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未来

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80年代初到21世纪为第三阶段。目前这个学科的发展仍然处在第三阶段上。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六个方面:①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研究;②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市场的研究;③对发展中国家中家庭替代市场的作用的研究;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⑤推进了制度与发展关系的研究;⑥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探讨。下面主要讨论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一、21世纪头五年发展经济学演进的新动向

进入21世纪已经5年了，发展经济学有什么新的发展?我最近查了国际上公认的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几个主要大本营的代表人物的个人网页。在2001年到2005年的文献中，所查大学主要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英国的肯特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归纳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基本的研究领域还是主要集中在以上6个方面，但是有一些新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一些新的领域，这些领域在过去不怎么被人们所注意或注意不多。这些新的发展反映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发展趋势。

(1)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2)种族问题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结构主义者使用新方法讨论种族问题。我们知道在非洲如果不讨论种族问题，他们的发展是不能起步的。如果人类把非洲丢掉了，那么人类还有多大的地方可以考虑发展问题呢?

(3)关于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问题。Stiglitz的一篇有关民众在微观(公司治理)和宏观层次上参与程度的讨论，将其与社会发展、社会资本的积累联系起来了。

(4)全球化问题。这在80年代很少讨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文献对这个问题很少讨论，但现在全球化问题已经摆到每个经济学家面前。政治全球化往往先于经济全球化。

(5)关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和技术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过去也有讨论，但是比较少。我们知道创新问题中技术进步的概念都包含在新古典厂商理论中，或者希克斯的包括有偏向的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在内的概念中。传统新古典理论很少进入具体的技术创新过程参与讨论，现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大家开始关注R＆D，即研究和开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虽然仍然使用主流的方法，但视角有了很大的改变。

(6)对金融发展问题的进一步考虑。如“金融约束论”、“信贷配给说”。

(7)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关注。

(8)对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问题的重新思考。最典型的是卢卡斯，他198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发展机制的文章。最近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个现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重新研究的经济史内容，是当时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美国原始积累时期发展是怎样起步的，还有关于殖民地时代的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影响的研究。这么多的包括全世界第一流的学者来讨论当时发达国家怎么起步，这个起步过程中哪些要素是关键要素，说明这个现象非常重要。一大批最优秀的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经济史，这说明他们有某种重新考虑这个学科的意向。说明发展问题被更多的人所关注，(或者)说明发展可能比(资源)配置重要，否则为什么重新讨论经济史呢?他们是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模型来讨论经济史问题的，使用的工具非常现代。尤其是递增收益分析工具的使用突破了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或命题。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往往意味着对现有理论的不满意，对现有的理论解释开始持怀疑态度。

二、对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界动向的几点思考

1.主流经济学的大量渗入

许多经济发展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在现代经济学中，判断一个学科是否还在发展，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看主流经济学家对它的关注程度。新古典经济学家改变了过去排斥发展经济学的态度，他们似乎想把发展经济学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渠道。近年来，许多一流学者纷纷卷入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斯蒂格利茨、卢卡斯、巴罗等，似乎给人以唯恐赶不上车的感觉。

这里有三方面特征。①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得益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其实质在于修正和完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制度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与代理理论、博弈论、厂商理论以及交易成本、败德行为、逆选择、“搭便车”等概念的引入，不仅使新古典基本理论大为改观，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发展问题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再停留在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和扭曲偏离均衡的解释，而是在承认扭曲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政策工具实现“次优”最佳状态;以后又进一步推出了在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即使是市场竞争也不会是帕累托效率的结论。②早年结构主义者提出的命题给主流经济学家以极大的启示。当如今新古典学者重新审视早期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时，却同结构主义者殊途同归:“大推进”、“平衡增长”等命题被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在理论上仍然有效”，这些命题“实际上确认了竞争性市场均衡中被忽略了的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某些从对不发达国家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也给发达国家研究以启示。例如，“效率工资”模型被用于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得出了与发展中国家近似的结果;又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则被认为吸收了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的研究成果。③引入了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特别是新增长理论。有一种趋势，主流经济学似乎想用新增长理论这样一个理论分析范式，来替代发展经济学，把它纳入新古典的主流渠道，而替代的最主要的分析工具是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但是当他们想办法涉足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领域时，他们实际上把他们原来的“新古典紧约束”的框架一点、一点地丢掉了。

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挑战为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激励

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公认的事实，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展远远滞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最典型的实例是在相当长时期内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这种状况激励着西方经济学界许多一流学者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这里有三类人。一是1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迄今为止已摘取桂冠的5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中，其本人就是发展经济学家或者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就有10多位，如丁伯根、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人正是在亲临发展中国家并从事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才完成他们的理论创新的。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人)。三是一大批在发展中国家长大但在发达国家受到当代经济学良好训练的学者，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巴格瓦蒂、巴丹等。这些经济学精英们选准市场不完善甚至根本不存在某些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试图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新增长理论被认为是受东亚成功经验激励而成功地做出的“理论化”总结。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具有最强烈的追求完美性的倾向。虽然经济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但经济学家有着追求其理论普适性的强烈愿望。这种追求理论完美性和普适性的意向在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经济学家大家们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多年来一大批一流的经济学家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并展现其才华，将他们提出的新理论放到发展中国家来检验，以验证其理论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意义。正是这一大批一流的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追求，才促成了这门学科的长足进步。他们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人提出来的经济理论的某些命题、假设和结论都要受到经验检验，一种理论越是能解释市场不完善、不规范甚至市场缺失的发展中国家，则这种理论便越是具有普遍意义。在现今世界上已有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大体上有20多个发达国家，其余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只能解释OECD国家的问题，而不能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说清楚的话，那么，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失去解释力。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世界所瞩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经济行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干预不是在纠正“市场失灵”和补充或替代“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的意义上体现出它的效力，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同东亚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但中国从总体来看仍然保持着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始终同经济转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又是在市场体制仍未完善的前提下加入WTO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中国的案例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未曾遇到过的，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经济转轨过程也远未完成，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征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中所依赖的范畴、命题以及基本假设条件的偏离，因此，在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修正原有的假设条件，提出新的假设条件或增加附设条件，使之与中国的现实相适应。

3.新的分析方法对发展经济学的推进

(1)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大量涌现。结构主义者在原有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用主流的方法进行了武装。近年来最突出的进展是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虽然也是一般均衡，但却给它赋予了非常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通过这种方式，结构主义者把它们重新武装起来，然后进行讨论。

(2)在多学科融合的趋势中更多地展现出经济学的“人类关怀”。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都在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展现了很大的空间。在经济学的演进中，有两次表现出人文关怀。一次是加里·贝克尔的贡献，它将经济学分析的触角伸进家庭、犯罪、歧视等领域。那一次展现了经济学在“宽化”方面的潜力。第二次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关怀，这次关怀显示了更大的“宽化”的空间。一方面，递增收益的分析对经济学家解释世界赋予了更强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毕竟是整个人类的事情。随着经济学视野的不断扩大，“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所体现的人类关怀将会被更多地纳入进来。而人类关怀最现实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怀，因为当今世界上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如果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怀放入发展经济学，那么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的前景是难以估量的。

从发展经济学60多年的演进历程中，我们所见到的情景并不是这个学术领域的衰落，而是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激荡中，新观点不断涌现，老观点被重新讨论。这种学科兴盛的情景恰好说明发展经济学仍处在它的繁荣时期。据一位希腊发展经济学家统计，20世纪60年代第一种有关经济发展的刊物问世，截至1988年已超过50种，至今这个数字肯定上升了。学术刊物的增多，一方面说明学术队伍在壮大，另一方面说明这个学科正在蒸蒸日上。

资料来源:马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未来》，载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组编:《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二届张培刚奖颁奖典礼暨学术论坛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