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的策略

10.2　文化翻译的策略

10.2.1　翻译策略的概念

翻译策略是一个与翻译实务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每个翻译工作者与翻译研究者都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根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的定义，所谓“策略”，是指“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据此推演，所谓“翻译策略”可界定为:根据所涉及语言文化的诸多因素及要求而制定的翻译行动方针和翻译方式。具体而言，翻译策略主要涉及三个基本任务:一是明确翻译目的，解决为什么而译、为谁而译的问题;二是确定所译文本，解决翻译什么、为什么要翻译这个文本的问题;三是制定操作方式，解决怎么译、为什么要这么译的问题。翻译策略是理论与实践产生联系的重要媒介，它是使理论的指导意义落到实处的准备阶段，也是使实践不致失去理论指导的先行阶段。策略具有明显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对象性、针对性和预测性，它侧重于规律的判断，着重理论分析和归纳性理据分析，同时又鲜明地指向实践。因此，这种分析旨在获得准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操作纲领而不是具体的操作方法。

不同流派的翻译理论用于研究翻译策略的术语不尽相同，诺德(Nord)从翻译的目的(skopos)和文本功能的角度总结出翻译的两大基本策略:“纪实性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性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Nord，1991)。关联翻译理论代表人物Gutt提出了“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和“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这两种翻译策略。当译文保留原文中所有的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 clue)，以求保留原文的风格时，就是“直接翻译”。反之，当译文只求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保留原文的基本意义，对原文的表现形式作较大的改动时，这种翻译就是“间接翻译”。(Gutt，2004)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译者可分为“忠实型”或“保守型”译者(faithful or conservative translator)和“灵活型译者”(spirited translator)(Lefevere，1992b)等等。

翻译策略是译者为达到或完成其整体目标而选择的一整套最佳翻译方式。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十分复杂，但主要还是包括语言、文化、翻译目的、文本功能等问题，同时也会涉及文化帝国主义、语言霸权的内容。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过程就是一个跨文化信息传递，重现源语文化的文化移植过程。由于英汉两种文化中的人们在地理位置、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而且英汉两种语言也属于不同的语系，所以，英汉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正是这种差别给翻译带来了困难。因此，在翻译策略选择上文化因素往往是译者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

由于语言本身的特点、文化因素的多面性、翻译目的的复杂性和翻译“形势发展”的多变性，因此在理论上，翻译策略的采用是没有统一固定模式的。实际上，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更涉及文化帝国、语言霸权的内容。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虽然译者可以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自古以来的种种翻译策略可以大致分归为两大类:一类为“归化式”翻译策略;另一类为“异化式”翻译策略。(Baker，2004:240)前者的目的在于“征服”源语文化，试图从内容到形式将源语文本“完全本土化”，使目标文本读起来像译入语中的原创作品一样;而后者则相反，其目的在于“译介”源语文化，试图从内容到形式将源文本“原封不动”地搬入译入语，使目标文本读起来像源语作品一样。从方便讨论的角度讲，我们赞同这种分类。

10.2.2　归化与异化

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是对两种翻译策略的称谓。关于归化与异化的概念自翻译活动出现就一直存在。中国译论对从支谦的“文质”之争、玄奘的“求真”与“喻俗”、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不顺”、赵景深的“宁顺不信”、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到当代许渊冲的“语言竞赛论”等讨论中，可以窥见异化和归化策略的概念的存在。在西方，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远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Cicero、Horace和St Jerome等人所论及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译，即直译的雏形)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意译)。“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奈达，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Even－Zohar，而将这一对概念引入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韦努蒂。”(王东风，2002b)随着20世纪末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自此，归化与异化之争开始浮出水面，并正式取代了直译与意译之争而逐步成为了当今翻译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在当今的翻译研究领域首先将归化和异化这两个词作为翻译策略术语使用的是韦努蒂(Venuti)。按照Schuttleworth和Cowie编写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所给出的定义，归化是指译者在翻译时采用透明、流畅风格的译文以尽可能减少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本的生疏感的翻译策略;异化则指译者在翻译时故意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某些异质性(foreignness)，以此打破译入语的种种规范的翻译策略。(Shuttleworth＆Cowie，2004:43～44，59)这两种翻译策略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二者的倾向性明显不同，前者倾向于文化和原文作者(SL culture or author oriented)，后者则倾向于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TL culture or reader oriented)。

韦努蒂的这两类翻译策略源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于1813年所写的《论翻译的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一文。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的途径有两种: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Schleiermacher，2004:149)前者是“顺从作者”的方法，可称之为“异化”(alienating)法，后者则是“顺从读者”的方法，可称之为“顺化”(naturalizing)法。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概念其实就是来源于这一观点。

与施莱尔马赫不同，韦努蒂的归化定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观，他认为归化式流畅的翻译掩盖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将主流文化价值强加给原作，使译作读起来不像译作，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行为。韦努蒂对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的定义是:“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有意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典律(canon)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Venuti，2004: 240)

作为一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创导者，韦努蒂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批评了以往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的倾向，并提出了解构主义思想来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本质上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韦努蒂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而是要表达这种差异。因此，他对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4:240)

尽管人们对归化与异化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不尽完全一致，但可以概括地讲，归化翻译指的是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即采用译入语文化所认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使译文流畅、通顺，以更适合译入语读者。异化翻译则指的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即努力做到尽可能保持原作的风味，使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得以存续，为了使译入语读者能够领略到“原汁原味”而不惜采用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在文化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都有着各自的价值和用途，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翻译目的、文化态度和其他因素。

关于直译、意译的概念，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指出:“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朱光潜，1984:362)许渊冲(1984:51)认为“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的翻译方法”。孙迎春(1999:316)认为“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是保持原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意译是当原文的思想内容与译文的表达形式有矛盾不宜采用直译法处理时，就应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意译要求译文能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但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综合而言，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修辞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符合译入语表达规范。由于直译对译文在译入语方面作了必要的调整，不太拘泥于原文的词句结构，不是逐字逐句对照，但文字通顺，读者能看懂。而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意译不注意原作语言形式，包括句法结构、用词、修辞手段。但意译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内容随意删改或增减。

作为翻译研究中两个二元对立的重要概念，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是两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术语。归化和异化可看做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这两对概念都有相互重叠的方面，如归化和意译都要求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源语的语法和表达规范。但归化和异化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强调跨文化交际的问题，而直译和意译则侧重于语言层面的问题。(朱安博，2009:12～13)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直译、意译是针对两种语言的不同结构和特点提出来的，讨论的重点是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属于语言层次的讨论。而异化、归化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也表现在文化内容的层面上;异化、归化将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诗学和社会政治层面。其次，直译、意译在本质上是翻译的方法或技巧，而异化、归化则是翻译策略;如果说直译、意译讨论问题的角度较小的话，异化、归化则从更加宏大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后者指导前者。换句话说，人们在讨论直译与意译时，往往仅涉及方法论问题，而在论及异化与归化时，则常常赋予这对概念较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郭建中，2004: 209～210)最后，既然直译、意译主要从语言层次这一平面上来讨论问题，那么它们之间的对立性、排斥性便更加明显。异化、归化从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两个层面上来考察问题，可以兼容并存于同一次翻译行为之中，因此，异化和归化除了排斥性和对立性之外，更有兼容性和并存性的一面。(张智中，2005)因此，可以说，直译就是在语言层面上向作者靠拢的异化翻译，意译就是在语言层面上向读者靠拢的归化翻译。此外，在翻译研究中，直译、意译作为两种翻译方法，是传统译论中长期争论的话题;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只是在近些年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在翻译中归化还是异化，是由文化形态的重构来决定的，翻译在这一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体现;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确定。”(Baker，2004:243)

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异化与归化的交锋和对话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翻译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一般认为，在当代国际翻译界，归化派领袖人物应该是奈达，他的归化翻译理论是建立在宗教传教文化理念上的，其归化翻译理想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异化派的领军人物非劳伦斯·韦努蒂莫属。

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5)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示自己倾向于“异化”策略。他在考察了17世纪以来的英语翻译历史之后，发现“通顺”(fluent)的翻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德南姆(Sir John Denham，1615—1669)、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到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1747—1814)，都主张翻译要力求通顺易懂，并把自己的这种主张贯彻在翻译实践当中。韦努蒂却认为，这种通顺的假象让读者看不到译者付出的劳动，译者变成了隐形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在他看来，这种“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正是译者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尴尬处境。究其根源，这其实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西方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来选择和翻译外语文本的，其推崇的翻译策略正是所谓的“归化翻译”，即在外语文本上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同时抹杀其原有差异性，使之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从而达到完全同化的目的。韦努蒂将这种情形看做是文化上的殖民主义。他认为，若要打破这一失衡的现状，就应该有意识地以“异化”来进行对抗，也就是采取抑制译入语文化价值、凸显外国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说到底，异化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抵抗式”(resistant)翻译:即故意采取一种不流畅的(non－fluent)或陌生化的翻译风格，意在凸显源语文本的异质性，摆脱译入语文化从意识形态上对它的控制，从而显示译者的存在。因此，异化翻译在英语里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恋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段，有利于民主的地理政治关系。(Venuti，1995:20)

韦努蒂的异化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翻译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少翻译学者从异化论的角度出发，对翻译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直译、意译、对等、忠实等等，进行了重新审视，而业已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直译/意译”之争也因此重新浮出水面，并进而演化为一场关于异化和归化孰优孰劣的争论。

在中国翻译史上，异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人物应该是鲁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旧文化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鲁迅以睿智的眼光、独特的视角挖掘出传统翻译理论的新异之处，针对当时过于执迷于严复的“信、达、雅”以及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的翻译标准，指出“信”足可充当翻译标准。同时，鲁迅对“死译”、“歪译”、“胡译”和没有原则的“意译”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提出“异化”是译者选择的合理手段。他一生基本上就是根据自己的主张从事翻译实践的，他在“异化”移植外国语言文化方面起到了模范作用，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中国语言文化。

纵观国内外翻译理论家对归化与异化之争发表的看法，我们发现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翻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的选择问题。在我国，20世纪初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了洋化与归化之争。(屠岸，2002)但“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占上风，虽然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b)而到了当代，主张异化的观点似乎又在我国翻译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孙致礼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的主张。

实质上，异化和归化的争论是由于人们在两个方面认识上的混淆所致:一是把异化与归化完全对立;二是忽视异化与归化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虽然是翻译界在处理文化差异问题上所产生的两种对立的翻译策略，但实际上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其界限是模糊的，它是由极端归化到极端异化所构成的一个连续体。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那么，异化与归化仅只是一个度的区别。也就是说，异化策略范畴和归化策略范畴各自包含有一系列的次范畴，它们的边缘次范畴是相互重叠的。而且，异化与归化的程度变化以时间和社会的发展为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策略范畴下的非边缘次范畴有可能变成了归化策略范畴下的非边缘次范畴。此外，许多归化、异化之争是把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归化与异化混为一谈。语言层面的异化应考虑如何在保持源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归化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归化。而文化层面的异化与归化不考虑是否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只关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否被掩盖，译入语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否取代了源语的文化价值观。(魏瑾，2009:198～199)在处理直译、意译与归化、异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要运用辩证统一的观点。

归化和异化都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策略，其旨向是一种文化关怀，各有其长短、互为补充。归化的翻译以源语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有效交际与沟通为目标，充分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感受，用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来传递源语文本的信息，避免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所提出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或“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就体现了典型的“归化”思想。奈达主张，译文应该尽量使用符合译入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寻求与原文最为贴切的对等表达，同时，译文应力求行文自然，不露翻译腔。(Nida，2004:12～13)与归化翻译相比，异化的翻译则更注重体现源语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的特色和作者的独特表达方式，使得读者能够领会到原作的风貌，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可谓是“异化法”的典范。合理的异化具有多重积极意义。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它首先是尊重外国文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国外文化。随着各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也为异化翻译创造了客观条件，打开了读者的接受空间。事实上，异化翻译的被接受程度和文化交往的广度、深度是成正比的。其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异化翻译认识、理解和吸收外国文化，也将极大地丰富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内涵。

应该指出，“归化”策略更多考虑了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程度，因而译文往往使读者产生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降低了阅读翻译作品的难度，容易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然而，“归化”是把一种文化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悉的内容，往往会牺牲原文负载的文化信息，失去通过语际翻译吸纳异质文化因素的机会。用“异化”策略翻译的作品，因为带有异国文化的不同表达方式，可能会使译入语读者产生陌生和突兀的感觉，但有利于两种异质文化和语言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促进它们之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好的翻译作品应是异化与归化完美的结合。朱桂成(2002)指出，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译文对于外国读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传达一些汉语的语言文化特色”。而“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回避自己的文化现状，夜郎自大，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地为了使自己的译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译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华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读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加重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污染，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适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朱桂成，2002)

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各国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文化间的融合日渐加深。因此，译者应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宏观的文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合理利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努力传达和吸收异域文化，弘扬和发展本土文化，促进不同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理解。

10.2.3　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现代汉语词典》(2005)将“方法”定义为:“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据此推演，“翻译方法”也就是要解决源语文本转换成译入语文本问题的门路和程序。翻译方法与翻译实务密切相关，与翻译策略紧密相连，所以在当今的许多翻译研究的论文、专著和教材中，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互相通用。其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它们互为关联而又互不相同，不可混淆。“翻译策略”是“翻译方法”的指导原则，后者是前者在操作方法、技巧上的具体体现，它比前者更为具体。与翻译策略一样，翻译方法也有多种多样，历史上人们常常按传统二元逻辑来加以区分，如: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字译与句译等，其中直译与意译这两种方法是在我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讨论得最多、争论得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争论，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技术层面上的优劣之辩，也有文化意义上的短长之较，甚至还有形而上的对翻译使命的不同思考，以及人们对翻译方法的不同认识。(姜倩、何刚强，2008:150)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领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二元方法论，如奈达(1964)提出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或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纽马克(1988)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与“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图里(1980;1995)的“适切的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与“可接受的翻译”(acceptable translation)、豪斯(1977)的“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与“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科勒(1989)的“语篇对等”(texual equivalence)和“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阿皮亚(Appiah，2000)的“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等等。

应该指出，虽然翻译方法上的二元对立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传统，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是翻译方法论的唯一传统。事实上，自古以来还有许多不以二元对立归类的、更加具体和微观的翻译操作方法和技巧。如我国佛经翻译传统中玄奘等人所提倡的“厥中”法，古罗马《圣经》翻译家哲罗姆所提倡的直译和意译的综合方法，17世纪英国翻译家德莱顿所提的“词译”、“释译”与“拟译”，19世纪德国文豪歌德所提的“词译”(“死译”)、“句译”(“直译”)与“改编”(“意译”)，当代英国译论家贝克(Mona Baker)的“语用翻译”(pragmatic translation)，以及当代德国译论家莱斯(Katharina Reiss)的“功能翻译”(functional translation)等等。据张美芳的统计(2005:202)，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翻译教材讲述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包括: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移法，增词法，减词法，重复法，省略法，正反、反正表达法，分句、合句法，被动语态的译法，名词从句的译法，定语从句的译法，状语从句的译法，长句的译法，数词、习语、拟声词、外来词语、特别语词的译法等。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也基本上沿用以上方法与技巧，或在此基础上有些改进，如增加变通和补偿手段: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概略化、释义、省略、重复、重构、移植等等。有的教材或翻译专著还用不同的术语指称相同的一些概念，如分切、转换、词性转换、语态转换、肯定与否定、阐释或注释、引申、替代、拆离、增补、省略、重复、重构、移植等等。

翻译实践表明，“词译”、“句译”也好，“直译”、“意译”也罢，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会各有优点、各有不足，很难一种译法一用到底。用现代翻译学的眼光看，翻译方法上既不应沿袭“词译”、“句译”或“直译”、“意译”的二元对立，也不应机械地坚持所谓“死译”、“直译”、“意译”的三元对应。翻译的策略和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恰当的做法是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的读者对象来制定“多元互补”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量体裁衣，灵活处理。(许钧、穆雷，2009:14)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翻译的客观实际要求，满足翻译的实际需要。

总之，在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问题上，应采取辩证的观点，需要考虑作者的意图、翻译的目的、文本的类型、译文的功能和读者对象等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深刻的跨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

本章小结

文化翻译是源自文化研究的一个概念，指在特定文化内进行的语言或其他方面的改造，其内容既包括翻译的跨文化视角，也涵盖文化信息或意义的转换与传递。文化翻译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提出要求，尤其表现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随着20世纪末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自此，归化与异化之争开始浮出水面，并正式取代了直译与意译之争而逐步成为了当今翻译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在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问题上，需要考虑作者的意图、翻译的目的、文本的类型、译文的功能和读者对象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