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视角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一直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联系和实践。20世纪40年代，重点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发展经济学转向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个阵营，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美发展^[21]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代表理论是“中心—外围”论，并得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将长期恶化”的基本论断，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关系导致将市场失灵，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停滞与两极分化。“外围”国家实现独立发展的前提是与中心脱钩，通过内部工业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国家主导力量。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提出了“依附论”，多斯桑托斯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依附》(1975)一书中，提出“中心—外围”结构是表面现象，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全球建立“统治—依附”关系的本质。帝国主义一方面不断强化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加快对附属国家的经济掠夺。

2.3.3.1　人力资本

T.W.舒尔茨(1920)在分析“农民行为合理性”时，提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22]，书中，他分析了将传统农业改造成为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的必要性，强调传统农业中最重要的因素——农民的投资(智力投资)是改造成功的关键。通过分析除物质资本外，智力研发同样对经济发展有直接促进作用。人的智力资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克尔恩克罗斯和哈伯勒借助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全球的资本流动与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认为国际贸易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上述观点，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并非是由技术创新到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还需要一套与自由市场相匹配的激励制度，使发明创造直接应用到生产之中，并带来产量或质量提增”。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们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来自很多方面，而早期理论分析和对策建议难免以偏赅全，失之偏颇，如不应过于侧重工业化，应当更加注重产业间的协调平衡;在工业领域不应过多强调重工业而剥夺了轻工业的发展机会;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应单向度地强调进口替代或出口鼓励，而应把出口和进口有机结合，共同推动国家经济繁荣;在调整生产结构时，不应紧抓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放，而要适时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

2.3.3.2　福利主义

代表人物B.希金斯指出，基本需要理论发展必须以基本福利为前提，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但不管怎样，结构性改革还是发展所必须的。福利主义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论，即出台发展计划前，必须充分考虑投入的所有方面，并非简单的资本、劳动和资源投入，还要包括科研、教育和其他民生方面的投入，确保发展系统中的各个阶段，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获得同步提升。但许多福利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发展早期，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发展存在一定片面性，发展必须兼顾分配公平、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各个方面。

2.3.3.3　分科化与专门性

发展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由笼统的普适性理论向具体的专门性分析转变。进入21世纪，很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早期快速增长之后，逐渐出现了分化与差异，各种各样的发展中的问题也纷纷出现，传统意义上笼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建议很难适用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而新的问题推动了理论的细化与分野。所以发展经济学提出要根据各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源分布禀赋以及经济产业实际情况来分析。赫希曼将这一理论现象戏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