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产生的经过

主权产生的经过

当时亲眼目睹法国内部宗教战争惨剧的布丹，认为在这种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下，谁都会受到威胁和损害：在没有国家的时代，每一个家庭的首领都对家庭的其他成员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在各个家庭之间，则由于暴力、野心、贪欲和仇恨而相互敌对，胜利的一方成为主人，失败的一方成为奴隶。“因此完全的、无限的自由，即任何人按其所愿进行生活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约束的自由，将使所有的人陷入奴役，使所有的人一无所获……任何人如果不愿意放弃他一部分的自由在法律统治下生活，服从别人的命令，则最终将失去一切”。于是，布丹希望能找到一条结束冲突、政教分离的道路。

布丹认为，要在欧洲建立稳定的秩序，就必须在各国国内建立某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主权，即“统治一个国家的永恒的、绝对的权力。”^[5]当主权被布丹赋予“永恒、绝对”的性质后，主权所有者们便可合法地否定存在任何凌驾于主权之上的权威（无论是皇帝还是教皇），同时还可以在国内建立垂直的权力分层体制。布丹的主权论否定了欧洲是基督教下的统一世界，否定了皇帝和教皇的合法权威，否定了国家之内对权力的垂直分割，但他的主权只是针对国家至上的神权和国家内部的封建割据，却没有明确以下两个问题：哪个权力主体应该拥有主权？如何保证国家之间不相互侵犯主权？

这两个问题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基本得以解决。三十年战争既是一场宗教战争也是一场权力斗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都希望将中欧德意志地区变成政教合一的天主教中央集权国家，而君主国的国王们均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获得政治和宗教的最高权力。于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首的天主教同盟和与君主国为核心的新教同盟时打时谈，战争时断时续地进行了20多年后，双方依然胜负难分。神圣罗马帝国已不可能完成欧洲一统的政治梦想，而君主国和新教同盟也没有足够实力彻底反败为胜。于是双方唯一理性的选择便是握手言以求和平共处。

三十年战争虽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也因此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后果，就是理性终于在欧洲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思考中战胜了仇恨和贪欲，占据了支配地位。在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与会各国达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理性结果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封建式的国际关系，开辟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新时代。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两方面解决了布丹遗留的问题。

一方面，王权战胜神权和皇权，成为主权合法的权力主体，即国王成为主权的所有者。《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地把宗教问题排除于国际争端之外，甚至规定教皇的一切命令都不能抵消《条约》的效力^[6]。而日益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各国的实际行为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更何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否认在国王之上存在任何具有实际法律地位的权威存在，因此各国实际上不再需要听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旨意，国王成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和本国事务的最高决策人。

另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限制了主权国家相互侵犯的行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否认除主权者之外的任何政治力量对其国家进行干涉的合法性，保证国王对其领土范围之内的居民和财产的绝对统治权。比如说《和约》第76条明确保证了法国国王对其领土范围内所有居民与财产的绝对统治权，使其不受“皇帝、帝国、奥地利王室或其他任何人的阻碍”。第88条也对奥地利王室同样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保障，使其对于领土范围内原先所有的封建阶层拥有绝对的主权^[7]。于是，主权国家内部的自主发展获得了国际性的相互保障，主权国家之间“互不干涉、互不侵犯”。

简而言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一国君主为主权的所有者，杜绝了其他权力干涉主权的合法性，也限制了主权国家相互侵犯的可能性。当然，当主权的对立面——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消失后，布丹所强调的主权“永恒”与“绝对”的意义也就消失了。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是对主权的承认，也是对主权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