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德国的战略目标和设想

（一）复兴德国以遏制苏联

美国对德国政策的转变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与冷战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随着罗斯福的去世和二战的结束，美、苏战时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昔日大同盟下所掩盖的矛盾日益凸显。杜鲁门政府逐渐抛弃了罗斯福在战时所推行的对苏比较和解的政策，转而实行一种对抗性政策。这种对抗性政策加速了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及冷战的兴起。冷战的爆发使美苏合作处理战后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前景变得日益渺茫，甚至成为不可能。战后，从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最终处理的结果来看都深深地打上了美苏冷战的烙印。这一点在战后美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之初，对外交事务还很陌生，缺乏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几乎全部留用了罗斯福的幕僚。而且，此时欧战虽将结束，但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对日本法西斯的最后一击还有待完成。杜鲁门政府指望美国在完成这最后一击时苏联能有所帮助，以减少美军的伤亡。对此，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作了很清楚的解释：“我去波茨坦……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1]此外，即将结束的战争使美国的实力跃至世界之巅，美国领导人踌躇满志，认为凭借美国强大的实力，以战后贷款和德国赔偿为要挟，可以迫使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就范。杜鲁门说：“俄国需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2]因此，在杜鲁门继任总统之初，美国并未放弃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继续合作。然而，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合作随着美国对苏联扩张的担忧和冷战的兴起而逐渐消失。1945年6月27日，国务院呈递给杜鲁门一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问题”的备忘录，以供杜鲁门在出席波茨坦会议时参考。该备忘录认为战后欧洲的状况将有利于共产主义的传播，建议美国政府应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3]在美军进驻德国后，美国驻德国军政府副军事长官刘易斯·克莱就多次向华盛顿报告德国的经济状况，要求放松对德的经济管制。美国政府分析了克莱的报告后认为：德国战后经济混乱可能引起革命，这将有利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

面对上述分析，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已将德国问题更多地纳入战后欧洲经济复兴和防范苏联扩张的战略中考虑，决定“战败国的赔偿政策旨在增强这些地区的力量，尽力使它们不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4]。故在此次会议上，美国坚持其处置德国的经济和赔偿政策，即经济上，“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在赔偿上，坚持“分区赔偿”和“优先偿付”^[5]原则。美国之所以坚持上述原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的赔偿将直接关系到德国乃至欧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是想把战后德国的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多边主义”经济体系。因为，战后只有美国有能力帮助德国经济复兴。美国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对整个德国的政治发展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按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德国的未来。所以，美国决意使“《波茨坦协议》能对JCS1067号指示做出重大修改”^[6]。因为此时美国已认定战后的对手是苏联而非德国，故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对德政策逐步从肢解、严惩转向扶植与恢复。

早在战时，美国一些决策者就认为，战后苏联将在欧洲处于占“优势的地位”，进而反对过分削弱德国。经过二战的洗礼，苏联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强大的实力在踌躇满志的美国决策人眼中成为其实现霸权的巨大障碍。随着战争的结束，两国昔日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巨大差异和冲突，尤其是美国在二战后实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以保障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大战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致使美苏在处理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矛盾迭起，最终引发了冷战。^[7]

在冷战时代，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成为美国推行遏制苏联政策的前沿阵地。因为美国决策者认为“在意识形态战争中整个西欧地区在战略上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西欧地区中具有最大军事潜力的国家是德国。……西欧其余国家倘若没有德国的协助，是顶不住这个对手的（指苏联，笔者注）”。所以，“唯有一个复兴的德国站在西方盟国一边战斗，才有可能挫败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因而，从美国安全角度看，德国的经济复兴至关重要”。为此，“西方民主国家唯有大力改变其对德经济政策，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而且，德国唯有在经济上复兴，才能有助于欧洲复兴，并成为西方抵制其意识形态对手的一个盟国”。^[8]所以，战后初期，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开始从经济上复兴德国。

（二）经济上统一德国并纳入西方阵营

由于战争及希特勒实行的“焦土政策”造成的严重破坏，战败后的德国政局混乱、经济崩溃、庐舍为墟。德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在英美轰炸机的持续空袭下几乎成为废墟。1945年5月3日，一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描述了当时柏林的状况：“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留给柏林公民的遗产仅是一些残垣断壁。……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9]

德国其他城市和柏林的损毁程度亦相当。昔日曾为欧洲最大工业中心的鲁尔的破坏情况更为严重。由于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致使食品和其他消费品极端匮乏，而食品匮乏又造成人们营养不良，疾病蔓延，死亡率上升。除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外，交通运输系统亦陷入瘫痪，银行金融体系的崩溃使货币贬值，黑市猖獗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紊乱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

造成战后初期德国经济混乱和人民生活痛苦的另一原因是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德国战败时的人口约6600万，但随着德国的投降，盟军从纳粹集中营和劳动营中解救出来近800万关押的外国人。此外，还有近800万外国占领军。这样，在德国的非德意志人超过了1500万。^[10]但最大的人潮还是来自东部失去家园的德国难民，他们有的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强行迁居或驱逐出来的，大部分是从并入波兰和苏联的原德国领土上逃出，或被驱逐，或被强行迁居异地的。这些逃亡德国西占区的难民既无住宅又无财产，更加重了本地居民的负担。面对德国战后如此破败的景象，美国决策层认为，德国经济混乱不仅使美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据美国前总统胡佛实地调查后估计，到1948年7月，美英两国为救济德国人所需支出的费用高达9.5亿美元^[11]），而且将影响整个西欧经济的复兴。从历史上看，德国经济与西欧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德国丰富的煤铁资源，更重要的是为共产主义的孳生和蔓延提供了沃土。为此必须改变对德政策——复兴德国经济。要实现德国经济的复兴，必须打破四国分区占领德国的界限，视德国为一个统一整体，否则复兴德国将成泡影。鉴于此，美国军政府便以《波茨坦协定》——“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为据，主张四个占领区先实行“经济统一”，以便在工农业及人力资源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1946年5月26日，克莱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名为“全面评论德国问题”的报告中对军政府提出经济上统一德国的原因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德国问题的解决要取得进一步进展，就要牢固确立波茨坦同意的经济统一概念”。为此，克莱认为要实现德国经济复兴，必须按照《波茨坦协定》中的规定，在政治上建立起运输、交通和工业等中央机构，在经济上制定统一的进、出口计划。但克莱的提议遭到苏、法的激烈反对而难以实现。在随后举行的四国巴黎外长会议上就克莱的提议讨论无果时，5月3日，克莱在柏林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上突然宣布，“除了先前已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一切赔偿”^[12]。美国这一突然举措无非是想借赔偿问题向苏联施加压力，这当然遭到了苏联的强烈反对。

美国主张先从经济统一入手来复兴德国。因为美国担心政治统一后的德国会落入苏联之手，故谋求先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先“经济统一”，即使不能保证完全统一，也要尽可能最大地统一。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也改变了对德国的政策。在巴黎外长会议第二阶段进行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了对德政策声明：《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在声明中，苏联提出：“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德国，而是要把它改造成为一个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个国家除了农业之外，还应该拥有自己的工业和对外贸易。”^[13]但复兴的步骤则与美国提出的“经济统一”正好相反，苏联强调必须首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从政治上统一德国。针对莫洛托夫的声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声明，再次强调“美国政府认为德国的经济复兴对于欧洲的经济复兴是必要的”，重申了统一德国经济的主张。随后，美国开始和英国积极协商合并英美占领区，使美国提出的经济统一主张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马歇尔计划出台后，“德国的最后分裂，终于不可避免”^[14]，美国决定大力扶植西占区，以便“将德国西占区经济同西欧经济交织在一起，以至一方面将西部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加强西方，另一方面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因为被包容（先是经济上，然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而真正脱弃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灾祸。”^[15]

美、苏在德国统一方式上的立场尖锐对立而无法调和。这也决定了1947年3月和11月，在莫斯科和伦敦召开的外长会议必然失败的结果。“伦敦外长会议是一个分水岭”，在此次会议失败以后，“美国已不盼望一个统一的德国”^[16]。此后，美国为了实现对德国的战略目标，在西占区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步步将德国引向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