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可汗”到“东亚病夫”

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社会大都处在“一治一乱”之间。从文化上，并未跳出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框架;从政治上，也大都未越出汉代确立的典章制度。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历代知识精英对国家形象问题的思考也未见有超出孔子和韩非子所创立的高度。因此，我们只能换一个视角，从国际交往的角度，选择唐代初期和清代后期分别作为开放时期和封闭时期的两个典型代表，以此来考察古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在国际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唐太宗即位后，北方少数民族经常侵犯中原。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多次领兵侵袭，唐朝多次派兵抗击。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平定了东突厥，并俘获突厥首领颉利可汗。《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载:“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自是西北诸藩咸请上尊号‘天可汗’。”被尊为“天可汗”，固然是有唐代初期的昌盛国力作为基础，但同时也与唐太宗等君臣的开明政策息息相关。唐太宗在俘获颉利可汗后，并没有杀他，而是把颉利和他的家属安置在太仆寺，厚加款待。后来颉利病死，唐太宗按突厥风俗为颉利举行火葬，并为他修筑了高大的坟墓，还让颉利的儿子袭其父职。突厥灭亡后，大量的突厥民众陆续归附唐朝。如何处置这些突厥民众，唐太宗诏群臣商议办法，中书令温彦博和秘书监魏征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载:

温彦博以为:“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征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21]

面对魏征的质疑，温彦博继续辩解道:“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22]最后，唐太宗听从了温彦博的对策。

应该讲，魏征的上述看法看重实际利害，接近法家思想，却在这个问题上略显保守;而温彦博的观点看重教化和归顺，接近儒家思想，持开放的态度。因此，唐太宗的政策措施得到了诸藩的认同，尊其为“天可汗”。至此，唐代的皇帝不仅是国内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天下的共主。唐代昌盛的国力、开放的文化政策对周边国家影响很大，新罗、日本等国派遣唐使进行文化交流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一切都为唐代树立起富庶、开放的国家形象。

1250年之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清朝末年。“天朝上国”的美梦和“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使得当时的清政府妄自尊大，对潜存的危险毫无知觉。甲午海战之后，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申报了近30个参赛项目，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这幅漫画即题为“东亚病夫”。^[23]

应该看到，把晚清的中国称为“病夫”，最初是觉醒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自我指认，包含着对国家衰落、国人孱弱的痛恨，表达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后来又被其它国家用来蔑视中国，但客观上也表达了外国公众对当时中国的认知和评价。“东亚病夫”的国家形象，源于清政府的封闭和保守，源于中国生产力的落后和民众的愚昧。从维新派发出的呼声来看，当时保守派官僚对“天朝上国”的设想无视世界历史的发展，无视世界生产力发展之变革，严重影响了健康积极的国家形象建构，成为当代中国建构国家形象的反面教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