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分类

安全的分类

●不同体系文化下的安全

安全是针对是否存在危险而言的，而危险是针对人们要保护的东西而言的。不论石器时代，还是信息时代，生存都是人们首先要保护的东西。但由于每个时代人类生存面对的威胁和危险会发生变化，所以，人们追求安全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在不同的体系文化下，安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霍布斯文化下的安全是“个体军事安全”，也就是说安全主要是国家自身的生存问题。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首先认为安全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其次认为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障本国的生存，再次认为其他国家都不可信、不可靠。从历史上看，古代国家非常担心本国会被外来敌对势力灭绝或奴役，因而它们获取安全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扩军备战，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消灭潜在的敌人。这就形成了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安全困境”。

洛克文化下的安全是“个体多元安全”。洛克文化下，国家依然关心自身的安全问题，但由于主权原则保障了国家的生存资格，国家不再像霍布斯文化下那样关注军事安全问题，不再认为安全困境永恒存在，而是更加关心安全的多元性和综合性。除了军事安全外，国家还关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文化安全等。其中，经济安全可能是国家最为重视的内容。因为洛克文化虽然保证国家的生命不会被剥夺，但国家的财产依然可能会被掠夺。打个比方说，国家这时已经不担心会被杀，但会担心被抢或者受穷。也就是说，洛克文化下“大战已经打不起来”，国家倾向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康德文化下的安全是“集体安全”。与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明显不同，康德文化下的国家在观念上和行为上都不仅仅关注自己，而且还关注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安全。在观念上，国家对安全问题形成了一致认识，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行动上，国家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互惠和利他主义^[4]。而“集体安全”推至极致，便是关注整个世界体系的安全，也就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地球的安全，因为不同的国家会因集体意识的形成而认识到，为了使世界体系能延续下去，必须同舟共济来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方舟”。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除了根据体系文化对安全分类之外，国际关系学者还根据威胁的类型和受到威胁的行为体的不同，将安全划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针对的是国家受到的军事威胁，即我们常说的国家安全，如外敌入侵和敌对威慑等。传统安全主要涉及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问题，如使用军事力量的条件，暴力对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国家为准备、防止和参与战争应采取的战略与政策等。应对传统安全问题，以前中国主要靠兵部，现在主要靠国家的相关军事部门等。从《孙子兵法》到《战争论》，讨论的都是如何保证本国生存和对付敌国威胁的问题。一直到冷战结束前，传统安全几乎就是安全的代名词，国际关系学者主要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而军事力量的威胁在其中占据很大分量。

非传统安全是指国家或人民受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威胁，如贩毒、非法移民、传染病、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等。和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关心的主体并非只是国家，而是上至整个地球，下及所有个人。如果说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就是人类安全，既关心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又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如果说传统安全关注的主要是军事威胁，那么非传统安全关注的领域已经扩展到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比方说政权合法性问题导致的国内冲突、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失调、民族分离主义导致的社会动荡、污染物传播造成的伤亡等^[5]。有必要说明的是，非传统安全并非不关注军事问题，但相对于强调国家间冲突的传统安全来说，非传统安全更为关注国家的内战和种族清洗问题，比如科特迪瓦和苏丹等国的内部族群冲突。

事实上，金融危机、民族分离和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在两极格局和美苏对峙的阴影笼罩之下，传统安全问题是人们担心的首要问题。相对于世界大战的威胁来说，空气污染和贩毒集团的危害是小巫见大巫。但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下降，威胁国际安全的因素除了传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外，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领域的问题日益突出。正如美国学者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e）所言，“对公民幸福的最大威胁越来越多地不是来自别的国家，而是来自以下这些情况：资源缺乏、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的城市化、大批的移民、环境退化、个人和团体恐怖活动以及经济剥削”^[6]。比方说，现在很难想象中国会再遭类似“九一八”事变那样的劫难，但是2003年的“非典”却令北京和广州这样大城市的居民陷入恐慌。全球化的时代，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会限于一国境内。几百年前，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丧生，而东方的中国却能够安然无恙。但现在流行性疾病的蔓延速度超乎人们想象。艾滋病的传播已使得不少非洲国家的大量青壮年人口染上这种病毒。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控制，很可能到21世纪末时，有些国家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