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性兴替原因探究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性兴替，既与特定政治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也与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是由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移动、陆上贸易的局限以及中国的海上优势等一系列因素所共同促成。本书认为海陆丝绸之路的更替最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下面分析为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代替了陆上丝绸之路。

第一，政治原因。唐朝中期以后西北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东南沿海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地。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造成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深层次国内根源之一。

第二，经济中心向东南漂移。在宋代以前，国家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关中地区和洛阳，经济重心也在北方，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基本保持一致。而且，当时的长安和洛阳周边环境优良，适合桑树生长，目前在长安周边经常能挖掘出数米直径的大树，由此可见，当时长安和洛阳是丝绸的故乡，这就使得丝绸之路贸易的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也大致集中在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优势地位得以长期保持。然而，自宋代以后，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南方经济逐渐比北方经济更具有优势，中国主要丝绸与陶瓷出口生产基地发生变化。丝绸的生产基地也开始向苏杭二州及其他东南各省移动，同时，江西、广东的陶瓷业生产具有了全国最高水平和产量，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出现了分离，这就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了天然的地缘经济优势。

第三，自然地理变化，致使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城池消失，从而导致丝绸之路的消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宋代以前西域自然地理条件比宋代以后好。现在以中国新疆古城分布来研究陆上丝绸之路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会对当时的东西方贸易产生巨大的作用。

在自然地理环境中，全球气候变暖是其原因之一。在局部环境方面，主要是青藏高原升高和喜马拉雅山升高，阻挡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导致中国新疆地区雨水减少，逐渐沙漠化。

有句古话说：有河就有绿洲，有绿洲就有城池。那么反过来说，有城池的地方就一定有绿洲，有绿洲的地方就一定有河流。在新疆的大山大漠大戈壁之间，就有这小小的飞地般的绿洲，在绿洲之上，有无数的城池，这些古城奠定了东方和西方文明丝绸之路的交流大道上的驿站，没有城池的补给和支持，丝绸之路的文明不可能行走得如此之远，如此辉煌。

因此，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保护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活、经济发展贸易、文化交流都很重要。

新疆不同朝代主要古城址规模不一，形制多样。有的城为内外两重，有的城址规模宏大，为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城垣有夯筑、泥块（石块）垒砌、版筑、砌筑、夯筑与柳枝错层间筑等多种结构，大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生土建筑为多，少数用石材。其中圆形城有营盘古城、安迪尔古城、尼雅南方古城、阿孜干古城、琼库勒古城等，典型的方城有楼兰古城、罗布泊南古城等。

观察新疆这片大地我们知道，一个古城的周边就是一带绿洲，绿洲中间一定有一条河，是这条河孕育了两岸的人民。从新疆密密麻麻分布的古城可知，古代丝绸之路上有众多的河流、绿洲、城池。城池是丝绸之路上的点，河流是丝绸之路上的线，绿洲是丝绸之路上的面。前面我们说B段、C段、D段都有南、中、北三条线，这三线之间，是可以绿洲相连接的，可以进行商贸活动和文化联系。

分析图2.3可以知道，在丝绸之路上新疆或者说整个西域是有很多绿洲的。同时，观察在新疆密密麻麻分布的古城中，以汉至南北朝和隋唐的古城居多，说明当中原地区处于强大的朝代时，新疆地区的古城就建设得多，古代西域与中原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

现在以新疆古城中的高昌古城为例，说明高昌古城当时的规模和人气，从而说明高昌古城当时的周边地理概况。古城遗址坐落在吐鲁番市东面约40千米的哈拉和卓乡所在地附近，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沟口（胜金口）约6.5千米，东距鄯善县城约55千米，图2.3是高昌古城及周边古城分布图。

图2.3　高昌古城及周边古城分布图

高昌城于公元前1世纪由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汉书》中最早提到了“高昌壁”。《北史·西域传》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汉、魏、晋历代均派有戊己校尉驻扎此城，管理屯田，故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在此“置高昌郡，立田地县”（《初学记》卷八引顾野三《舆地志》）。继之又先后为河西走廊的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所管辖。说明高昌附近有良田和绿洲，良田和绿洲过去无水库、人工渠，一般在河流两岸，因此，也说明古城附近有河流。

高昌之称王自此始也（《周书·高昌传》）。此后张、马、麴氏在高昌相继称王，其中以麴氏高昌统治时间最长，达140余年（公元499—640）。这些“高昌王”均受中原王朝的册封，麴伯雅还曾到隋朝长安朝觐，并娶隋华容公主为妻。公元640年，唐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统一了高昌，在此置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由侯君集所得高昌国户籍档案统计，当时有人口37 000人。8世纪末以后吐蕃人曾一度占据了高昌。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在此建立了回鹘高昌国，其疆域最盛时包括原唐朝的西州、伊州、庭州以及焉耆、龟兹二都督府之地，此外还统治分布在罗布泊一带众多民族或部落，地域范围远远超过了今吐鲁番盆地。1209年，高昌回鹘臣附蒙古，成吉思汗赐回鹘高昌王为自己的第五子，并下嫁公主。

由于高昌城在战火中毁坏过甚，这次重建的火州城已不在高昌旧址，而在原高昌城西（今阿斯塔那居民村附近）。元朝统治瓦解后，火州部割据处称“地面”，故《明史》称“火州……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图2.4、图2.5）。

图2.4　高昌古城遗址（一）

图2.5　高昌古城遗址（二）

经实地考察，证之文献资料，高昌郡时期高昌城已经有了现存的内城。外城墙是麴氏高昌时期所建。城北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文物证实了这一时期的文书中“北坊中城”、“东南坊”、“西南坊”等记载，说明当时此城已经有中、外之分，东、南、西、北之别。见于文书中的城门有青阳门、建阳门、玄德门、武城门、金章门、金福门等。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西州图经》中记“圣人塔，在子城东北角”，表明唐代西州城是有子城的。早期的宫城在今“可汗堡”内。麴氏高昌时期，随着外城的修建，宫城遂迁移到北部，南面而王，与隋唐时长安城的布局相似。回鹘高昌时期宫城内又曾大兴土木。

高昌古城的面略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布局可以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总面积约200公顷。外城墙基厚12米，高达11.5米，周长约5千米；夯土筑成，夯层厚8～12厘米，间杂少量的土坯，有清楚的夹棍眼；外围有保存完好凸出的马面。南面有三个城门，其余三面各有两个城门。西面北边的城门保存最好，有曲折的瓮城。内城在外城中间，城墙全为夯土城，西、南两面保存较好，其建筑年代较外城为早。宫城在最北面，外城的北墙就是宫城的北墙，内城的北墙是宫城的南墙。高昌古城保存最好的部分首推外城墙，结构完整，宏伟壮观。外城西南角的一所寺院，占地近1万平方米，由大门、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等组成。从建筑特征和残存壁画上的联珠纹图案分析，其建筑年代约在公元6世纪。寺院附近还残存一些“坊”、“市”遗址，可能是小手工业者的作坊和商业市场。外城的东南角也有一所寺院，保存有一座多边形的塔和一个礼拜窟（支提窟），是城内唯一保存有较好壁画的地方。从壁画的风格和塔的造型分析，为回鹘高昌后期（公元12～13世纪）的建筑。

内城北部正中有一平面不规则略呈正方形的小堡垒，当地叫“可汗堡”。堡内北面的高台上有一高达15米的夯筑方形塔状建筑物；稍西有一座地上地下双层建筑物，现仅存地下部分，南、西、北三面有宽大的阶梯式门道供出入，规模虽不大，但与交河古城现存唐代最豪华的一所官署衙门建筑形式相同，可能是一宫殿遗址。20世纪40年代，一支德国考察队曾在堡内东南角盗掘出一方“北凉承平三年（公元445）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沮渠安周是在高昌建立流亡政权的北凉王，据该碑推断，此堡可能是当时的宫城，并有王室寺院。

高昌古城自公元前1世纪建高昌壁，到13世纪废弃，使用了1 300多年。公元640年，唐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统一高昌时有人口37 000人，说明了当时高昌城市的巨大和繁荣。那么，一个数万人的城池，为什么会消失呢？很多学者认为是战争使新疆的古城消失的，但此观点不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特点。战争是为了获得城市和土地，毁灭城池不是战争的目的，且战火毁坏了城池，人们可以再建，只要城池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唯一能使一大片土地上的很多城池消失的原因是自然地理变化，这使得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城池消失，从而导致丝绸之路的消失。因此，保护好环境，就是保护好城市，也就是保护好人类生存的地方。

第四，海上运输比陆上运输具有优势。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性。一方面，陆上丝绸之路对于沿途各国政治局势的变动极其敏感，通常某一国内部发生政治动荡，就会影响整条丝绸之路的通畅，如果是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对丝绸之路影响更大。事实上，这种因中国西北以及中亚地区处于战争、动乱而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的情况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另一方面，陆上丝绸之路还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陆上丝绸之路在绿洲、戈壁沙漠、崇山峻岭等极其艰苦的地区中穿越，而且主要运输工具是骆驼组成的骆驼队，它负荷量有限，与海船根本无法相比。因此，陆上远程贸易存在着运量小、时间长、成本高以及安全性低等一系列弊端，这也正凸显出陆上丝绸之路对于跨境基础设施的强烈需求。然而，即便是罗马帝国、阿拔斯王朝、唐朝、蒙古帝国，在当时的时代状况下都不具备提供如此大规模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能力，更不用说长期处于政治对峙和割据的各地诸侯。

相较之下，海路的优势就显得十分明显。一方面，古代海洋航线尽管也时不时受到海盗的袭扰，但真正能够大规模干扰海上运输通畅的政治军事力量却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海路并不像陆路那样容易受到沿途国家政治局势溢出效应的不利影响，海上航行可以选择性地绕过政治局势动荡的国家。更为关键的是，相较于骆驼队，海舶运输具有时间短、运量大、成本低、更安全等优点。因此，可以说，海运更适合于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而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已无法承载当时急剧增加的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规模。值得指出的是，自唐朝中后期开始尤其是宋代以后，陶瓷大规模出口的兴起，更强化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由于陶瓷具有体重质脆的特点，很容易受到运输条件的制约，一般来说，陆运驮行远不及海运方便安全，且载重巨大的船舶往往更能节约成本而具有比较优势。

伴随着明中后期与清代对海洋贸易的有限开放、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动荡，以及西方世界称霸海洋、殖民主义政治秩序的全球扩张等一系列历史进程的展开，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印度、西亚和非洲等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陷于衰落，并长期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性兴替，既与特定政治局势的转换息息相关，也是由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陆上贸易的内在局限以及中国的海上优势、自然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所共同促成的。陆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往往取决于中国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程度以及中亚、西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度。如蒙古帝国时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就是以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作为基础、后盾的。尽管在当代以帝国的军事方式实现区域整合已不具备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但是依然给复兴陆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有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