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规划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规划

时间:2022-03-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个人、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兴起,亦让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和主要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两国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的景况。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对双边贸易伙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居世界首位,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也异常频繁。同时,两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如涉藏、涉台等问题上仍然纷争不断、羁绊犹存。
编者的话_美国跨国公司与“ 民主促进”:一种国家— 市场— 社会关系分析视角

编者的话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几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和全球思想交流交融交锋的大浪淘沙下,尤其是新世纪恐怖主义威胁和第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着跌宕起伏的历史性变革。其中,作为身处太平洋两岸而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尤其引发世人的诸多猜测和想象。

亨利·鲁斯曾经说过,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励精图治而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之后,美国开始果断告别孤立主义,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十分耀眼的角色。凭借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的精神气质和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美国走上了包打天下和改造世界的所谓“天定命运”之途。在两次世界大战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斗争中,特别是在应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及在二战后大规模的国际制度建设中,美国始终以其强有力的物质实力和价值理念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引导着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黄金发展周期,而且在世纪之交新一轮的信息科技革命及一系列经济、文化领域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着无可置疑的全球强国地位。一时间,其独步寰宇、睥睨于世的傲慢,不断发酵为“孤独霸主”的幻觉和“霸权永续”的飘然梦想。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为自己冷战后目中无人的狂傲而支付了悲惨的代价。美国的发展频频遭挫:先是“9·11”事件严重打击了美利坚民族的自信,继而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软实力大幅度下降,然后是源于美国而迅速扩展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使美国的硬实力受到重创,缘起突尼斯而尚无法判断终局的阿拉伯世界的政局变换也挑战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多年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在美国国内各个领域的突显,让原本如日中天的美国模式黯然蒙尘。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导力”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危机,连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也多有抱怨和批评: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类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类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类则需自身清白。除非美国能够放弃自己意识形态深处的那种不平等的美国例外观,真正通过加深国际之间的交流、用历史的事实法则在思想意识深处“除魅”、用充满平等的眼光了解其他民族的真实面貌和思想信念体系、用事实的公正反对思想意识中的狭隘,否则,美国将免不了哈佛教授约瑟夫·奈所警告的那样,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个“强权”所面临的“悖论”,意即从一个大国不得不面临并接受开始走向衰落的残酷现实。

更加令美国深感不安的是,新兴大国群的崛起和国际实力格局的变迁开始进一步加快,从“金砖五国”到“景象五国”,到处是日新月异的忙碌气象,与欧美国家夕阳西下、悠闲自得的奢靡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国际舆论中日益崛起要求对国际秩序进行更大范围改革的呼声。在此背景之下,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呼吁声一浪高过一浪,20国集团逐渐取代8国集团成为“经济联合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区域一体化浪潮也正在试图撕裂美国人经营多年的全球战略版图。当然,导致国家格局重大演变的还有中东的巨变以及一些国家实力较之美国、欧、日和新兴大国相差甚远的穷国、弱国的不尽一致的国际行为和内政外交举措。个人、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兴起,亦让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和主要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这一切,作为主张“霸权稳定”的美国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一切,决定了美国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极为敏感。面对来自新兴大国的赶超步伐,美国民众内心深处的危机感和焦虑情绪重新被激发出来,“美国永远做第一”的口号激荡起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社会变革洪流。在奥巴马的领导下,一场类似一个世纪以前的新“进步主义”运动正在美国社会重新涌动,一场“新的政治变革长征”也已经起航。从奥巴马“美国永远做第一”的口号中,我们不难理解其内心对于战略变革的焦躁;从2009年大刀阔斧的经济刺激计划到倍受争议的金融新政改革,从围绕气候变化而铺开的新能源革命路线图到创造历史地通过了新的医疗改革法案,一直到白宫积极推动的教育改革方案,再到顽强地向前推进的美国社会改革,美国正在通过全面的变革企图重塑其全球范围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变革”虽然遇到了来自内部的强大阻力,如从府会预算之争到两党政策辩论,从就业羁绊经济前行到国内安全挑战依然严峻,美国似乎改革锐气受挫,不得不左右摇摆、踟蹰而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的警醒。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美国仍将是我们必须与之全面交手的最重要国家。作为一个矢志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国家,中国也必须高扬起变革的风帆,更好地迎接来自美国的种种挑战。中国必须敢于也要善于与美国展开更为全面的竞逐,也必须敢于也要善于从对手身上学习。这或许是我们不遑寝息、孜孜以求希望研究这个国家的最现实的首要原因。

自1972年中美重新恢复接触以来,近40年的中美关系一直在合作与冲突的交织出现中曲折前行。对中国来说,“敢斗愿和”、同时尽最大努力来维护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两国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的景况。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对双边贸易伙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居世界首位,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也异常频繁。同时,两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如涉藏、涉台等问题上仍然纷争不断、羁绊犹存。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美国这个竞争对手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睁眼看世界”之后,在向西方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向美国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界诞生了一批研究美国的佳作,涌现了一批重量级的学者。但时代在进步,美国也在各种危机与调适中不断自我革新,对美国的研究也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可惜可叹的是,如果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相比,毋庸讳言,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水平无论是理论阐释、资料占有,还是研究规模的广度与深度,都还有待更高的学术提升。

“美国研究丛书”第二辑依然致力于推动中国学者对美国的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队伍十分庞大,人员众多、领域广泛,举凡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传播学等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在关注和研究美国。但这些学科对美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孤军作战,一盘散沙,缺乏学科间的交流,难以形成学术资源共享、研究方法互补和学术批评热烈的局面,很多学术交流也停留在本领域内的“孤芳自赏”。“美国研究丛书”希望打通学科的界限,为所有的美国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具体而言,我们希望在如下四个方面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

第一,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宪政下的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在于,政府在强大充满效率的同时又受到应有的约束。公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稳定契约,人民做出承诺:在被授予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接受和服从政府的管理。这一政体经过了两百年的风吹雨打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人类政治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美国政治研究,就是要考察为什么这一政体在复杂多样的美国社会中能够安身立命,以及这一政体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具体而言,美国政治制度研究主要包括联邦制度研究、总统制度研究、国会制度研究、法律制度研究、政党制度研究、新闻制度研究等等内容。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资中筠先生在观察20世纪的美国时,发现了美国身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一方面,人们看到美国在国内奉行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外却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权力政治倾向,实行霸道外交。两者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实际上是内在逻辑的统一。美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治文明体,如何与其他国家和政治文明体打交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美国希望按照自己的逻辑改变世界,美国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逻辑改变整个世界。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条政治学线索。具体而言,美国的对外政策研究包括美国大战略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美国输出意识形态等等内容。

第三,美国社会治理的研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里,除了南北战争之外,美国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社会动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美国政府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治理职能,把握美国治理社会问题过程中的运行规律,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美国政治治理社会的未来走向,也是美国研究的重要任务。具体而言,美国新型社会治理包括围绕移民、堕胎、环境保护、枪支控制等诸多问题形成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的激烈冲突。在立法和决策事务中,社会问题越来越占据突出地位,如何治理这些新社会议题和化解新社会矛盾,将成为美国政治治理发展的方向。

第四,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美国远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或地理上的物质实体而存在,美国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不仅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和文化上的界限。美国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精神追求上。如何理解美国的文化内核和精神本质,也是美国研究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对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包括对其自由传统的研究、平等思想的研究、自治和结社传统的研究、宗教信仰的研究等等。

2007年开始出版的“美国研究丛书”第一辑包括已经面世的《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1979—2006》、《孙中山与美国》、《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美国思想库和一个中国政策》、《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6部作品。作为“美国研究丛书”第二辑,同样收录了6部作品。它们是:

孙哲教授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修订版)。该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过大规模修改,时隔十年之后再度出版。新版之作希望突破老制度主义静态描述的框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出发,侧重剖析美国国会制度变迁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生态,致力于研究“不变城堡”背后流动的制度元素,尤其是在国会文化、规则、习俗、传统、运行机制等所谓非正式制度领域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释,是对美国国会进行深层开发的一种尝试。

刘永涛研究员的《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该书叙述了美国国会和总统之间关系的宪法基础;考察了当代美国国会和总统作为两个权力机构的各自基本特征,既指出美国国会两院制的内部制约,也揭示了当代美国总统的外交“特权”,以及法院部门在国会和总统关系中所充当的裁决作用。该书还选择了冷战后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领域里的若干案例,从经验上分析和说明了当代美国国会和总统在这一领域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及政治互动。

赵可金副教授的《美国学:政治维度与中国意义》。该书分别从学科总论、研究分论和政治专题三个维度,对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涵盖了美国政治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国会研究、总统研究、最高法院研究、政党研究、利益集团研究、媒体政治研究、宗教政治研究、政治行为研究等,是一本全面了解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同时,该书还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大胆地提出了推进美国政治二级学科建设的若干想法,特别是作者强调中国的美国研究要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意识、推进中层理论研究以及大胆吸收美国学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心理研究、传记史研究、新制度主义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并在若干专题研究领域做了初步的探索。

刘建华副教授的《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该书分析了冷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在对外“输出民主”中的作用,在该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三角模型,旨在从多力量互动的结构中全面、真实地考察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跨国公司正是在奉行战略理性的国家(政府)、崇尚利润理性的市场(公司)和尊奉价值理性的社会(NGOs)三方双层(母国与东道国)互动中发挥“民主促进”作用的。该书选题新颖且具有现实意义。此外,作者所采用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关系视角也比较独特,超越了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二元分析视角;书中案例丰富,便于读者感性地把握美国跨国公司在美“民主促进”中所起的作用。

李巍博士的《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该书从20世纪70年代全面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出发,对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上的几次关键性的政策调整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关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度理论模型,它不仅可以用于解释历史、分析现实,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作为一部典型的问题导向的研究型作品,作者尝试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聚焦于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和金融两大政策议题,对其国内制度逻辑进行了详细阐述,论证了美国国内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如何整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进而塑造了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该书是作者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重要学术尝试。

刁大明博士的《国家的钱袋:美国国会与拨款政治》从采取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了美国国会拨款制度的演进与改革,揭示了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间的强烈互动。该书以拨款法案实例为个案,详述了当今美国国会拨款的政治过程,如作为国会拨款核心机制的两院拨款委员会的构成、国会拨款的政治博弈,等等。作者还结合最近数年美国联邦财政拨款的数据,从年度、部门、地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拨款效果,从而评述国会政治对国家财政决策的影响。本书是比较政治与公共财政交叉研究的一次尝试,为观察当前美国政治发展的危机与挑战提供了重要视角。

“美国研究丛书”第一辑的编辑工作大多是我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时完成的;而“美国研究丛书”第二辑的所有工作则是我来清华工作之后抽暇进行的。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我在清华主持的清华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得到不少年轻一代学人的厚爱,因此也在过去四年中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此,我代表中心对社会各界所给予我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清华大学中美研究基金理事长于品海先生,于先生不仅古道热肠、慷慨资助,而且以其专业的政治学学术背景、对中美关系研究的热忱和对中国的赤子之情,为我们从事的美国研究贡献了他的远见卓识。

先贤梁启超变法失败后由日赴美,途中在波涛浩淼的太平洋见大雨倾盆,即赋诗《太平洋遇雨》,以抒情怀:“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劫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诗情气势磅礴,意境阔大。如今的中国,已非梁启超时代所可比拟,中华民族遵循“和平发展”之原则,在改革开放后积累的强大国力是华人的骄傲。然而,国力的强弱不能一时定论,国力的强弱还与民力的贫富息息相关。在中美两国都面临艰难转型的今天,我们为促进中美交往的努力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横亘二洲”的暴风骤雨仍会时时来袭,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极大的交往障碍。对于美国的国运及中美未来如何互动,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尽相同,我们尊重理性、客观的科学分析。作为学术人,我们也希望能与国人、学界同仁一起,以编著“美国研究丛书”这样的实际行动而“浪淘天地”,壮美事业,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为中国未来民富国强而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孙 哲  

2011年9月11日

于北京清华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