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

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1]

(1993年9月)

今天我的讲话题目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在这个题目下，准备讲三个问题:一、中国的改革战略:成就和不足;二、为什么近来出现了新的经济不稳定;三、稳定经济的应急措施和根本出路。

一、中国的改革战略:由此取得的成就和造成的不足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大众传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评论忽高忽低，大起大落。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样样都不行，只要加上制裁措施，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但是中国并没有像这种观点所想的那样垮台，而是从1990年以后一天天地见好。1991年后发展得非常好。于是国际舆论又转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甚至很快就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1990年年末，一本权威性的政治经济杂志——英国的《经济学家》，发表过一篇长文，分析“亚洲四个新小虎”的兴起，它所说的“四个新小虎”除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外，还有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国的沿海地带。后来世界经济学界公认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中国高居第三名。这样一来，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便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开了不少学术讨论会议论这个问题。一种流行意见把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归因于中国改革采取了一种不同于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和“大爆炸”的“渐进改革战略”。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响应这种说法。例如，就有一种说法是:前一段的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是改革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所以，应当坚持“渐进的”或“新保守主义”的改革战略。直到现在我们有一些报刊还是认为中国改革搞得好，就是因为采取了渐进的办法;今后仍旧应当坚持这样的办法，慢慢来。

在我看来，把中国改革的优点归结为速度上的渐进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知道，东欧和独联体国家采取“休克疗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政权易手以后的事情。当时，经济完全陷于崩溃，因而不能不采取“休克疗法”这类激烈的措施，以便重组经济体系。虽然采用这种办法的功过究竟如何尚待历史发展作出最后的判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拿它来同中国197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改革作对比的。可以同中国改革作战略对比的，是东欧和苏联1989年以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改革。说到这些国家当时的改革，那么它们倒真的是“渐进”的。像最早开始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的改革莫不如此。他们改了一二十年，基本没有动摇旧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因为没有进行根本改革，国民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陷入了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崩溃。如果说他们的改革不成功是因为改革在速度上是渐进的，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渐进，显然不合逻辑。而且，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有些很成功的改革并不是进行得很慢的。比如我国农业中的经营单位由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转变为“包产到户”的家庭经营制度就是在1980年秋季到1982年秋季的两年时间内完成的。改革进行得相当快，恐怕不能说是渐进的。所以说渐进改革肯定比激进改革好，从我们的改革的历史事实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在最近几年的国际讨论会上，我对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提出过另外一种看法。我认为，作为中国的成功改革战略，其特点不在于“渐进”，而在于“从体制外开始”。这就是说，中国采取了一个不首先盯住国有部门这个旧体制的主干部分打攻坚战，而是避开锋芒，首先在“体制外”展开的改革战略。回顾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的改革，有一个基本的难点，就是无法在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维持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我们知道，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渡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中完成。可是由于人是天天要吃饭的，经济体系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在原有经济体系，特别是它的主干部分和领导力量即国有经济改造的过程中，它的运行不可能有效。这样一来，经济状况就趋于恶化，经济状况恶化反过来又不能支撑转轨的进行，于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陷于恶性循环之中，最后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崩溃。几乎进行改革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碰到了这个问题:当国有经济的改革迁延不决的时候，经济发生恶化，导致改革缺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东欧国家中，匈牙利算是改革进行得最好的国家。1968年开始改革，开头的一个阶段搞得似乎很不错，人们称赞卡达尔善于采取渐进的办法绕过国内外的阻力推进改革。可是正因为原有的经济体制没有根本突破，到1980年年初经济就出现了不稳定。搞了好几次“稳定经济”计划，越稳定越糟，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经济崩溃。从政治上来说，任何国家总是有反对力量的，经济情况坏时，反对力量就活跃，社会就不稳定，最后走向政治动乱。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虽有自己的特点，情况与匈牙利也大体类似。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也是从国有部门开始的。这类改革，例如有名的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开始的一两年“调动”了经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增产增收的效果，很快就推广到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60%、上缴利税70%，几乎囊括了全部大中型企业的6000多个国有企业。但是这些改革试点的效果缺乏持久性:一方面并没有形成经理人员有职有权，积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争取在竞争中取胜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在行政约束减弱后没有形成市场约束，出现了乱发奖金、乱上基建项目等问题。在1980年发生了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于是就发生一场争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仅仅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不行，必须进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变革，将它改造为商品经济。另一些理论家说，出现混乱的原因是你们主张削弱计划控制，强调了价值规律，所以，应该否定建立商品经济这样的口号，回到计划经济去。这个争论在经济学上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只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调节为辅”的口号的地位。既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有经济体制就不需要作大的变动。这样，在1981—1983年期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停顿了。这种情况和匈牙利70年代的情况相当类似:往前慢慢地走一步，出了问题再往后退一点，过两天再往前走一点。这种做法使匈牙利的经济渐渐陷入危机。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东方不亮西方亮。”当1980年国有经济的改革陷于困境、不知出路在哪里的时候，在国有经济以外的领域里找到了出路。首先的一个是农村改革。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善农村责任制的决定里，第一次正式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在这个决定作出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便基本上被“包产到户”这种新体制取代了。从此开始农村经济繁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城市的非国有经济也发展起来了，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国有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

以上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这个改革战略的第一个表现，即个人、集体、国家一起上，发展非国有经济。第二个表现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前面提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遇到一个基本困难，就是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体系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在它还没形成的时候，新体制就不能有效运转。针对这个困难，中国采取了一种很巧妙的办法，那就是对外开放，使部分国内经济跟很成熟的世界市场相对接。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国际市场的竞争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对接与外国实行优势互补、资源交流，较充裕的劳动力附在别人的资本和产品上出口，换回我们的短线资源，如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市场调节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个表现，是把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采取地区推进的办法，使市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沿海地区在改革和发展上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沿海地区过去是国防前哨，一般说来，国有经济比较薄弱。国有经济薄弱，就有比较大的余地来发展非国有经济。而且某些地方还有原来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底子，如江苏就在社队工业的底子上移花接木，发展起来。另外，沿海地带在对外开放上也有它的优势，和港澳地理上很接近，在外的华侨又多，这使他们同世界市场对接比较容易。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我们的改革试验基地。在这些地区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就使得这些先行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这样，就给我们的改革找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力量。

由于实行以上“体制外先行”的措施，改革14年来，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始终很快，达到每年9%左右，在世界上也是站在前列的，不像东欧。东欧改革开始的时候增长也快过几年，但不久就不行了，发生下行的波动，每况愈下，直到经济和政治崩溃。在改革中也翻筋斗，常常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支撑力量，波动就比较容易克服。1988年经济上的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相当严重的。从1988年9月发生抢购，如换算成年率，当月的通货膨胀率大概在80%左右，可是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到了1989年的9月，当月的零售物价环比指数(即9月对8月的物价指数)已经降到0。而且由于改革取得了成效，人们得到了实惠，所以，全国人民人心思改，走回头路的政治倾向也容易得到克服。特别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几个月间就汇成一个不可阻挡的改革热潮。

所以，从中国的历史看，我认为我们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是我们不胶着在国有经济的改革上，而在非国有部门另辟蹊径。国有经济效率不高，好像老牛拉破车。但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大拆大卸地改组搞国有经济，而是给破车加点润滑油，小修小补维持着。在它之外打造新车，新车可能是像乡镇企业这样的独轮车，也可能是合资企业那样的现代车辆。这些新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能把经济支撑住。有这样的支撑力量，就使改革变得不可逆转。

刚才我讲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改革战略的优点，它使中国的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一直采取这种战略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不同意有些经济学家的“坚持渐进改革”的主张。这是因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做法虽然在改革开始时有它的有利方面，但也有它消极的不利的方面。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不利的方面可能变成主要的方面。

这消极方面是什么呢?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要使整个经济体制转轨，如果国有经济部门不改，整个经济体系就很难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转起来。而且由于国有经济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中占统治地位，如果国有经济的改革不能取得突破，国有部门改革长期迁延不决，就造成双重体制并存，出现所谓“摩擦很大，漏洞很多”的状态。这会在经济生活中导致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很大，而且不时爆发。

通货膨胀的确切含义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大量货币追逐少量的商品。在双重体制经济效益不高的情况下，只要一提高增长速度，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是个铁的规律。原因是:一般说来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增加投入，另一个是提高效率。在双重体制并存、旧的体制已经被突破、新的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效率不可能有大的提高，要提高增长速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投入。而我们又没有多少闲置的资源可供投入:一方面，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量却不多，连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像煤炭，人均占有量也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更不要说别的东西了;另一方面，经过劳动加工的财富，即国民财富积累也很少，叫作“底子薄”。所以，要大量地增加资源投入，便不大可能。可是，货币投入却大量增加。例如上速度的时候要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增拨流动资金。由于投资效率不高，增拨量也很大。可是，这些票子出去以后，没有足够的对应资源，如钢材、水泥、木材和消费品等。大量的票子追逐少量的商品，结果物价总水平必然上涨。所以，每一次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几个月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世界银行在1991年有一个计算(当然这是一种估计)，认为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和效率状况下，不致引起通货膨胀的最高增长速度(即所谓潜在的增长速度)是每年增长8%，超过了这个速度，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从前几年的情况看，这一估算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够在国有经济这个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有所突破，那么这种通货膨胀波动就无法避免。

第二，腐败的蔓延。

从1978年以来，腐败现象猖獗已经出现过好几次高潮。第一次是70年代末期。那时的说法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即党政军干部利用取得经商的垄断权力寻求私人的好处。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以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官倒”为特征。第三次是这两年有些人靠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和倒卖国有土地发财。

前两次腐败活动猖獗的时候，社会上对于在我们的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严重腐败的现象有过热烈的讨论。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两种议论:一种是说，搞商品经济，一定会引导人们追求金钱，使各种腐败的现象蔓延开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这种丑恶现象存在，因此，决不可以搞商品经济，而应当回到计划经济去。第二种议论的理论的立脚点跟第一种是一样的，就是认为搞商品经济必然鼓励人人追求金钱，官员也是人，因而收贿赂、拿回扣等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既然不搞商品经济，不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经济就搞不好，出现腐败现象也只能看作为了现代化作出的必要的牺牲。就是自己不满意，也应该忍一忍。如果看不惯，多看看就看惯了。近来对腐败的议论又有兴起的势头。只不过现在保守思想的市场不大，因而面对群众对腐败的不满，流行的是后一种观点。例如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腐败经济”，“没有腐化，哪有现代化”，等等。

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因为它们的理论的立脚点不对。说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腐败，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情况看，也很难找到根据。当然，只要人有私心和贪欲，就会有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由实物经济变成货币经济，由于突破了实物数量的限制，的确会使人的贪欲扩大。但是，这种欲望能否成为现实，可并不一定。不说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拿战后我们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事情很清楚:不是那些引入了市场经济的国家，而是保留着较多过去的殖民地或者封建社会残余的国家更腐败。我们周边国家中腐败最突出的一个是菲律宾。菲律宾在战后是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也是最有希望很快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可是，它的反封建革命和市场化的进程很慢，土地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由于像马科斯一类官僚和他们的亲属可以运用自己的特权谋私，结果腐败盛行，弄得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相反，那些最快建立健全市场秩序的国家，腐败的程度也相对比较低。从历史上说，什么时代最腐败呢?一般说来是原始市场经济的时代，在西欧即所谓“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发育很差，二是行政干预很强烈。例如，在17、18世纪时的西欧，设立公司制企业要有皇家的特许。政府让你设立你才能设立，而不是像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那样，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注册设立公司。这样，建立公司就成为一种特权，有不少人，像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公司”都靠这种特权发财。又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采取包税制，把征税的权力一级一级包下去，直到承包商，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公平税负，而是腐败非常厉害。到19世纪市场秩序在西欧各国建立以后，情况就有了比较大的改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消除权力干预、建立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进程既可以比较快，也可以比较慢，因此，各个国家消除腐败、建立清明政府和健全市场秩序的进程也会有很大区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腐败是跟权力有关的，是由权力干预经济生活产生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对腐败蔓延的原因作一个科学的解释。“官倒”搞得这么严重，它的根源可以用现代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也就是“寻求租金的理论”来解释。租金(rent)这个词在经济学里原来用来指从土地等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加的生产要素得到的收入。租金是怎么来的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派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很接近的。按马克思的说法，地租的来源是垄断:绝对地租来源于土地所有权垄断，级差地租来源于土地的经营权垄断。在竞争性的市场里，超额利润不可能长期保持，因为某个行业赚钱多，大家都来干这个行业，它的利润就会降下来。可是，有垄断存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只许他干不许别人干，所以，超额利润就能长期保持。在土地经营上，因为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垄断，超额利润就得以保持，形成地租。在战后，有些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干预，如出口许可证，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干预，如美国的行政规制时，发现行政权力可以起同样的作用。权力可以造成一种垄断，能够创造出一部分租金。不过，地租是由经济权力造成的垄断产生的，而后一种租金却是由行政权力造成的垄断产生的。所以，可以用后一种“租金”来解释腐败的根源，指出腐败的本质是对这种租金的寻求，即“寻租”。根据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靠公共权力取得私人物质利益的行为称作“寻租行为”。权力既然可以给人以租金，于是，有些人就出钱寻求这个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送红包、给贿赂等都是。为寻租付出的代价叫作“寻租成本”。一位在世界银行当过副行长的经济学家A.克鲁格(Anne Krueger)1974年写过一篇很出名的文章叫《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她在文章里计算了土耳其和印度的寻租情况。当时这两个国家是有名的腐败国家。据克鲁格计算，土耳其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多，印度还要高一些。在1988年我担任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讨论中，多数人认为，用寻租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情况是很贴切的。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双轨并存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交易活动搅在一起，有很多能够靠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的漏洞。双轨并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突出表现是价格“双轨制”，各种商品都有两个价格，一个价格是市场价格，另一个价格是调拨价格。两种价格的差距很大。谁能够用低价搞到调拨物资，再用高价在市场上卖出，谁就肯定能赚大钱。后来发展到不需要买卖商品，只需要买卖权力的表征:批文、许可证、外汇额度……就能赚大钱。当时，每吨钢材调拨价800多元，市场价1800元，所以，买卖1吨的钢材就可以赚到1000多元，1吨钢材的批文可以卖几百元。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官倒横行，聚敛了大量财富，弄得民怨沸腾的原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官价和市场价靠拢了，才没有多少人去倒了。1988年中宣部有一位名叫胡和立的年轻同志算了一下:1987年和1988年商品的差价，加上汇率的差价和利率的差价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40%。当然，这个差价并不完全是到了私人的腰包里，因为，调拨的物资、许可证有的时候是公对公的。但是，它的数量是这样大，哪怕有一部分落到了私人腰包里，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大量寻租可能性的存在，对整个干部队伍起了腐化作用。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叫作“寻租成本”，也就是为了寻求权力作靠山付出的那些红包和贿赂等。根据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寻租成本的最高限就是租金总量。因为只要寻租成本小于租金总量，寻租者就有赚头。弄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们社会中某些难以理解的现象，也就很好解释了。例如，茅台酒还在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卖到好几百元一瓶。人们感到很奇怪，茅台酒虽然比较好喝，也不至于珍贵到那个程度。其实茅台酒在当时有一个特殊的使用价值，就是作寻租的敲门砖。哪怕拿两瓶茅台送礼，换到一吨钢材的批条，也是划得来的。既然租金的总量这么大，我们的干部队伍就处在糖衣炮弹的包围之中、轰击之下。我们应当承认，除了极少数绝对坚定的人，绝大多数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样就比较麻烦了。一方面，行政干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寻租者想用钱来换权，整个社会有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可以用来敲门。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蔓延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毛主席在“三反”、“五反”时说干部贪污腐败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我们在1956年就把资产阶级搞掉了。现在，糖衣炮弹不是资产阶级打来的，而是由于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轨不够快，由双轨制长期延续造成的。

第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水平差别扩大。

在采取“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战略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成分采取不同的政策，市场化的进度也不同，造成了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从地区差别看，那些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重工业基地曾经为工业化作出过很大贡献，可是这些往往是内地的基地的经济在萎缩。西、中、东部地区经济差距在拉大。最近几年工农收入水平的差距也有所扩大。在过去的体制下，工农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等价交换。在统购制度下，农民把自己生产的粮食、棉花用很低的价格卖给国家，使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前几年农产品价格逐渐提高，工农收入水平的差距也有所缩小。这样，国家就得到了积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价格放开，农民还是富不了。关键在哪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把农村中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来。但是，到底能够转出多少农村劳动力，决定于现代工商业的效率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能力。现代化过程开始的时候，靠的是农村的积累，即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拿出一部分投资在非农产业(工商业)，用来装备农民，使他们转到非农产业中去。但是，发展到后来，单靠农业的那点积累，大规模地转移就不行了，要靠工商业的积累。只有工业的效率高，这个转移的过程才能比较快地、持续地进行下去。由于我们大工业的效率始终没能提高，投资效率也很差，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就很差，现在在农村有大约一到两亿潜在失业者，而每个农民平均占有的资源量首先是土地量非常的少，不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就很难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由此，改革前期工农收入水平差距大为缩小，最近几年又重新扩大。这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改革战略的优点，同时又指出，不能长时期一直采取这样的改革战略，否则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那么，在过去的长时期中，是不是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呢?我想是的。不管自觉的程度有多大差别，不少领导人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我们采取上面说的改革战略实际上也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给整个经济体制的过渡找到一个支点。当这个支点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应当利用这个支点去改革国有经济，改革整个经济体系。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说得很清楚，改革正在进行战略转移:从以农村改革为重点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当我们有了非国有经济这个支点后，我们就要开始攻坚了，把国有经济这个经济的主体的部分改过来，让它也过渡到市场经济中去。

可惜的是，这个攻坚战进行得不顺利。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把价格放开，叫作“价格改革是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二是把国有企业搞活，叫作“增强企业的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到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就把1984年决定具体化了，指出我们要进行相互联系的3个方面的配套改革，这就是:(1)要实现政企分离，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3)要建立一个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七个五年计划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制定的，要求在1986年到1990年的“七五”期间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1986年国务院根据第七个五年计划的规定，拟定了在“七五”前期进行配套改革的方案。当时提出的配套改革，重点是5个方面:价格、税制、财政、金融、贸易。另外有若干个配套的方面，如计划、企业、社会保障等。这个方案在1986年8月得到中央的批准。可是，在同年的10月，因某种原因，领导上决定停止执行这个方案，转向以企业改革为主。先是搞股份制，后来是搞承包。到了1987年5月确定以企业承包为中心。1988年为了跟企业承包相配合，实行了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信贷也采取了切块包干的办法。同时，在有些中央部门采取了以行业、部门为单位的投入产出包干。总之，用全面包干取代了1984—1986年间设想的全面改革。这时的想法变成实现价格改革就要用10—15年时间，通过双轨制渐进过渡。其他改革跟它相适应，当然，也是用渐进的方法，例如各种承包制过渡。

实践证明，这种办法并不成功。到1988年5月，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于是，党中央领导人对长期用多种包干制逐渐过渡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认识到价格改革这个关还是非过不可的。6月初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闯关”的决定。大家知道，这次价格改革“闯关”由于当年8月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中止。于是有的人认为，这证明了价格改革是不能搞的，只能长时期地“渐进过渡”。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1988年的错误并不在于作出了在3年中基本实现价格改革的决定，而在于价格改革没有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在想很快地实现价格改革的同时，又采取了膨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但不去治理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相反却企图用财政大赤字、货币大发行去支撑虚热的高速度。放开价格和大量发行票子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触发通货膨胀。于是，在1988年秋季出现严重的挤兑银行存款和抢购风潮。

攻坚战虽然已经早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可能是因为不能坚持或配套政策设计不周，结果都没有干成。双重体制对峙胶着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蔓延激发了社会不稳定，最终导致了改革的重大挫折。

二、为什么近来出现了新的经济不稳定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改革和发展高潮。这个好的形势到来以后，中央作出了加快改革的决定。对于如何执行这个决定，经济学界有很多讨论。这次经济学界的讨论和1984年以后几次高潮到来时的情况有些不同。过去每次高潮到来的时候，经济学界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往往分为两派，对如何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提出不同的做法:一种观点是把建设和增长放在前头，主张改革可以渐进;另外一种观点是，速度上“悠”着点，先把改革搞上去，效率提高后持续高速度增长才有基础。也许是因为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次只有极个别的经济学家继续主张速度优先，而且为了高速度可以搞通货膨胀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当真正抓住机遇，把改革搞上去。改革有了突破，特别是国有部门的改革有了突破，才能够使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运转起来;市场经济制度初步运转起来以后，效率才能提高;效率提高以后，速度才能持续地保持;否则，靠大量投入支持高速度，上去了也会掉下来。

1992年3月中旬，首都经济学家就在蒋一苇同志主编的《改革》杂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就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讨论如何加快改革的问题，北京的主要的经济学家都发了言。我在会上的发言讲了四点意见。这个发言后来刊登在《改革》杂志和《经济研究》杂志上。其中的第四点意见就是讲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的。它指出，根据过去的教训，在新的高潮中，一定要正确地安排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先不要追求太高的速度，而要集中力量把改革搞上去;只有改革有了大的突破，提高了效率，高速度才能长期保持。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预先规定速度，不管是要把它抬高还是压低都是不科学的方法。增长速度高低是个结果，不是原因。速度当然越高越好，但是到底能搞多高，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可能，主要是取决于可以投入的资源的数量和效率的高低。

这篇讲话引用了中共中央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建议》提出的一条指导思想:从长远来看，改革是为了发展，但是，从近期来看，建设的安排，要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什么叫良好环境呢?《建议》说就是总供给、总需求比较协调的环境。所以，投资、消费都要悠着点。这样，增长速度在短时期内虽然不可能太高，但改革会有比较好的环境，有可能实现较大的突破。这样做从长期来看，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可以更快。所以，重提党代表会议关于“七五”的指导思想，是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真正抓住机遇，真正把改革搞上去，就能为比较快地实现现代化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我看来，中国人民具有勤俭的传统，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经济民族之一，过去搞得不理想主要是体制落后，只要我们有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肯定能长时期地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1992年初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有好的方面，也有差的方面。从好的方面看，由下而上的改革，地方政府、部门、企业、人民群众可以采取主动行动进行改革，是进行得相当好的。具体表现是:第一，非国有企业发展得非常快;第二，对外开放势头迅猛，引进外资的数量也是空前的;第三，经济体制的某些其他方面，例如价格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价格改革从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是我们改革中碰到的一个拦路虎。1986年底到1987年初，邓小平同志一再问当时国务院的负责同志，改革有没有一个规划，要过哪几关，斩哪几将。当时大家研究，许多人都认为，要搞商品经济，第一关无疑是价格关，因为，所谓市场制度也就是价格制度，没有一个正确的价格，市场配置资源就无从谈起。可是这一关很难过。所以，几次下决心要过，或者是事到临头决心动摇了，不敢过;或者是咬牙要过了，而配合的政策不对头，一出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想法:慢慢拖。总之是一直过不去。1988—1989年经济环境得到治理，具备了放开价格的条件，可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障碍，价格改革被一些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反对，也无法进行。在1990年，出现了市场疲软，物价不但不涨，还往下跌，这个时候本来是放开价格改革的极好时机，可是，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原因，丧失了这个时机。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于是，各地采取了主动的行动，你放一个，我放一个，真还解决了问题。比如粮食，1990—1991年经济学家作了很多呼吁，要求放开粮食价格，实际工作中，粮食调出的省和调入的省都主张要放。海南省和广东省都在1990年末宣布了1991年1月1日要放开，可是被领导上制止了。四川省想在1990年调整粮食价格，然后一步步放开，可是一登《内参》，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海南省后来做了些工作，在1991年4月份放开了，四川选了一个广汉市，把粮价放开了。这些动作是很小的了。到了1992年，多数地区粮价都放开了，没放开的，比如北京，也就不起作用。后来由中央作了个统一的决定，全国粮价也就全部放开了。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有这样巨大的推进，使得这两年我们的经济非常的活跃。世界银行和一些国际组织对1992年世界各国的经济表现作的评价，没有异议地承认中国第一。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需要由中央政府机构作出决定、制定规划和组织实施的改革却进行得很不理想。从1992年9月到最近，我在《改革》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注意由上而下的改革进行得非常不得力、停留在一般表态和一般口号上的情况。这造成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键部门的改革落后。

这里所说的关键部门，主要是三个:一是财税体系，二是金融体系，三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部门的改革，都是必须由中央政府机构采取措施才能进行。中央政府机关的改革行动不得力，就无法向前推进。

第一是财税体系。哪一个国家的预算制度，税法、税则、税率，都不可能由企业来规定，就是省、市、自治区政府也没有这个权力。所以，中央政府不采取行动，就只能保持现行体制。而我们现行的财税体制完全不能适应现有的市场发展程度，更不能适应全面的市场经济的运作。到现在为止，它基本上维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框架。财税体系的任务是为国防、司法、行政等公共服务组织资源。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有定价权，国有大中型企业有经营垄断权，所以，组织收入很容易。第一是将上游产品的价格，首先是农民生产的粮食的价格压得很低，积累部分跟着价格向下游转移，最后转到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和商业，然后通过国有企业的利税上缴到财政部。改革以后经济情况变化很大，国有工业只占工业产值的50%左右，国有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且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定价的垄断权。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预算收入减少，却要负担与过去差不多的支出，于是就入不敷出。所以，改革以来几乎年年赤字。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通过改革建立一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税制度。前几年没有这样做，只好在预算收支上打补丁。在支出上打补丁的办法是把应该由财政支出的部分开支，如行政开支、事业费开支从国家预算支出中甩出去，“给政策”，让这些行政单位、事业单位自行解决。这样，我们的行政机关甚至军队都要“创收”。创收不能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因为财政收支的本质是要分配一部分资源用于支撑公共服务，这个资源是一定要给的，不管用什么办法给。采用“自行创收”这种非规范办法弥补政府的开支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因为预算支出是有严格监督和纪律的，而行政机关都搞经营，实行支出自补，除了造成行政效率降低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腐败蔓延。特别是1992年以来，号召机关办“三产”，腐败就更加严重了。所以，不作财政体制的根本改革，而采取打补丁的办法不仅没有解决财政困难，反而使经济秩序混乱，财经纪律废弛，腐败行为猖獗。另外，只有创造国民生产总值1/3的国有部门要承担2/3的财政任务，负担沉重。

从收入方面打补丁的办法是增加名目繁多的捐税。其中有的是有名有姓的，如“能源交通基金”、“预算调节基金”;无名无姓的摊派就更多了。什么“人民城市人民建”，把城建项目摊派给各个企业去完成。农村基层政权没有财政收入来源，它可不就靠摊派嘛!这引发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规矩了，我们财政部门的同志、国税局的同志说，我们现在的税是“豆腐税”，意思是说税法税则的严肃性没有了，各级政府乱加税，乱减免，有路子的可以根本不缴什么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破坏平等竞争环境，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成分税赋不等，平等税赋、公平竞争的原则被破坏了。当然，这样一来，不仅收入没有显著增加，而且腐败现象丛生。

为了保财政收入，1988年又弄了另外一种非规范的办法叫“财政大包干”。在包干制度下，按照名义收入说倒是稳定了，可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的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而且，这是一种促使市场割据格局形成的办法。在1987年世界银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就指出过，中国财政大包干就是18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搞的包税制，它的结果就是市场封锁严重起来。财政大包干再加上政企不分，使得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假酒、假药、假货屡禁不止，很重要的原因是违法经营者的利益和当地政府的利益联系起来了。这样，就使得整个经济秩序发生了混乱。

从宏观经济的观点看，赤字财政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财政赤字有两个办法来弥补:一是借债，一是向中央银行透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预算法上有规定，所有的财政收支差额都要用国债来弥补。我们的赤字和外国的赤字口径不一样，我们的赤字是所谓“硬赤字”，即国内外债务弥补以后的赤字。弥补这种赤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银行要。向银行要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透支，就是由财政部长写个条给中央银行行长借钱。这是很明显地违反现代经济规则的。但不透支怎么来钱呢?后来渐渐地又出来一个新的办法，叫挂账，其实挂账也是一种透支，只不过亏损虽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不结账，在账上不表现出来，因此，不需要预算补贴。这个窟窿怎么补的呢?靠占用银行资金，所以，还是找银行要的。二者的差别只不过是明透支和暗透支之分。

那么，银行从哪里来钱弥补财政赤字呢?有一句老话叫作“财政出赤字，银行发票子”。也就是说运用政府的一种权力，即印钞票的权力来弥补财政赤字。钞票的发行实际上是一种税(“发行税”)，靠出一张纸币把老百姓财富借来用。虽然说是借，但票子发多了就买不到原来那么多东西了，所以，等于征税。赤字财政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会引导到通货膨胀上去。

第二，金融体系。

我们的银行体系到现在为止从内容上说基本上保持着计划经济下的银行体系，叫作单一银行体系，就是说，只有一个银行，它承担的是政府总出纳的职能。我们1984年的金融改革在形式上把这种体系打破了，改成了市场经济的银行体系。市场经济的银行体系是双层银行制:一层是作为国家货币当局的中央银行，它的基本职能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所谓宏观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总量。这个词现在搞乱了，好像什么事情重要就是宏观问题。不是的。经济学上讲的宏观是跟微观相对而言的。微观经济讲的是反映个别市场主体如个人、家庭、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变量，即个量，宏观讲的是反映整个国民经济总体运动的变量，即总量。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总量是货币总量，即全社会发了多少票子。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总量，一个叫财政收支总量，一个叫外汇收支总量。中央银行是国家的货币当局，它的任务基本上是一条:通过调节货币总量保证货币的稳定，也就是物价总水平稳定。它是个行政机关，它管着供应多少货币，实际上也管着征多少发行税。另外一层，是许许多多的商业化经营的银行或者简称商业银行，它们是经营货币资本的企业。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说在经济里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进行的。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在市场经济里，它的配置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配置的，银行是金融市场上的主要经营者。就像工商业买卖商品一样，商业银行也是企业。只不过它买进卖出的商品是货币、是资本。存款利息这是它的买进价，贷款利息是它的卖出价。它的利润就是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差减去经营费用和烂账损失。所以，经营得好利润就多;经营得差利润就少。通过市场配置资本的核心问题，是货币价格即利率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在1984年改革以后，单一银行制度变成两级银行制度;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为中央银行;建立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但是，这种变化基本上是形式上的，内容上没有变。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央银行不像中央银行，专业银行也不是企业。这样一来，金融体系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近年来提出过不少进一步改革的建议，但没有得到采纳。

中央银行不像中央银行，大致上有三个主要的表现:

第一，它缺乏独立负责稳定货币的能力，而它的全部工作是按政府的指示完成政府的目标。中央银行的目标是稳定货币，而政府的目标比较多，它的其他目标如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保证社会安定等本来不应当由中央银行去实现，但是在我们这里也要它负责，这样就影响到货币的稳定。比如说，怎样掌握货币供应量以便保证货币稳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靠专家研究才能预先作出准确的判断。而且货币过量发行在前，物价上涨在后，中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期，货币膨胀才会显现出来，因此，政治领导人往往把保证社会稳定、提高增长速度等近期目标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要求中央银行服从这类目标。其实这些问题应当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依靠市场机制加上政府的其他手段来解决。如果这一点不明确，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就会变成政府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最方便的工具。像1990年出现市场疲软，有一些企业发不出工资，停产，本来这个问题应该用推进改革、调整结构的办法去解决，但当时采取了要银行发放所谓“安定团结贷款”的办法维持本应停产、转产的国有企业，保证它们照样发工资奖金。这个办法虽然从短期看简便易行，但却造成1989年第四季度大量注入流动资金贷款，“启动”国有工业。后来说光启动生产不行，还要启动最终产品需求，就给商业贷款，让商业收购国有企业的产品，结果是企业继续生产不适销对路的产品，造成库存积压搬家，由工业企业转到商业企业。最后觉得还是不行，便增加投资。如此等等。总之，从1989年第四季度开始，采取了扩张性的信贷政策。1992年新的改革发展高潮兴起以后，某些政府部门在推进改革上无精打采，却希望靠提高增长速度，来表明自己是响应小平同志号召，紧跟党中央的，这个时候就要求银行大大地投资贷款，搞开发区，搞基本建设，门敞得很大。

第二，就是货币总量是由各级人民银行分级控制。一般说来，宏观经济参数处理的既然是国民经济的总量，就需要集中统一的管理。尤其是货币总量，决不可以切块管理。我跟前几届的党校学员说过，我很不理解前几年文件里说的两级宏观控制是怎么个意思。近2000年前有位罗马皇帝就讲过，货币是没有气味的，从公厕收的税并不因此就带有屎味。马克思引用过这句话。既然如此，分级控制就不好办了。因为钞票上面没有写是什么地方发的，也不能规定，只能到发行它的地方买东西，而我们一直实行各级中央银行分层控制，这就是说有两千几百个中心在控制货币总量，这几年人们观察到地方当局往往倾向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倾向于多发货币。有人说这是因为地方当局没有全局观念，既然是地方当局，它怎么能有全局的把握和全局观念呢?这不是一个觉悟问题，而完全是经济上的运作规律问题。一搞分层控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钱到地头死”，二是不要几天，各地就会搞“膨胀竞赛”。因为多发货币对局部有益，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后果却由整体承担，所以，分级控制的结果一定是造成互相攀比谁膨胀得更快，哪一个地方不这样做，它就会吃亏。

第三，中央银行省级以下单位采用金融企业的奖励制度，甚至自办企业，也促使它们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是个行政机关，是国家的货币当局，它不能够有赢利动机。可是我国的中央银行采取的分配制度和办附属企业的做法，都使它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夹杂了赢利动机。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省以下的中央银行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增加赢利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发行。另外一条，就是各级中央银行机构都建立了一些营利性的企业。1993年3月报上披露我国建立了四个大的证券公司，其中就有中央银行的投资。这在我们的报刊上是作为改革的措施宣传的，可是在外国却会当作丑闻。因为如果中央银行投资搞营利性的活动，它只要开动印刷机资金就能源源而来，这种“优势”是别的企业没有的。

由于中央银行不像中央银行，就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扩张，多发票子，引起通货膨胀。虽然票子发多了物价不一定马上上涨，但经过一段时滞以后总要上涨。在外国，货币过量供应到物价上涨的滞后期据说是18个月，中国因为处在经济货币化和信用深化的过程中，可能更长一些。例如1982年以后大量发行货币，因为经济货币化吸收了一部分货币，通货膨胀延迟到1985年才爆发。1989年第四季度以后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新的金融商品，吸收了一部分货币，没有马上表现为物价上涨。1992年我们请了一位有名的美国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来讲学，他就跟我们说过:“你们真是幸运，在货币化、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可以增发几千亿货币而不致出现物价上涨。但是，你们要注意珍惜利用这笔钱，而且要懂得，不能老这样发下去。货币超发积累到某一点可能突然爆发通货膨胀，到那时，原来积淀下来的货币都会出笼，所以，要紧密地观察，及时调整政策。”

第二个问题就是腐败的蔓延。因为发行货币实际上是一种征税的权力，如果它跟中央银行小金库的利益、中央银行工作人员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就不得了。

以上是讲中央银行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专业银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目前专业银行不像真正的银行?因为它的资金存贷不是通过存贷利率来调节，贷款与否、贷多贷少不是由这些银行自主决定，而基本上是通过行政办法分配的。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水平是根据市场原理决定的，由于在发展中国家资金是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物以稀为贵，利率应当是很高的，所以，台湾经济学家蒋硕杰指出，经验中的很重要的一条是在信贷自由化的条件下执行高利率政策。而我们现在信贷利率还是用的计划经济的老办法，把这种投入品的价格尽量压得很低。所以，我国的利率是很低的。改革以来的多数年份，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是负数。到了1992年下半年以后，负得越来越多，1993年初大概年利是负10%。现在还是保持这个水平。虽然5月15日和7月1日调了两次利率，但是实际利率还是负的。贷款的实际利率额数的经济含义是:借了钱，用了钱，不但不用付出代价，而且银行还倒贴给你。比如说在通货膨胀率为18%的情况下，你以年利15%的利率借了1万元钱，过了一年连本带利应当还给银行，还1.15万元，这个时候还的1.15万元，按借钱时的币值，只值9700多元。所以，借款人不但占用了社会的宝贵资源，而且能够得到额外奖励。这样一来，不管有效益没有效益，人人都千方百计地借钱。借着了钱，就是什么事都不干，也可以净赚钱。何况拿去经营，还有经营利润。所以，就造成一种信贷膨胀的局势。

第二个后果是投资的效率很低。信贷总量很大，不见得一定产生大的效益，关键就看你怎么配置，是不是把资金用到了最有效的地方。在计划经济里投资是预先经过计算的，但是因为算不准，有主观随意性，效果往往不好。市场是用资金价格即利率来调节，有效率企业才付得起利息，也才敢借，没有效率你给他他也不敢要。在现在的体制和利率状态和只要有后台、有关系、拿得出贿赂就能取得贷款的情况下，投资总量虽然很大，但由于有很多无效投资，总的效益往往很低。

第三个问题是在这种体制下，金融系统必然腐败流行。在挂牌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贷款者总是愿意为取得贷款支付附加费用的。这样，掌握信贷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就有可能利用分配“租金”的权力为自己牟利。由这里，也形成了改革的阻力。在1993年4月1日党中央召开的情况通报会上，国务院领导人的讲话就讲到负利率的状况不应持续，利率非提高不可，但一直拖到5月15日才实现，而且贷款利率平均只提高了0.8个百分点，实际利率仍然是负5%左右。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保护国有企业。正好那个时候市场经济研究会开成立会，我问那些来开会的企业家，他们贷款的利率情况。在我问到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说拿到过年利15%的贷款，其他的人都说拿到的贷款利率没有低于20%的。所以，在银行得到的利息和企业支付的利息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利差，寻求这份租金的成本，就以给银行工作人员送红包、回扣、“干股”等形式表现出来。可以通过国家银行取得的租金的数额很大，一年以千亿元计。《中国工商时报》的一位记者来采访。这位记者告诉我，她脑子里始终装着一个问题得不到解答:我们这么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一两年来出现这么多的亿万富翁。在谈了负利率的作用以后她恍然大悟说，如果利差是10%，通过全国2.3万亿元的贷款，一年可以落入小金库或者个人腰包的钱就是2200亿元。最近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说，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腐败”。这个提法虽然很不准确，但他的意思是对的。金融系统的腐败是很厉害的，根源在于金融改革受到重重的阻障。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企业。

1987年以后，占优势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承包，但全面推广承包取得的效果并不好。接着又搞了一阵“练内功”，“加强管理”，也没有见效。1991年讨论国有企业怎么办的时候不少人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必须转换经济机制。当时经济学家所说的转换机制，就是实行十二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商品经济的体制。这个意见在提出时没有被接受，说它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不一致。可是后来这个说法被接受了，只是加了几个字，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叫转换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落实到“三项制度改革”、“砸三铁”上面。以后发布了《转换企业经营条例》。在党的十四大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的情况下制定出《条例》，给企业一点活路，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没有企业体制上的根本改变，《条例》规定的第十四条自主权很难放下去。即使真的把这些自主权放下去了，因为没有约束，会出不少乱子，难免导致再次收权。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企业经理人员没有自主权和对他们缺乏约束这两种毛病同时存在，两害并发，使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当差。光靠放水养鱼，不管放多少水下去，都只能在短时期中使这些企业“活”下去，而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它们的经营状况。

由于以上三方面改革落后，通货膨胀问题、腐败问题等越来越严重，到了1992年的下半年，各种消极现象显现出来了，于是就发生一场争论，主要的争论内容是经济已经“过热”还是“不热”。表面上看是两种观点，其实有四种态度。

主张已经“过热”包括两种人:有一些人说，我们早就说了，计划管理非有不可，可是因为搞市场经济，削弱了计划，所以造成现在这种局势。怎么办呢?还是要用计划经济的那套办法管。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在1992年的形势下不大愿意把他们的结论公开讲出来。

更多的主张已经“过热”的是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我们所说的“过热”，不是指增长速度超过了某一个预定数字，而是像国际上通常的用法一样，是指某些部门或整个资源的状况已不能支持现有的速度。我们认为从1992年下半年以来运输等瓶颈约束加剧、年底以后人民币迅速贬值等情况看，“过热”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过热”在货币系统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这一点也十分明显。和第一种态度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出现“过热”的原因不是改革过快，而是关键部门的改革滞后，解决的办法是推进改革，加快改革。从1992年年底到1993年年初，我们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这个形势，指出要赶快采取措施，通过改革稳定经济。

主张不能讲“过热”的也包括两种人:一种人根据过去一讲“过热”就会加强行政控制，就要走回头路的经验，认为为了防止出现这个情况，最好不要讲“过热”，免得老一套又回来。不过他们在初期声音不高，最近的六号文件下达以后，这部分同志的声音相对地提高了。他们频频发表意见，认为没有发生“过热”问题，加强宏观控制是不对的。在初期声音高的是另外一种人。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甚至在小平同志讲话以前，我们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搞改革开放，已经造成了很好的势头，所以，决不能说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也不存在加快改革的问题。比如说，银行改革有一条重要的内容，即把政策性融资和商业性融资分开，就得不到支持。以至于1991年讨论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时候，从讨论到通过都对是不是要提出“把政策性融资和商业性融资分开”有争议。有一种意见说，政策性融资和商业性融资分开只是长远目标，现在还要把二者合在一起。直到最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文本还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是专业银行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不进行这项改革，旧金融体系是改不了的。

由于一些关键部门的改革落后，各级政府的注意力都被引导到铺摊子、上项目、新辟开发区、提高增长速度方面去了。与此同时，一些方向正确的改革，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划，副作用变得非常大。任何一个改革都有正效应和负效应。当正效应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有一点负效应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当没有很好地领导，负效应有时会变得比正效应还大。比如说开放证券市场，这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但是有3件事要做，第一是改变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股份公司，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可能是封闭公司即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是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以后，转变为公众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以转让;第三是少数股份有限公司到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基础性的工作是改制。问题是这项工作没有下工夫去做。改制的第一件事是界定产权。这应是原来的老板(所有者)的事情，现在企业改制的一般情况是，老板没说话，打工的大伙计(厂长、经理)在积极主持搞。结果是主客颠倒，自然很难建立起规范的股份公司。另外，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是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员相互制约的所谓“公司治理结构”。现在许多试点公司还是按照老办法，由上级主管机关任命经理人员直接经营。这是不符合国际规范的。现在基础的改制工作没有做好，人们对“股份化”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了股票上市上。当然，证券交易所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作出评价。因为股价的基础是企业的赢利能力，赢利能力越高，股价也越高。但是，决定股价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在不完全市场上，价格的均衡点是一个面，任何地方都可以均衡。只要买的人多，它的价格就能上涨;价格越上升，买的人越多。于是形成正反馈的循环，股价愈涨愈高，在一定时期中人人发财，这叫作泡沫经济。当然，这需要有一个宏观条件，就是货币大量供应。在泡沫经济中，证券市场变成投机者统治的市场。这时，证交所正面的作用不太多，反面的作用却很大。还可以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国有土地批租是一个符合市场方向的进步。但是光说可以批租，却没有规则，由各级官员决定批不批、批给谁、按什么价钱批。这样一来，批租就变成寻租的大基础。加上银行借钱又容易，几个月就可以制造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上亿元的富翁。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也存在没有规划的问题:在仍然保持经常项目的行政管制的情况下，先把资本流动放开，特别是1993年决定每人可带6000元人民币出境，结果大量资金外逃。有的人把人民币运到香港去抛售，香港人用低价收购，再拿回来买原材料，发工资，这导致人民币汇价在香港市场迅速贬值，人们对人民币信心动摇。

总之，问题逐渐严重化起来。到1992年8月底，党中央已经发现宏观经济存在问题了。1992年货币(现金)发行计划指标原定600亿元，到8月就已经超过了，如果加上秋后收购农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就更要大大超原定的指标。于是普遍打白条。在8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的领导同志们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提出严厉的批评。1992年9月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是这个时候，农产品收购资金的“硬缺口”已经摆在那里，不得不继续发票子。结果到年底发了1160亿元的票子，还剩下好多的白条。当时农民闹事的很多，中央下了命令，春节前收购价款一定要兑现。结果白条子倒是兑现了，但从1993年1月1日到2月20日春节放假，又发了1200亿元。

三、稳定经济的应急措施和根本出路

有人说，现在资金紧张得不得了，人民银行为什么不多印点票子。其实1992年下半年以来印钞厂一直加班加点赶印，已经到了印不出来的地步。而靠多印票子来缓解各方面资金的困难是会引起通货膨胀的。事实上，1993年开春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很严峻的。往年春节前货币投放，春节过后一个月之内不但可以全部收回来，还能收回一部分去年发的票子，变成本年度净回笼，一直要到6月前后才会转为净发行。1993年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就是从1月到现在没有出现过净回笼。春节后的回笼到净发行500亿元就停住了，以后净发行继续加码。按照当时的趋势看，1993年货币会发行1700亿—1900亿元。与此同时，前几年货币超发的影响已经传递到零售物价上来，价格水平开始上涨。人民币贬值集中表现在外汇比价上。从1992年11月到1993年5月的6个月中，美元、港币的人民币价格几乎涨了一倍。这使需要使用进口原材料或进口原配件的加工工业无法经营，已经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外商也大呼上当。此外，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5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出现负增长。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听取了各方面汇报，进行调查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出现了问题，决定采取措施稳定经济。所采取的措施大致有两个方面:一类是应急措施，一类是根本措施。

所谓应急措施，就是朱镕基副总理5月份的13条，后来又经过国家计委等的补充，形成6月25日下达的中共中央6号文件16条。为什么要采取应急措施?因为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需要采取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爆发，因为通货膨胀一爆发就会形成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之间的恶性循环。应急措施分三个层次:一是行政措施，如加强信贷额度控制，收回违章乱拆借的贷款，重新清理审定投资项目等。二是经济手段的运用，如提高利率，恢复保值储蓄，卖国库券等。三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首先是金融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次加强宏观调控动手晚了，要求比较急，而且我们的干部对行政手段比较熟悉，因而对第一层次的措施放得重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行政措施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作用有限，而且副作用很大。因为行政办法有一个天生的缺点，就是要么力度不够，总量紧缩变成一纸空文;要么力度够了，但是却“一刀切”，该切的切了，不该切的也切了，而且往往对后者切得更厉害。如《经济日报》前些时候发表的四川一位记者的来信，说怕就怕乱拆借的钱没有收回来，倒把企业的流动资金收回了。我看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担心。现在，这类问题很多，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很高。我认为，近期的政策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总量不能松口，总量一松，前一段的工作前功尽弃。过去有过多次教训。1985年上半年紧缩，下半年见效，到1986年2月，增长速度下降，下面又一片叫喊，于是国务院总理在1986年2月月底指示放松信贷控制，到第二季度就大量发放信贷，使通货膨胀压力重新积累起来。所以，人们说，没有实现“软着陆”，而是成了“空中飞人”，物价价格指数刚下来一点，又上去了。这样，1987年夏季就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1987年第四季度头两个月紧缩，12月又下令放松。1988年1月一开年就强调要发展速度，不要怕通货膨胀，实行了“通货膨胀无害有益论”的政策导向，5月到6月要求在保持高速度的条件下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结果导致了1988年夏季通货膨胀的大爆发。所以，总量不能松。第二条是要切实想办法缓解微观经济中的困难。在行政措施的范围内可以想些办法，如设立专门资金，实行定向、定点贷款。但这种办法利弊兼有。我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加强前面讲的第二、第三层次的措施。在保持总量控制力度大体不变的范围内用第二、第三层次的措施去置换第一层次的措施。例如一年期贷款的实际利率应提到0利率的水平，这样就要把利率提高好几个百分点。这样，就可以改变目前这种多占用一天就多拿一天的补贴，能回到银行来的资金也回不来的情况，并且使借款的人都要考虑利息负担。总之，加大经济措施的力度，迅速落实16条中已有规定、现在的执行进度却不理想的那些金融改革措施，同时加快其他方面的改革，是我们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除了应急措施，中共中央还决定要采取一些根本措施，消除不稳定的根源。这次稳定经济有一点跟历次经济调整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过去一出问题就想恢复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走回头路，这一次中央非常明确，问题是出在改革不够快、不够坚决上，所以，“出路在于改革”。5月份中央责成体改委(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下同)编制了一个加快改革的纲要。在这个草稿的基础上中央正在草拟加快改革的文件，将会作出正式的决定。估计这个文件将会不同于过去的理论性的纲领，将会更有可操作性。

我们面临哪些方面的改革呢?我想大概有6个方面，这就是财税、金融、投资、外汇、企业、社会保障体系。

至于1994年在改革上要做些什么，我想大家都已看到，最近报纸披露，国务院常务会议最近通过了1994年财税改革、外汇改革等的方案，还有金融改革已经包含在16条中了，其余的方案也已确定，从1994年1月1日就要开始执行了。当然，在执行中是否能够不走样，还有待实践作结论。现在还没有很清晰地设计的是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其中企业改革又是最关键的。如果不能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有突破，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会落空。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从原则到具体做法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最重要的原则问题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有独立的企业。有些人认为，要维护公有制就不应该有独立的企业。也有些人从主张私有制角度出发也说不可能有。我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独立企业是可能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江总书记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一是政治条件，一是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条件就是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这里要说明，国有制并不是公有制唯一形式。公有制还包括集体经济等，现在还有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后的社会保障基金如养老金基金，也将是很重要的公有制形式。问题是怎样在这样的所有制基础上来实现公司化(“股份化”)改革。现在虽然有3000多个试点公司，但似乎多数不合国际规范，即现代公司制度的规范。在我看来所谓搞公司改制，其基本内容是两条，一条是界定股权，界定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边界。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司统治和管理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法人”，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误解，就是把“法人”看成一个“人”，即看成一个自然人，甚至说某经理、某厂长是××公司的“法人”。其实，法人并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具有像自然人一样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团体。按照英美法律，这是一个由股东组成的团体。所谓公司治理结构由三个互相制约的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股东大会，这是一个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部分是由股东大会授权托管公司的董事会，这是公司的常设权力机构;第三部分是董事会雇用的高层经理人员。董事会决定大政方针，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执行董事会的决定，进行实际的经营管理。这样的治理结构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实现所有权同控制权的分离(在中国通常译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理人员有职有权，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权力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说三道四，作出指示;另一方面经理人员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不能恣意妄为。在经理人员受到的多重约束中，所有者(股东)对公司握有的最终控制权有重要意义，股东可以起诉负有受托责任的董事，也通过董事会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董事会可以随时解雇总经理。搞公司化的中心问题就是建立公司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很复杂。8月24日《经济日报》上有一篇我和斯坦福大学钱颖一教授合写的文章，阐述有关国有企业公司化的基本问题，这里不重复。现在我们的3000多个试点公司中，按照国际规范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可能是凤毛麟角。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产权基础不存在，公司的股权和法人财产还没界定清楚。财产到底是谁的，国家股东由谁代表等问题都不明确。有的公司还跟原来一样，由上级行政管理机关指定主要经理人员，直接向他们发号施令。这样的公司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在公司化改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到分股、募股和炒股上。好像所谓“股份化”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可以通过原始股和股票投机发财。应当说，在这方面存在着许多广为流行的似是而非的、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是错误的说法。最近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写文章批评这类错误的观点，值得注意。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崔之元在1993年第2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撰文批评国内报刊上关于公司、股票、证券的一些违反现代经济学常识的观点。例如认为股票融资是最好的融资形式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就被否定了。另外，《改革》杂志1993年第5期也发表了一篇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讲师的访问记。许成钢在讲话中批评了国内流行的某些不确切的观点，也值得一读。目前国内流行的观点对证券市场的作用作了理想化的描述，好像这类投机活动有利无弊，好处大得不得了。其实证券市场的作用主要是在股价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条件下，通过股价涨落评价企业的绩效，对企业经理人员形成激励，督促他们好好经营。要完成这一职能的条件是股票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们的基础价值，就是公司的赢利能力。为此，股市上需要两部分人进行活动:一部分人是投资者，一部分人是投机者。但是，如果股市上只有投机者在炒买炒卖，那就跟赌场没有区别了。在赌场里，我赢的就是你输的，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在这种与赌场无异的股市中，一般说只有两种人能够笃笃定定地赚钱，一是掌握绝对控制权的大户可以通过操纵股市赚钱，二是内线人物可以通过运用自己掌握的内部情报赚钱，大多数人是赔钱的。当然，在泡沫经济吹胀的过程中好像人人都发了财。可是泡沫总是要破灭的。当泡沫爆破时，不但有大批人破产，对整个经济的冲击也特别大。例如日本近年来就因此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至今没有复苏迹象。所以，搞泡沫经济是误国祸民的，我们不应当这么做。

【注释】

[1]本文根据本书作者1993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报告整理。记录稿原载《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