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主义和多边经济一体化

4.区域主义和多边经济一体化

当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时，全球经济组织如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作用得以加强，于是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即首先在WTO和区域经济组织之间具有产生紧张关系甚至互相抵触的某种可能性;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时，货币一体化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目标发生冲突。无论怎么说，WTO和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涉及原则性的重要问题，并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世界经济的实物领域内(weltwirtschaftliche Realsph－re)，实物经济中的世界经济秩序(die realwirtschaftliche Weltwirtschaftsordnung)起源于区域一体化和WTO的活动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WTO通过针对服务行业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该协定涉及金融服务以及同银行和保险有关的直接投资——在统一的金融市场中，最终构建了一个包括实物经济和金融经济在内的全面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

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动力——除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首先还是出于对全面的和安全政策方面的考虑。在诸如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这几个案例中，一些小国在一个庞大的一体化俱乐部框架中努力提升其在全球层次上获取利益的机会，这一考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具有中等实力同时又具备很强的出口能力的国家，根据经验同样把区域一体化看作是确保在邻国拥有销售市场的战略:与这些国家建立互惠贸易关系，可以通过降低运输成本的方式，有助于在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方面加强同邻国的贸易。

早在GATT时代，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已经被作为“霸主”的美国所认可，因为在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的形成过程中，有人提到一体化纲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长远眼光来看，这同样预示着跨大西洋贸易将会扩大。因为随着西欧人均收入的上升，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会上升，美国正好在这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虽然在肯尼迪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已经察觉到，正在推进的欧洲区域一体化和以GATT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一体化将会连接在一起，但是在以GATT为基础的自由化进程中，肯尼迪回合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在全球层面上对欧共体的建立所作出的秩序政策意义上的合乎逻辑的回应。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关税的普遍减少或者说取消所有的关税税率，可以使由欧共体关税同盟所引发的贸易转移负效应或福利负效应(negative Handelsablenkungs-bzw.Wohlfahrtseffekte)减少到最低限度，进而可以做到在政策上被接受。

根据GATT第XXIV条，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殊情况而被接受。一方面，人们可以在文献中发现反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批评性意见，因为，这些一体化俱乐部对多边世界贸易秩序(例如，WTO)存在的基础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一体化相平行或者说具有互补性的不同观点(Kaiser，2003)。无可否认，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可以从GATT和WTO管制领域的扩张中看到明显的平行性(从WTO的新成员以及从在WTO基础上扩张管理架构的意义上来说)，而且可以从区域贸易协定的增长数目(见图2)上看出来。

在文献中，一个经常被引用作为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强调，交易成本以一体化为条件而下降(das integrationsbedingte Senken der Transaktionskosten)。同必须由150个以上的国家一致同意这个拥有巨大数目的多边主义的全球共同行动相比，区域主义作为有一定影响力和相对有效率的战略——因为区域一体化是在直接参与者的数目一目了然的条件下以分阶段的方式来实现的——使国际自由化能够得以实施(Kaiser，2002，第109页)。

在传统的区域主义论战中，人们对区域贸易一体化所做的预期是，一体化国家中的贸易实现效应(handelsschaffende Effekte)同由于第三国介入导致福利下降的贸易转移效应(Handelsablenkungseffekte)之间的冲突将显得更加突出。反之，人们至少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区域主义为在国际领域中共同改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机会。但Langhammer和Hiemenz(1990)在一份述评中却把这种预期归结为在经验上是靠不住的。

图中:区域贸易协议的数字(Zahl der regionalen Handelsabkommen)。

世贸组织的建立(Gruendunz der WTO)。

资料来源:WTO(2002)

图2　达成贸易协议的数字:发展概况

新一代区域主义的代表人物还进一步指明了多边贸易自由化和区域主义之间的转换关系。所以，多边贸易自由化是被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来考虑的:将多边协定同贸易自由化联结在一起有利于发挥区域合作的优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优势首先符合小国开放经济的实际，这些小国经济顺应自然规律，从事相对较强的专业化生产，因而对来自全球的冲击缺乏抵抗力。通过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成功，在一体化区域内有效率的空间经济网络(eine effiziente raumwirtschaftliche Vernetzung)形成过程中提高区域贸易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一体化空间中的各国对冲击的承受力会比以前强。此外，部分作者如Lawrence(1996)和Ethier(1998)强调，现代区域主义并没有在政治利益中将区域贸易一体化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而是在其经济政策的核心领域中使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人们事实上可以预期，只要合作伙伴国家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合作能够得以改善，对于那些迁入一体化区域中的企业来说，不确定性将会更少一些。因此，从新区域主义的观点来看，区域一体化协议数目的增加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欢迎的。

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数目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然而，一个事实上未被管制的领域(作者在这里使用了“Wildwuchs”一词，意为“野生植物”——校者注)，例如某个合法的灰色区域(eine rechtliche Grauzone)，作为这一领域的例外，同样得到了发展;有关如何对WTO成员国和参加一体化协议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实行管理的争论是含糊不清的。此外，一体化区域内的法人或自然人(juristische oder natürliche Personen)恐怕同样无法对全球管理体制与区域一体化协议之间是否具有兼容性进行检验(Langhammer和W9ssmann，2002，第38页)。自1985年以来，WTO本身已经无法成功地对已经公布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同WTO成员之间是否能相互协调进行检验(WTO，2002，第30页)。

在这方面，WTO所具有的一个基本弱点——确切地说，即缺乏效率——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如果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身上则是不堪设想的，因为绝对不止美国一个国家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列入未通过检验的名单(eine Liste unerledigter Prüfverfahren)表示容忍。因此，存在的危险在于:事实上的正规力量((die normative Kraft des Faktischen)，作者在这里指的是WTO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正统机构——校者注)使得由未被管制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所构成的世界贸易秩序受到削弱，在这一方面，在某些部门中有可能出现大量的作为秩序政策的特别规则。

区域主义对单个大陆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在非洲，区域主义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已经变得非常脆弱，此外，传统的形成集团的偏好一方面适用于西方导向的讲英语的国家和讲法语的国家，另一方面，也适合于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在亚洲，由6个东盟国家最初形成的集团到21世纪初已经扩展到又有4个国家入盟;但是，像韩国和日本这样的经济重量级国家是不是会加入在目前很可能仍然悬而未决。在美洲大陆，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NAFTA同与之相对应的加入MERCOSUR集团的结盟国家之间划分出了一条明显的界线。在MERCOSUR集团中，尽管阿根廷和巴西由于面临经济难题而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帮助，但它们同样依赖于美国的援助。澳大利亚出于对经济方面和安全方面的巨大利益的考虑而把眼光投向了亚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一方面同英国及欧盟之间保持着牢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对美国表示关注。

在北美、南美、亚洲以及欧洲出现的规模浩大的国际一体化动态过程，不仅可能在中期内给区域规则体系和全球规则体系(regionale und globale Regelsysteme)之间的可协调性带来相关的难题，而且还会导致在一体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之间发生政治摩擦:美国通过有关一体化的讨论而在亚洲占据了一个位置，因而坐在了APEC之中;另外，美国的兴趣还在于对欧盟的经济发展施加影响，为此，美国对土耳其的欧盟成员国资格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欧盟国家至少潜在地涉足了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这是因为最近以来出现的货币一体化问题可能将会给东盟提供有关欧盟和欧元区国家的经验。此外，欧盟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显然采用的是由国际组织参与的多边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此相反，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或霸主似乎时不时地——尤其是在安全政策方面——谋求其单边主义战略。

随着国际组织中成员国数目的增加，人们提出了实行内部改革的要求，不然的话，这类组织就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低效率的风险。其中，关键性的讨论围绕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改革的要求而展开(Leschke 2002)。为此，单个组织的职权范围以及合作规则已被确定。问题同样发生在接纳新成员的规则是否明确这一点上，因为国际货币组织既没有确定有关新成员国被赋予选举权的规则，也没有在接纳新成员国之后就如何对投票席位进行划分制定新的规则，而是在谈判过程中采取一个相机抉择的博弈决策方式(diskretion－re Entscheidungsspielr－ume in Verhandlungsprozess)。类似的情况是，在欧盟扩大的背景之下，人们可以察觉到成员国在投票权重(Stimmengewicht)上发生的变动。这是在政治秩序(Politikordnung)领域中至今仍然存在的漏洞。

在货币领域进行制度改革的动力，首先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其次才与国际清算银行有关，国际清算银行在银行监管方面就全球范围内的管制规定了具体任务，但是，它们只能适当地对有限数量的成员国起帮助的作用。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承诺，它将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其核心任务上。但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措施上的扩张已经开始，因为自21世纪初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强化贯彻执行国际清算银行的各项规则方面取得了进展。再来看WTO的情况:一方面，WTO在包括传统服务贸易和数字形式的服务贸易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在如何接纳这两种形式的贸易方面显得一筹莫展;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组织和区域化组织中的成员国数目的增加，人们对WTO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在何种程度上，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更加加强或者更加削弱WTO的运行能力?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由于区域一体化而使得WTO持续地受到损害，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另外一些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之类的多边化组织，就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削弱WTO的秩序力量(Ordnungsmacht)的方式，使WTO的管制机构受到破坏。

若我们认为这两个观点——即导致交易成本持续下降的经济秩序是有效配置的前提以及市场调整在速度上的差异(die Unterschiedlichkeit der Anpassungsgeschwindigkeiten in den M－rkten)连同通过信息的传动作用所导致的预期形成过程(informationsgetriebene Erwartungsbildungsprozesse)一道从根本上共同决定各国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周期——是正确的话，那么，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不仅应当建立在各国层面上，同时也应当建立在超国家层面上，这个自由经济秩序的发展及维护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秩序越是能使稳定地实现调整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且能使这一过程得以推进，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他们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干预的任意性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