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州县城利民街口，一座法式的门楼在周围中式民居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大门一侧悬挂着白底黑字“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的牌子，仿佛一下子把时间拉回到一百多年前。
清末，龙州曾是广西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北海开埠早于龙州，但当时北海属于广东），从1889年法国政府派遣副领事安迪来龙州开设领事馆，到1949年法国领事华义乐撤离龙州，法国在龙州设立领事馆的时间长达60年，前后共有30多名正副领事在龙州工作过。
穿过门楼走进院子，时空的穿越感更加强烈。修剪整齐的热带灌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与米黄色的欧式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呈现出一股欧陆风情。法式建筑的主楼前面有棵一抱多粗的大树，看上去古老而怪异，这是一棵相当罕见的“树中树”，下半截是樟树，上半截是榕树，两树互生共存，枝繁叶茂。树后的建筑就如同这颗树一样，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读后让人五味杂陈。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主楼前竖立着两块石碑，一块上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另一块是“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简介”，碑文中记载了龙州领事馆的简史，也介绍这里曾经是龙州火车站。
1896年，中法商定建设龙州至镇南关的铁路，并与越南境内同登的铁路相连，由法国费务林公司承建。法国人自1896年至1898年先后建成龙州火车站、货仓和江边起货码头以及镇南关外货栈。但因中法双方在轨距、费用等方面分歧较大，争执不下，几经谈判，双方互不相让，铁路遂告停办，没有能够铺下一根铁轨。1908年，法方将火车站进行改造，把领事馆迁到这里。龙州领事馆的历史也就像这个没有铁轨的火车站一样，虽然承载着很多美好的愿望，但没有结出实际的成果。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是两幢结构相同的法式二层楼房。楼房层高5米，单体长25.66米，宽15.2米，面积780平方米，两幢楼房总面积1560平方米。楼房地面铺着石板，屋顶覆以金属瓦片，中间两座旋转式楼梯和楼板均用当地的枧木精制而成，四周开20个大拱门，拱门向内为2米宽的走廊，整个建筑坚固而别致。门窗都是旧式的百叶门窗，走进楼房，让人仿佛走进一部印度支那场景的旧式法国电影之中。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局部)
室内已辟成展览室，窗上挂的一幅幅黑白照片回顾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的历史，由于历史久远，资料短缺，照片并没有给出龙州与法国交往的全貌，它们像是茫茫大海上一连串的浮标，让人们想顺着这些浮标拉起沉在海底的大网，然后从网中采撷璀璨的珍珠。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在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内前后生活和工作过的30多名正副领事，他们在龙州以及离开龙州后的命运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喜剧，也有悲剧。
龙州是他们其中一些人事业的起点。首任领事安迪是法中外交的拓荒者，继龙州后，又相继参与了法国在云南蒙自、四川重庆和成都建立领事馆的工作，最后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衔；继任的方苏雅在离开龙州后被任命为法国驻云南府（昆明）领事以及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在他的推动下，滇越铁路得以建成通车，从而彻底改变了云南落后、封闭的面貌。受到他们的熏陶，他们各自的助手甘斯东和博韦也在不同的职位上干出了骄人的成绩，从而步步高升。
甘斯东（Gaston Khan）,跟随安迪来龙州时是学生翻译，到龙州后，任驻龙州领事馆的办公室主任，在安迪回国休假时，他还一度担任驻龙州领事馆的代办。之后，他先后在法国驻广东、北海、天津领事馆工作，经驻天津领事的推荐，他于1896年被任命为法国驻广西东兴领事馆副领事。
甘斯东像
甘斯东到任后不久，法国驻北京公使将驻东兴领事馆与驻海口领事馆合并，要求甘斯东兼管两地，甘斯东向外交部强烈抗议这个既花费巨大，又让外交官海上旅途充满危险的决定，在他的建议下，东兴领事馆最后与北海领事馆合并，而甘斯东则于1897年前往海口，负责领事馆工作。任职海口期间，他参与法国与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的谈判。
1898年底，他因工作出色被调到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任二等秘书，还曾担任过各国使团副秘书长。1904年，他调任驻广州领事，1909年，他改任驻天津领事，1912年，他被任命为驻上海领事，后升任总领事。甘斯东最后被任命为法国驻泰国特命全权公使，在这一岗位上光荣地结束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博韦（Joseph Beauvais)在中国的经历与甘斯东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本是木工，19世纪末，法国外交部向平民阶层扩大招生，他得以学生翻译身份走上外交岗位。1896年，他先于方苏雅几个月来到龙州，熟悉当地的情况，得益于他的参谋，方苏雅到龙州后很快打开了局面。方苏雅离开龙州后，博韦继续在龙州工作到1899年，然后又追随方苏雅到云南工作，在“昆明教案”中与方苏雅一起，保护了几十名外国人的安全。然后又随同方苏雅一起推动滇越铁路勘探和建设。
1905年，博韦被调往由甘斯东建立的驻海口领事馆，在海南岛上孤独地工作了两年。1908年，他接替甘斯东任驻广州领事，1919年升任总领事，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1923年，之后，他也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衔。
但更多的人却没有他们幸运。由于交通不便，物质供应缺乏，外交官生活条件不佳，且要忍受思乡之苦，再加上当时中国南部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疾病肆虐，许多外交官都曾得过重病，一些人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
1888年，法国驻广州领事安博华（Camille Imbault-Huart）向外交部提议建立驻龙州领事馆，他本人也被任命为驻龙州领事，但因他工作太过出色，被两广总督张之洞强行留在广州，1897年，他因腹泻伴随肝脓肿在香港的医院去世。
继方苏雅后代管龙州领事馆的祁理恒(Fernand Guillien），1903年调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任领事，但接到任命时，祁理恒正因重病回法国休假，1904年，祁理恒因病医治无效在法国去世。
1906年，驻南宁和龙州领事波宛（Emmanuel Point）因疟疾在任上去世。
1919年，龙州领事克里班（Pierre Crépin）回国休假，他把龙州领事馆的事务交给他的岳父——驻龙州海关官员布伊乃（Pierre Bouinais）代管，1920年，布伊乃死在任上。
方苏雅(中）和博韦（右）
方苏雅（右）和博韦（左）在巡察西江的途中
1938年1月28日，在日军飞机轰炸龙州时，当时暂时代理龙州领事馆工作的领事官员卡马里（Jean Camaly）身中两弹，负了重伤。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
最为悲惨的是1921年和1926年两次在龙州领事馆任职的领事罗伯尔（Victor Robert）。他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一战”期间，他为支援法国的中国劳工担任过翻译，也曾在“一战”后参加英法联军远征西伯利亚。1919年他来到中国，在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工作，并与妻子在哈尔滨结婚。1920年他被派到云南蒙自，次年被任命为法国驻南宁和龙州领事。
1921年，罗伯尔回国休假，在法国期间，他接到重新任命他为驻蒙自领事的电报，于是又回到蒙自，1924年，他因病申请回法国维希市休养，法国外交部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认为他在蒙自既正直，又富有策略，工作有激情，取得很好成绩，同时批准了他的请求。1925年底，罗伯尔又被重新派任驻南宁和龙州领事，1926年5月，因妻子在龙州怀上第二个孩子已经数月，而龙州医疗条件缺乏，罗伯尔申请调往他处，并先把妻子送往河内。当时，龙州周围爆发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罗伯尔坚持工作到局势相对平息，10月31日，他接到前来接替他的领事嘉德（Cadet Valère），在嘉德陪伴下离开龙州前往蒙自任职。但在离龙州不远的路上，两人乘坐的汽车被暴徒劫持，人们在路边的沟里发现罗伯尔的尸体，次日嘉德从暴徒手中逃脱，步行回到龙州。
11月3日，罗伯尔的葬礼在河内举行，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在医院里产下他的遗腹子。
厄运似乎也伴随着嘉德，他原是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地官员，主动申请加入外交官队伍，在参加完罗伯尔葬礼返回龙州的途中，在上次被劫地点附近再次被袭击。1930年，龙州起义爆发，作为帝国主义代言人，嘉德夫妇被愤怒的龙州居民驱逐出境，此后，就在历史中失去了踪影。
但恶劣的条件并未能阻挡外交官的脚步，减少他们的决心，不少人在岗位上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埋头工作。
如克雷班（Pierre-Jean Crépin）,1905年作为印度支那铁路公司翻译来到云南，次年加入法国驻蒙自领事馆，很快就得到领事的青睐。之后，他曾在昆明、汕头、广州、上海等领事馆工作过，1916年,他被紧急派往龙州，任驻南宁和龙州领事。他与当时统治两广的陆荣廷很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促进桂越关系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他离职时，陆荣廷和广西督军谭浩明向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发电挽留克雷班。
克雷班后任职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曾与山东临城火车大劫案的盗匪谈判，最终救出被绑架的32名欧洲人。1925年，他又被任命为驻沈阳领事，经历东北从张作霖统治到日本人侵占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于1940年被调任法国驻汉口领事馆领事，当时他一贫如洗，只有年迈的母亲、生病的女儿和儿子伴随他。1946年，62岁且疾病缠身的克雷班方才得以退休回国，颐养天年。
西蒙（Philippe-Auguste Simon)于1926年担任法国驻云南府领事时正赶上云南内乱，法国插手干预，为保证被对手囚禁的军阀龙云的人身安全，西蒙被派去与他同住，后来龙云成为“云南王”，法国驻云南领事馆也得益于这段轶事，与当地官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32年西蒙被派到龙州，法国驻越南总督帕斯奇耶特别满意西蒙的工作，他向法国外交部汇报：
他的任职大大加强了我们与广西的关系。西蒙克服了物质短缺的困难，与广西边防督办建立了经常性联系，更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在前任督办韦云淞将军任职期间与广西方面业已形成的亲密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希望加强与广东方面的联系。
在西蒙推动下，广西省长黄旭初率团于1933年秋访问河内，桂越之间形成守望相助的关系。1937年1月，应白崇禧的请求，西蒙陪同他所率的代表团去河内访问，参观了军事设施，特别是殖民地部队第四炮兵团以及兵工厂，为广西在抗战前夕加强与法驻越殖民地政府军事合作进一步铺平道路。西蒙还积极推动桂越国际交通线的建设，甚至在日本第一次侵占龙州时，他还坚守岗位。
1938年，西蒙被调往广州，主管驻广州领事馆，在整个日本占领期间，他一直坚守在广州，日本投降后，他被蒋介石国民政府指责与日本人合作，因而被迫离开中国。回国后，他又被先后派往以色列海法以及马其他和塞浦路斯等地做领事，直到1959年方才退休。
斯古雷（Joseph-Alphonse Siguret)是个汉学家，在任职龙州之前，他先后在驻上海、昆明、天津领事馆工作，1939年他被任命为驻海口领事，正好遇上日军进攻海南，他在岛上被困数月，与外界断绝联络。1940年，他又回到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不久又被派往成都。1941年12月，他被改派往龙州，但被广西军队怀疑为间谍，要求离境，斯古雷以顽强的韧性坚持在龙州待了下来，一直到1944年底。在其他法国人都改投戴高乐自由法国时，斯古雷却固执地代表法国维希投降政府，成为蒋介石与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唯一联系渠道。虽然蒋介石政府表面与维希政府断绝关系，但私下却通过斯古雷向法方表示尊重桂越边境现状，一时不能解决的争端则通过斯古雷的中介，慢慢协商解决。1943年底，斯古雷向蒋介石转交一封信，要求加强中国与印支之间经济往来，蒋介石则回信表示，其政府无意干涉越南东京内政，重申愿与法方加强合作，共同赶走日本侵略军。这为中国政府在战后继续与法驻印支殖民地政府保持关系打下基础。
战后，斯古雷被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留任，担任驻天津领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他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法国派他担任驻台北领事，直到1955年。1959年，他又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驻朝鲜的总代表，1960年，他才结束自己曲折复杂的外交官生涯回到法国。
在龙州的历任领事中，还有一对兄弟外交官。哥哥是华业尔（Jean-André Royère),1938年到1941年在龙州就职，在此之前，他曾在哈尔滨、南京、北平等地工作过，来龙州时正值日军大军压境，龙州只有一个法国神父，其他外国人都早已逃跑了，但华业尔勇敢地留了下来，在龙州期间，他经历了日军第二次攻打龙州，也经历过多次日机轰炸。1941年，他被改派驻重庆领事，在那里，他再次经历多次日军轰炸，为了抗击法西斯暴行，他加入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他又被派到昆明，他参加了中法混合委员会的工作，在中法之间交换情报，协调双方军事行动，为最后的反攻作准备。战后，华业尔回到法国外交部，1949年，又被派往法国驻上海总领馆工作。
华义乐（Pierre-Jean Royère)是华业尔的小弟。1939年追随哥哥来到中国，被派到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不久就被派往汉口。1940年，他被派往天津，几个月后，他又被派往北平。在那里，他找到了哥哥留下来的几个箱子，里面的物品正好供他在日军占领、物资短缺的条件下使用。
1947年，经法国外交部批准，他与北平市立医院的一位长沙籍女护士在法国结婚。1948年，法国外交部派他到遥远的龙州，他在途中短暂代理驻广州总领馆事务后，于1949年1月17日抵达龙州。
但此时的龙州已是红色海洋中风雨飘摇的孤岛，龙州周围都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龟缩在城内，驻龙州领事馆的任务只是向驻军传递从法驻印支政府发来的电报。随着解放军日益逼近，6月10日，华义乐撤至柳州，成为在龙州的最后一任法国领事。10月1日，他又再次撤至海口，在那里，名义上的最后一任法国驻龙州领事于格（Hugues de Dianous de la Perrotine，实际未到任 ）于1950年10月21日宣布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关闭。而华义乐的哥哥华业尔也成为法国驻上海最后一任领事，于1952年闭馆回国。兄弟的命运就是一首旧法国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挽歌。
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旧址于2000年被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就像一台时光穿梭机，让我们可以一遍遍回到从前，重新体会龙州与法国悲喜前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