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社会的形式

既然革命的力量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是社会中的少数派，因此也就决定了他们在改变社会的方式上，与以前的无产阶级运动有着明显的差异。以前的运动可以依靠工人的人多势众，发动罢工，甚至是发动革命，但是目前仅凭新左派成员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发动革命，直接推翻现有政权的。马尔库塞对暴力和革命暴力作了区分。暴力是现有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使用的，“在机关和组织里，在劳动和业余时，在大街和公路上，在空气中，到处有暴力”。与此相对的是革命暴力，它是“群众或阶级的行动，他们能够推翻已有的制度，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能够终止现有政权的暴力。但马尔库塞同时又认为，在现有社会中使用革命暴力的条件并不存在，他认为暗杀并不是政治武器，因为它并不能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也无法改变人们的压抑状态。^[240]他批评有些人实行全面总罢工、抢占政府大楼、新闻中心和交通中心以及接收企业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肉体暴力行为的发生。他认为，群众组织、群众政党或者单纯的一群人向华盛顿进发，最终占领白宫和五角大楼、组织政府，这样的行为是十分疯狂的，由此他提出：“左派运动本身必须控制和约束这种暴力行为。为了那些不明确的、一般的、不能把握的目标而行动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很糟糕的，这些行动增加了左派运动反对者的数目”^[241]。

革命既然不是推翻现有的政权，那么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马尔库塞界定为启蒙，“一种教育的任务，发展一种政治意识的任务”，培养人们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的思考。^[242]既然是启蒙的任务，因此与传统的革命方式——暴力和战争有了明显的区别，现在的革命方式是教育。他说：“今天，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虚假民主的揭露是在政治上进行的对抗教育。”^[243]从教育的形式来说，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大学校园内，不能一味地采用讨论、讲授、学习等传统的教育形式，而应该从大学走出去，否则教育的作用是无效的。从教育的内容来看，应该包括灵与肉的教育，也应该包括理性与想象力的教育，更应该包括人们的知识和本能需求的教育。^[244]具体来说，知识分子是教育的发起者。他们在对社会的批判研究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然后把这种思想向青年人宣传，最后再由青年人扩展到工人阶级。

马尔库塞认为，在目前的新左派运动中由于知识分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现有的运动主要是一种智力运动，主要向人们宣扬思想，解放人们的意识。“解放要以激进的另一种意识（一种真正的对抗意识）为前提，因此这一运动的意识应该能够打破对消费社会的崇拜，必须要有一种知识和一种感性，而已有的秩序通过阶级教育的制度禁止大多数人民获得这种感性。”^[245]

马尔库塞指出了当前新左派的一些人在向人们宣传思想时的弊病，即当前的新左派运动成员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问题。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过于崇拜，不是根据时代的发展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需要任何变更。马尔库塞对此批评道：“如果人们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衡量马克思的概念，和不能从中为政治实践引出相应的结论，那么他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僵化为机械地反复使用的‘基本词汇’，僵化为一种僵死的和现实没有关系的言论。这只能使新左派更加脱离现实，而且严重地妨害了他们互相交流认识。”对马克思理论僵化的理解直接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导致了对马克思理论的教条化。“一种没有跟上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是很难指导想要废除资本主义的实践的。把马克思的理论简单化为固定的‘结构’，使理论与实际脱节，并赋予它一种抽象的、疏远的、‘科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很容易使它教条主义化。”^[246]

理论在面对现实时，既要注意自身理论的延续性，同时也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

辩证概念把握的是变化过程中的现实；这一过程对概念的规定本身就是必要的。因此古典帝国主义转变为新帝国主义就使古典的概念具有了新的内容，同时，十分明显的是新的形式是源自旧的形式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诸如“无产阶级”，“剥削”和“贫困化”等概念。谁用这些词汇向人们灌输，而不把它们翻译为当前的状况，那么他是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讲明白的。这些词汇至多只能充当识别秘密集团（和进步劳工党，托洛茨基学派等）的标志；此外，他们还能作为“老生常谈”，仅此而已。^[247]

由马尔库塞对新左派的批评可以看出，他否认了固守马克思理论的思想，将其斥为“老生常谈”；同时对抛开马克思的理论而说自己理论的人给予了否定，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新的形式是源自旧的形式的”。这就直接排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如进步劳工党和托洛茨基学派在新左派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同时也排斥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派。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到了合理的依据，把自己所经常谈到的一些概念归于马克思。而当人们批评他曲解了马克思的这些概念时，他又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为自己辩护。这无疑向人们表明，只有他的思想才能指导新左派运动。

新左派另一个弊病在于思想的不统一而引起的争端，由此导致了新左派内部的分裂。当现状的保卫者用统一的力量对付新左派时，新左派“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促进统一的目标。他们根据不同的造反和目标，战略和战术在行动”^[248]。这种分裂状态对于没有群众基础、力量非常弱小，而且遭受迫害的新左派来说，无疑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总之，知识分子要担负起解放思想的重任。而解放思想就要统一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新左派的各种力量。统一的思想既不是来自于固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派，更不是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而是来自于像马尔库塞这样的思想家的思想。

有了思想的领导者，还要有领导运动的骨干力量——干部。干部的培养来自于大学。这里所说的大学是指已有的大学，不是推倒现有的大学，另起炉灶。现有的大学具有两面性：既是培养反动干部之地，也是培养革命干部之地。“首先是为制度本身的需要：作为培养干部的地方；但同时又基于同样的原因：也作为培养未来的反对派干部的场所。”如何使大学生成为革命的干部，这就是当知识分子教育大学生时，“就需要指出实际的状况如何，和使文明成为今天所具有的样子和未来可能成为什么样子的能力是什么。这就是政治教育。因为历史实际上在重演；剥削和屈从的重演必须停止，而这要以认清这一重演是如何发生的，及其再生产的方式是什么为前提，也就是要批判地思考”^[249]。

为了扩大学生运动的基础，马尔库塞接受了杜契克穿越机构长征的理论。这一战略是“当人们在现有机构中工作时，做反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但并不是简单地‘从内部来钻孔’，而是‘跟着事情前进’，是学习，以及同时和别人一起工作时保持自己的批判意识”。那么向现有的机构学习什么呢？马尔库塞举例说，如怎样编制计算机程序，怎样读打孔卡片，怎样在各级学校里上课，怎样使用群众性宣传工具，怎样组织生产，怎样认识和避免有计划的损耗，以及一个设计师应如何工作等。现有机构长征的目标是建立相反的机构。机构长征解决了新左派运动中许多实际的问题，如缺乏资金和没有正常的渠道向人们传达先进的思想等。通过在现有机构中工作，既获得了所需的资金，利用现有的社会渠道宣传革命的思想，也可以利用合法的机构、合法的程序对现有的社会进行抗议，从而避免新左派孤立的状态。如他们可以在从反对战争、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合法”抗议中，从保卫公民权中，甚至从选举的“小小丑闻”中获得巨大的好处。^[250]

但是仅靠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最终还要发动工人的力量，使工人阶级变为革命的力量。马尔库塞从不认为学生群体自身会成为一支革命的力量，也不认为嬉皮士会成为无产阶级的继承人。学生对社会的反抗作用只是在为制度危机到来时爆发的革命作准备。他们是革命的核心，但只是拥有核心并不会带来一场革命。^[251]在马尔库塞看来，学生是革命运动的先行者，学生运动是革命的催化剂，对革命起着关键作用，但是革命的最终成功还需要工人阶级的加入。工人阶级依然是“革命的潜在的主体”，“其原因不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它是被剥削阶级，而且也因为这一阶级的需要和追求要求废除这种生产方式”。^[252]但在目前阶段让工人阶级掌权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是“潜在的革命主体”，还没有成为革命的一部分。这时候即使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有革命的需求，并愿意为之战斗时，革命的条件才具备。^[253]因此，按照马尔库塞的意思，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治前，“首先必须改造自己”。与此相应，他们组成的工会必须具有政治的意识。

如何改造呢？这就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马尔库塞认为，工人的自我改造必须以别人的教育为前提，因为他们在当前的社会中无法平等地获得知识和消息，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向他们传授知识、传递消息。马尔库塞说：

自我解放就是自我教育，但它是以受别人教育为前提的。在一个知识和消息的获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里，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已经受过教育的人有责任这样使用他们的知识：帮助别人实现和获得他们的能力。但在阶级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经过激进反对派的理论和实践的考验而形成的领导，要进行政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从而不可能使直接的需要和追求发展为对社会的激进改造，这一领导的职责是把直接的自发性变为有组织的自发性。^[254]

工人的自发性，需要有知识的人的启动，因为真理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只有靠知识分子的教育才能让他们认识到社会的弊端、人性的扭曲，才会具有自发性。

1968年，法国爆发了学生运动，警察查封了农泰尔（Nanterre）学院并与学生发生冲突，导致几百名学生受伤。马尔库塞对学生的反抗行动予以支持。这次运动不仅反对法国威权主义式的政体和大学的政治化，而且因为学生运动遭到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的批评，因此反抗运动也是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组织结构。同时这次运动也出现了马尔库塞乐于见到的局面：学生们开始走出校园，走到工人中间，寻求工人的同情和支持，使学生运动变成了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255]当有人批评目前的学生运动具有暴力倾向时，他认为，如果与国家发动的合法的侵略战争，如与越南战争等相比，他们的暴力是微不足道的。^[256]

这就是马尔库塞政治革命的总体设想。由知识分子培养学生作为革命的干部，这些学生或在学校里，或在现有机构里学习必备的知识。最后让这些有知识的人把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传递给工人阶级。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运动的力量是分散的，由点到面渐呈星火燎原之势。对于这种组织形式，他称为政治游击队，它是完全公开的、分散的，权力不是集中于中央，而是分散于各个灵活的和独立的小群体，这些群体分布在各个地方。^[257]至于为何采取该形式？当然首要的是便于完成启蒙的任务，每个分散的小群体都是宣传队，宣传革命思想。再者，传统的政党形式也已经过时，因为缺少政党基础，而且从现有的政党发展来看，集中权力的政党都已经成为议会民主制的一部分，已经不再是剧烈变革的工具。^[258]

马尔库塞认为，这种运动的形式，在面对强大的现有的国家机器时是非常有利的，它“不易为压迫机器所打散，而且保证了多方面分散的反同一化核心有较大的活动余地”。按照马尔库塞的想法，如果这种分散的运动在某一点上取得突破，就会使现有的国家机器失灵，这是因为现有的国家机器是一个整体：“制度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如此严密地结成为一个整体，以至于只要在关键地方有所突破，就能迅速导致整个机器的失灵”。运动发展到工人具有自发性的阶段时，这种突破就会出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教育、新闻和交通之中。这样，全社会就会发生变化，“内部的反同一化的过程就完全可能具有一种进一步反集中的、分散的和自发的性质，并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这一过程，或通过‘传染’扩展开去”。当然这时还要对官僚体制进行改变。“只有当对这些地方性的官能紊乱和骚扰从政治上加以引导和组织的时候，它们才能成为社会变化的核心。”在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中，马尔库塞提出基层地区自治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就地支持人民，并为改组生产和分配，交通和教育准备新的干部”。具体来说，由革命的人民在地方建立委员会，由他们对权力的转移实行真正的监督。^[259]

对于有关这样的革命何时能够成功，马尔库塞却表现出明显的审慎性。他认为，在目前缺少群众运动基础和左派势力弱小之时，左派必须学会强迫限制自己的激进性，而应该在教育上下功夫，这种教育所达到的成就在较长的时期之后才会出现效果，它需要几代甚至是一个多世纪的努力。马尔库塞说：“出路主要靠年轻一代，但他们不应该‘下马’，也不应该去适应，而应该去学习，应该学会失败后重新组织起来，和用新的感性去发展新的合理性，以经得住漫长教育过程的考验，而这正是向伟大的政治行动过渡的前提条件。因为下一次革命将是几代人的事业；‘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非常可能要延续一个多世纪。”^[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