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心理

一、文化与心理

我们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难以回避这样一种疑惑：我心与他心如何沟通？在与内群体成员交流时，我们虽然也感觉到冲突与矛盾，但还能寄希望于群体内的文化规则以及群体内成员的思维相通性来加以解决。可是，在与有文化距离且文化距离比较大的外群体成员交流时，我们感受到了难以逾越的文化与心理鸿沟。从心理学层面讲，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1]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向来面对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越是对文化差异有深切的体验，就越能意识到思维、理解与感知的差异性与冲突性。也就是说，越是面对文化差异的人，就越能体会理解他人之心的艰难，爱德华·霍尔正是这样的人。其最深切的体验在于，“我们永远不能断言，自己传达给他人的信息完全清楚了然。今日世界的人们在相互交流时存在着严重的曲解。理解和洞见他人心理过程的工作比我们多少人愿意承认的困难得多，而且情况也严重得多”。^[2]基于此，他强调要学会理解交流的“不知不觉的”方面，因为文化所隐藏之物大大甚于所揭示之物。显然，这些“隐藏之物”就在人的心理层面。这样一来，他所揭示的作为文化隐藏之物的无声的语言——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等，无不蕴涵着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

然而，西方的普遍主义者却不以为意。传统心理学追求对心理现象的普遍描述，把文化至多看成是一般性的情境因素，习惯于从内部寻找行为的决定因素，或从直接的环境刺激来解释行为。从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如休谟、洛克等）到现代认知科学家，都认为人类所有的群体都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感知和推理，即每个人都具有同样基本的感知过程，即使是一个文化中的人与另一个文化中的人产生差异，也只是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世界的不同方面，或者他们被教授的知识不同，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过程和方式不同。^[3]这样，似乎一切可通过理性的方式、法律的方式和普遍价值的方式取得一致。可是，这种西方逻辑在跨文化交流中并不成功，美国人曾经按照理性的方式与希腊人谈判援助希腊的计划，但陷入僵局，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希腊人反感美国人的善言和直率，认为这是工于心计的表现；他们以科学的名义与埃及人讨论农田的未来收成，可那些阿拉伯人把预见未来的人看成是精神不正常的人。^[4]可见，并不存在普遍的理解方式，忽略文化差异，就难懂他人之心。

现代哲学虽然在思想层面为我们提供了认知他人之心的可能性，批判了他心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观，但如何认知他心依然是一个难题。古典精神分析主要着眼于探索人的机体内部的完整性及其关系和冲突，从内向外地研究人的心理结构以及人类社会的某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为认知他心提供了精神分析基础。然而，古典精神分析夸大潜意识的意义，认为人的真正的精神实质是潜意识，即被压抑的欲望、本能冲动及其替代物（如梦、癔症），这一方面摧毁了理性主义及其所追求的普遍性认识，另一方面，又使得认知他心必然进入另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即单面地满足对他者的生物性的想象，难以认识人格立体化的他者。可以想得到，当这样一个他者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意识到我们在理论上讲和他者一样被潜意识所覆盖的时候，进入跨文化传播过程的可能性也就很值得怀疑了。新精神分析后来开始着重于探索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冲突，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的重大影响。^[5]人类学家又借助精神分析的观点，把文化分为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前者是可见并能描述的文化；后者是难以察知的文化，是一种已潜入民族或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里的文化，一种“心中”的文化，一种已经与民族或个人行为模式浑成一体的“隐藏着的文化”。^[6]顺着这种思路，我们就可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感知文化语境、思维方式、文化映象与记忆、文化的非理性力量等方面，寻找我心与他心沟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