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鹰复兴之路

俄罗斯：双头鹰复兴之路

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半个世纪前，那是一个最令中国人艳羡和向往的国度，是国人心中的“偶像”。如今，许多国人觉得这个原先的超级大国已经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了。尽管俄罗斯还是“金砖四国”之一，但在某些人的心里，俄罗斯几乎成了忆苦思甜的最好样板——那是一个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却没有能力给舰队供电的国家，一个被原先的对手步步欺负和打压的国家，一个被失败的经济改革折腾得民穷财尽的国家，一个笼罩在车臣恐怖主义分子血腥袭击之下的国家，一个被经济寡头和黑社会分子实际操控的国家。

其实，这些看法并不是俄罗斯的真实情况。至少，一个人均GDP超过9千美元的国家显然不会是“穷国”^[34]。事实上，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依然是当前世界格局“多强”中的一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俄罗斯具备了以下几方面的强大国力。

首先，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的政治和军事遗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是世界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五强之一。而且，昔日曾与美国争霸近半个世纪的苏联虽然消失了，但苏联所拥有的大部分武装力量和75%的核武库还在俄罗斯的手中，俄罗斯是冷战后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在军事上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核大国。

其次，俄罗斯的人力资源相当丰富，国民素质非常之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口锐减，但这和国家解体、经济转轨并无相关性，因为1930—1945年间由于战争的缘故出生率很低，而1930年之前出生的婴儿现在已达垂暮之年，人口死亡率高非常正常^[35]。在俄罗斯现有的8　700万劳动人口中，70%受过高等教育；共有5　700万人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占居民总数的1/3；全国科技工作者队伍的人数逾百万，其中不乏杰出人才，从事着诸多科技尖端领域的课题研究工作^[36]。

再次，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转型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可能有些人依然认为，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倒退，休克疗法和经济改革使得俄罗斯经济的衰退雪上加霜，平民损失了原先高福利的社会保障，而寡头通过巧取豪夺获得了大量垄断利润。但最近9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势头相当惊人，是公认的“金砖四国”之一。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连续9年增长，人均GDP已接近9　500美元。原来一直困扰俄罗斯的粮食短缺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从2002年开始，俄罗斯重新成为粮食出口国，恢复了十月革命前土地大国粮食出口的历史传统。在金融领域，俄罗斯已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国内外多种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现代金融体系，卢布币值稳中趋升，通货膨胀率基本控制在3%以内。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9—2004年，俄罗斯人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30%—40%^[37]。

国内学界与舆论对俄罗斯迅速“重振雄风”最为流行的解释，就是所谓的“叶利钦是搞垮苏联的罪人，普京是拯救俄罗斯的英雄”。事实上，这种“人治说”是欠妥的。如果“搞垮苏联”是指联盟国家的解体，那苏联宪法本来就明文规定，各成员拥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甚至可以单独加入联合国，更何况苏联解体的原因非常复杂，绝非个人能力所为。如果“罪人”是指转轨期严重的危机，那么所有东欧国家转轨期间危机都不轻，叶利钦即使“有罪”，也只是要承担应对失当的责任而已，谈不上是转轨危机的罪魁祸首。再说，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只有一小部分是体制转轨的“阵痛”，大部分是“苏联解体后遗症”所致，埋怨不到叶利钦头上去。如果说普京的“拯救”是指经济止跌回升，那么这个“拐点”在1996年下半年本已初现，1997年虽因全球性金融危机被中断，但到1998年下半年又恢复，1999年升势已经明显。普京的上任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复兴，但把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普京大帝”则未免言过其实^[38]。

图10．4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

所以，如果单纯从领导人变迁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的变革和转型，那就会偏离其要点。正如此前所描述的，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气脉的，往往是精神、思想和制度，而非一两个偶然出现的“卓越领袖”。俄罗斯之所以能出现复苏的势头，最主要原因是它在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震荡之后，初步奠下了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基石。这不仅为国内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地发展奠定了综合性基础，也为国家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更为俄罗斯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尤其是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消除了体制障碍。

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通过全民公决，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新宪法。自从新宪法通过之后，俄罗斯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都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参与政治。在宪政体制下，俄罗斯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政治改革。

第一是权力监督机制的建立。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一些行政长官集多权于一身，独断专行，飞扬跋扈，腐败成灾，甚至暗杀政敌。针对此问题，普京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把89个行政主体按地域划为七大联邦区，并直接委派负责人，全面协调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二是修改联邦委员会组成法，使各地行政长官不再自动兼任上院议员和领导人的职务，从源头上杜绝了行政负责人为自己立法的违宪状况；三是把原来政府的几十个部委精简为十几个，把各部委的审批项目由原来的500多个减少到102个。

第二是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作为法律专业出身的总统，普京希望实现“每个公民都可以向国家宪法机关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公民和政府有了以前不可想象的对话与沟通。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专题会议和各类民意调查抒发己见；由全俄各地群众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大众媒体和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公民论坛”可以对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比如车臣、反恐、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和反贪反腐等等。

第三是促进政党政治的出现。普京不仅促成了俄“政党法”的出台实施，还敦促“执政党”严守“取信于民”的党纲，为缓和朝野矛盾，减少内耗，更积极争取反对派政党在重大事件上的合作。因此，近几年俄国政坛出现了政党之间“没有硝烟的角力”，并经过多次分化、改组、联合，出现了中派政党联盟——“统一俄罗斯”。该党作为第一大党，标志着俄国政治力量发展趋于成熟，极大地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低。政治斗争将在宪法框架的指导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当俄罗斯人靠着一次次的选举调整着国家的前进方向时，即使这种规则还有待完善，但它远比一个有着克格勃半夜敲门的制度舒服得多，更何况它还是市场经济转型并走向成熟的必要制度保障。因为宪法确立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及制度，促成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一些资深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革存在不连贯性、矛盾性甚至野蛮性，但毕竟遏止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休克疗法虽有缺陷，私有化变革虽有弊端，但这种前仆后继的改革毕竟为正常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终而形成维护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97年开始，俄罗斯的私有部门对GDP的贡献达70%。换句话说，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增加了国民财富^[39]。

可以说，俄罗斯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根本扭转了“高投入、低产出、无效益”的行政命令体制，改变了以前体制遗留的“凡事依靠权力”的弊病，而且促成了“效率优先”的市场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为劳动者提供了依法自主交换劳动的机会，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搭建了社会平台。可见，对于俄罗斯的全面复苏，其内在因素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