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海外科技企业的吸引力下降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印度的三倍以上，研发总投资比印度高三倍，而且国内市场和科技人员总量都要比印度庞大许多。这些都是海外科技企业急切希望得到的优势资源，但自主创新型战略令他们心存芥蒂: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一战略明显偏袒中国本土公司，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原则;另一方面，相比中国改革初期相对宽松的“市场换技术”战略，自主创新战略更具“攻击性”，他们担心在中国从事尖端研发有朝一日会威胁自身。相比之下，印度外部依附型战略更具“性价比”:印度只要求海外企业设立研发设施，而不要求必须与本土企业分享技术。制度上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了海外科技企业的决策部署。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2010年，在美国申请专利总量排名前十的科技企业均已在印度设立了实验室，而在中国仅有5家设立了实验室;从专利获得数量上看，十大巨头在印度的实验室为1119项，在中国的实验室为886项。
2.导致知识产权“泡沫化”趋势加剧
所谓知识产权“泡沫化”有四点集中表现:一是有产权没知识，即专利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缺乏应用价值。企业研发机构无法摆脱实用主义路径依赖，仅仅停留在对外来现有技术转换，而缺乏独立研发的行业习惯。二是重数量轻质量。近几年，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申报数量高速增长，明显高于企业平均收入增加值，这一方面说明专利没有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专利的质量在下降。三是有知识没产权，中国关于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权利的实施细则迟迟不能出台，尤其面临海外企业侵权纠纷缺乏主张权利的可靠手段。四是外围多核心少。中等发达国家发明专利占专利总量。[13]的平均为85%，中国2005年为35%、2007年为60%，总体依然较低。在核心领域的发明专利较少。八大发明专利门类，中国在医药(中药)领域占优势，在航空航天、汽车、通信、化工、IT领域海外企业在华发明专利高达70%—90%。
3.对扭转版权市场出口贸易逆差作用不大。
受到实用主义倾向的影响，中国把生产型出口仅仅限定在实物领域，在文化产业发展深度不够，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商业化。目前全球文化创意市场，美国占42.6%，欧盟占33.9%，亚洲和南太平洋国家占19%(其中日本占10%，韩国占3.5%)，剩下不足5%由其余将近200个国家去瓜分。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有限。
4.商标审批周期过长，使用周期过短
近年来，随着公众品牌意识的提升，中国企业对商标需求量也逐年上涨加之一些恶意抢注行为逐渐增多。目前中国商标年均申请量都在6.7万件以上。每件商标平均申请周期达到30个月，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在客观上造成本土企业宁愿进行贴牌生产加工，也不愿意长期等待审批结果。另外，中国商标的生命周期又比较短，按照中国商标法商标注册期限一般为10年的规定，1996年至1998年注册的商标目前已经到期，但是统计结果显示，这些商标的续展率仅为26%－33%。全世界企业生命周期为8到10年，中国企业只有6到7年。对此，一要优化商标审查程序，目前中国过于繁琐，可参照瑞典、英国、德国等国的改革经验，把审查程序简化为一审或在行政评审中只审查绝对理由，二是从实体角度解决抢注问题。通过建立甄别机制，有效防止抢注、囤积商标行为，不能仅仅以注册作为商标权注册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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