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来，我在北京邮电学院工作的28个月中，在几件有影响的工作事件中，都是自觉地坚持了党性原则，工作是有成效的。
一是通过对青年学生进行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教育，打下了青年学生们为祖国富强与发展而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思想基础。这方面，如前所述，成绩显著，至今凡见到1961年以前北邮毕业的同学们，都对那段时期所受到的教育感受很深。
二是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虽仅20天，但无论是对全体学生还是青年教师，都影响极大，一些老教授很感慨地说：“十三陵水库劳动虽未参加，但通过一次慰问、一次参观，深感工程浩大，人的精神面貌大变，群众力量是强大的。”
三是带领干部、教师上山下乡，“落户”锻炼。1957年，中央要求，干部、教师要轮流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接到中共北京市委下达的任务后，学院先后组织了110人，于当年12月23日离校，赴北京近郊昌平县黑城山参加劳动锻炼。
我在那里整整待了半个多月，直到把每一个人的住宿、吃饭等所有具体问题都安排解决好，并得到每位干部教师的满意后，才离开返回学院。
1958年春节时，我又专门带着一个文工团前去慰问演出，共十天，下放人员和当地农民都非常高兴。当时正是大雪天，老乡特别热情，把自家的干柿饼、黑枣、土豆、玉米和花生等土特产都拿出来招待文工团的同学们。
1957年12月，作者（右六）与部分下放干部合影于北京郊区黑城山
这次活动，不仅给下放人员和当地农民很大教育，对20多名前去慰问演出的文工团团员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一方面，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经历翻雪山，吃玉米、窝窝头，睡地铺这样的艰苦生活；另一方面，看到下放干部和当地的农民群众对他（她）们那么热情，也深受感动。
在北京邮电学院的28个月中，除了正常工作外，还经历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次极大的考验，而我也从中得到了锻炼。
如果说，对于这28个月来的工作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反思，我想有这样几点：
（1）对于努力办好高等学校教育，支援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进一步提高。这也促使着我能够长期安心在学校工作，并全心全意为振奋中华的教育事业而努力。
（2）办好学校，必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单讲“尊重”二字是不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教师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这就要花苦心、下苦功，做许多艰苦具体的工作。
我的体会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在生活上一定要关心他们，这决不是口号，而是要在行动上真正表现出来，要切切实实做好的事情。
记得那一年，为支援北邮发展，组织上从上海复旦大学调来施国均教授，担任学院物理教研室主任。到任前，因当时宿舍紧张，我就去租了两间屋，并把煤炉、床铺等基本生活用具都安排好了。当时，学院没有小车，我又专程到邮电部车队借来小车，亲自到车站去迎接。
1958年10月，摄于北邮基础大楼
起初，施教授以为接他的仅仅是学院的一般工作人员，可后来发现我是书记，十分感动。一天晚上，他领着夫人专门来到我的家中，表示感谢。后来，我调到南邮工作，为支持我的工作，施教授特意把他的得意门生吴志坚派到南邮来，支援南邮的工作。
再比如，一级教授叶××、二级教授蔡××、周××等，我除了在运动中坚持顶住压力，对他们进行保护、没有划成右派外，日常生活上也都非常关心，冬、夏两季都去家里过问生活情况。
那个年代，国家困难，物资供应不足，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一级教授、副院长卢宗澄的生活习惯比较特殊，平时只吃肉不吃蔬菜，每天要吃半斤肉。除国家特殊照顾外，实际上是不够的。院里几位领导就把自己家里的肉票送给他，保证他有肉吃。
人都是有感情的，也是能够以心换心的。由于我始终对这些知识分子们给予真诚的关心和爱护，他们也一直记在心里，对我也很尊重。
1960年，我在南邮工作期间，患肝炎住院，北邮的那几位教授去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原本是可以直接从上海返回北京的，但不知怎么，他们知道了我生病住院的消息，就专门从上海来到南京，直接到医院看望我。
对待知识分子，在工作上要真正支持他们，大胆使用他们。是人，都难免有所不足，一个教师，课讲得再好，也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主动向学生做解释工作，使学生们能够理解教师的难处。同时，也要告诉教师，多接触学生，了解情况，相互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
再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要真正关心和帮助知识分子。搞理工科的一些教师，一般来说，他们对近代历史、特别是共产党的历史是不大注意的。他们之所以拥护共产党，确实看到了近十几年来的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直至打败几百万由美式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军队，这是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无法办到的。对于这点，他们很佩服。但对于共产党能否管理和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他们还是有些疑虑的。
另一方面，有些教师看问题难免存在片面性。这些，都不能强求，要耐心地和他们先交朋友，采取相互谈心交心的方式或研究探讨的方式，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有了感情，他们才会对你讲真话，这样也容易接受。
通过这些细微的工作，不少老教授进步很快，后来，不少老教授还积极申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要经常注意协调各方面，尤其是行政部门与教学部门、行政干部与教师之间的关系。
北邮是一所新建的高校，不少党、行政干部都是从企业、军队抽调来的，这些同志对党忠诚，工作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但由于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够了解，长期没有接触过知识分子，来校后，因工作紧张，也没有来得及组织他们深入学习，统一思想认识。所以，一些同志习惯性地认为，知识分子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穷人家的孩子是没钱上大学的。他们对到国外留过学的知识分子更是看不惯。
1958年10月，与夫人王炳合影于北邮办公大楼
所以，对于当时学校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就是为教学、为科研服务”的要求，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有些想不通。尤其是刚开学不久，孟贵民同志提出“办好学校要依靠老教师”的观点。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但行政各部许多干部非常反感，认为，为教学服务就是为教师几个人服务。
有个别干部甚至说：“为教师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再加上行政干部、特别是一些工人的工资都比教师低，于是，不少干部不安心在校工作，要求调离。尽管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最后，还是有几个，如总务处的一位处长仍坚决要离开学校，调到西安去了。
另一方面，特别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如果跟不上的话，教师们也会有意见。如教室的灯光、水电供应，黑板、印教材的纸张、办公用具、实验设备、老教授外出开会派车等，处理不好，直接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那两年多来，真是天天都在矛盾中过日子。
（4）切实贯彻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前面讲到那么多矛盾，工作量又大，各方面的关系又复杂，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怎么做好工作，怎么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把教师、干部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调动起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办法，就是走群众路线。
走群众路线不是光口头讲讲，而是实实在在的，要自己亲自到群众中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好的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都要听，当面骂你的也得听。最重要的是，听完后，要认真地分析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反右斗争”、干部上山下乡、建设十三陵水库劳动、民兵训练，还有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都要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
因此，我除了开会，领导干部研究工作、学习外，都利用各种机会到群众中去。
我经常直接到课堂中去听课。这样一是可以直接观察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二是可以了解教师的授课情况；三是可以从中了解师生间的关系，等等。
此外，我还时常到教研室、到伙房与学生一起排队就餐；课外活动时，与同学们一块儿打篮球，打乒乓球，下象棋；周日放假，还组织并带领青年团员们去爬山，到野外过团日。
这样，同各个方面的人都能交上朋友，也就能真正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有些虽然是错误意见，但要做耐心的工作。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可只要耐心做工作，等到一定时候，他自己也会认识到的。
1958年10月2日，作者（前排左五）与北邮学生会、共青团干部合影
比如在老干部特别班，原为某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的王××，因邮电部未让他当正局长，就对领导有意见。当时，组织上、特别是副部长兼学院院长钟夫翔同志本是好意，确定学期为四年，要把这些老同志培养成工程师。而事实上，有好多位同志都坚持五年毕业后，学成了工程师。当然，学习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
但这位副局长就经常公开责骂钟夫翔是“官僚主义”，说大话、脱离实际……群众对此反应很大。有次，我找他交换意见，我说：“领导完全是好意，下决心要培养我们老同志，我们应该支持。学习中困难是多一些，但不要急，只要有决心、有信心，就一定能学到东西。”
他却当着我的面骂道：“你他妈的奴隶主义，和钟夫翔一个鼻孔出气……”我也不发火，说：“老王，咱们都是老同志了，遇事冷静一些，不要激动，还有什么，以后咱们多谈谈心。”
就这么一件事，一晃过了13年。1970年4月，为南邮办学的问题，我来到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那是“文革”期间，我还没有被“解放”。有天早晨外出活动，突然与老王碰到，一见面，十分亲热，他问我住几号，说晚上要来看我。
晚饭后，老王来到招待所。一见面，就伸出双手紧握住我的手说：“老秦同志，很对不起你，在特别班学习期间，你对我有很大帮助，可我当时态度非常不好。13年了，我一直很内疚，想给你写信，又难以讲清楚，请老同志多加原谅。”
说着说着，他激动地流下泪来。我再三讲，我从没有计较，早就忘光了，老同志了，何必还计较这些，今后多联系。
这件事对我自己的教育意义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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