翻译”作出如下定义:文化翻译指任何对语言和文化因素敏感的翻译。这种敏感性既包括了对原文中文化因素的转述,也包括了基于源语文化对译入语文化词语的解释。根据文化翻译理论,任何语言都包含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每一个文本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产生的;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由于文化不同而不同。总之,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活动,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目的理论”(Skopos Theory)、“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和“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等等,就是文化翻译的具体理论和方法。(Shuttleworth&Cowie,2004:35)

尽管不同的文化翻译定义都采取了文化视角,但人们对文化翻译这一概念的使用和理解却并不尽相同,且存在一定的混乱,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理解。例如:奈达等学者认为“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是指文化转换,即以译入语文化习惯的表达方式替换源语文化的表达方式。他颇具代表性和争议的定义是:“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译入语文化的标准而改变信息内容,而且/或者在译文中引入了原文语言表达中并未隐含的信息,这样的翻译就叫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Cultural translation:a translation in which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is changed to conformto the receptor culture in some way,and/or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introduced which is not linguistically implicit in the original;opposed to linguistic translation.)(Nida&Taber,2001:199)对于《圣经》翻译来讲,奈达此处所说的“文化翻译”的意义可能是负面的,是指对信息内容的更换,应该谨慎使用。他还说:“换言之,好的《圣经》翻译不应该是‘文化翻译’,而应该是‘语言翻译’。”(In other words,a good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must not be a“cultural translation.”Rather,it is a linguistic translation.)(奈达、泰伯尔,2001:13)王东风曾撰文从读者反应论角度批评奈达的文化翻译定义,认为这样的做法由于会抹杀形式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从翻译结果上看易导致客观上的文化蒙蔽。(王东风,2000a:216)它掩盖了原文的文化,是“文化误导”,不是文化翻译。谭载喜对奈达的文化翻译定义也同样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译者必须牢记,他的任务是进行语言翻译,而不是文化翻译”。(谭载喜,2004:210)

从翻译的对象即意义入手,刘宓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化翻译”就是指“文化意义的翻译”。他说:“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含蕴着文化信息的意义。”(刘宓庆,1999:83)在他看来,文化翻译可分为广义的文化翻译与狭义的文化翻译。宏观的即广义的文化翻译涵盖容载一切文化信息的意义转换,其中包括语法意义。狭义的文化翻译是译界议论得最多的,指文化矩阵中各层次反映在语言中的意义,集中于词汇、词组、句子、语段(句子的有组织集结)、风格和语言文化心理等层面中。他进一步指出:文化翻译研究必须围绕意义问题展开,而不能就事论事,固囿于文化问题来谈文化,或固囿于翻译问题来谈翻译。(刘宓庆,1999:84~85)

方梦之的观点较为综合,他主编的《译学辞典》对文化翻译有如下两条解释:一是强调视角问题,“着力于对文化内涵的准确转达,甚至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重新解释,即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忠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由这两种语言在内容表达上产生的细微差别”;二是提供了奈达对文化翻译的定义,并进行了解释,“文化翻译是指,当源语一词语无法直接译入译入语时所作的补充,这些补充可能是完全异于源语文化的东西,也可能是一些有关源语的背景材料”。(方梦之,2004:311)

王宁(2006:4~7)把“翻译的文化再建构”作为“文化翻译”的替换表达,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应“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他所说的“文化翻译”是“阐释性的”,是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王宁,2006:13),视“翻译的文化再建构”为“文化翻译”的同义词。王宁这里所指的文化并非是具体的文化因素,而是指整个文化系统,是通过翻译使该系统中的各个层面被另一个文化了解的过程,因而文化翻译在这里更倾向于用一个视角,以及按照这个视角得出的处理问题的原则。文化翻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差异,以及由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误解和误差。无论是文化层面的对话还是对抗,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势必扩大到文化领域,成为文化的信息载体。通过文化的交往和对话,能够获取丰富的异域文化意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决定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文化翻译的性质、过程、规律等相关方面,可以更好地揭示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化语言学为文化翻译提供了具体的认识和操作层面。以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1995)为例,从观念论、行为论和影响论三个方面对文化翻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试图构架文化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其中,观念论属于语言的文化心理认知的问题,行为论属于语言层面的文化意义翻译问题,而影响论则属于文化翻译中的跨文化交流的问题。王秉钦将文化翻译行为的操作层面又细分为词的社会文化意义、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翻译中的“文化的痛苦”(即不可译性)、人名文化、地名文化、菜名文化,以及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差异与翻译。(王秉钦,1995:2~3)

蔡平(2005)总结人们对“文化翻译”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八种:1)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2)有关文化内容/因素的翻译;3)一种翻译方法,把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4)一种翻译方法,把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保留到另外一种语言中;5)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6)文化与翻译;7)文化的翻译;8)从事有关文化内容翻译的人。同时,他认为把“文化翻译”定义为“原文中特有文化内容/因素的翻译”,这样的定义人们会觉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蔡平,2005)

综上所述,尽管有关“文化翻译”的含义的理解和使用尚不明确和统一,甚至还存在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几乎所有文化翻译的定义都围绕文化因素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展开的。我们基本上认同魏瑾关于文化翻译的定义,即“文化翻译既包括研究视角,即指在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又包括翻译内容,即指翻译中文化信息或意义的传递”。(魏瑾,2009:11)这一定义指明了从文化理论的高度来研究具体的文化翻译实践的线路,较符合目前国内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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