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履行政协决议的背景

十六　不履行政协决议的背景

中国公众对宣布政协决议的直接反应是一种热情的赞许,同时也认识到,决议的履行将是衡量敌对两党有无诚意的严峻考验。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CC系对政协的强烈憎恨,国民政府军队内有势力的黄埔将领们反对威胁他们地位的任何军事整编,都被看做是国民党方面成功地履行决议的障碍。骚乱事件,如所说的国民党便衣人员袭击重庆庆祝政协胜利的群众集会,警察干涉出席政协的少数党派代表,以及袭击共产党在重庆的报馆,凡此种种都足以加强人们对国民党顽固分子反对政协的忧虑。

随着政协会议的结束,主要的问题就是整编军队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政协休会后不久军事小组的会谈终于产生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协议,“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也于2月25日在重庆签字。此种协议的缔结标志着给中国带来和平并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一个基础的第三个重要步骤。停战令是要停止实际战斗,以便解决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一种和平气氛中进行。政协决议为极为重要的政府改组问题和建立立宪政体问题提供了一种协议。同样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为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及在民主基础上整编一切中国军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协议。

下一个步骤是国民政府采取法律行动批准政协决议。这一程序必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执会)批准,该中执会为审议和通过政协决议自3月1日至17日在重庆召开。与中执会会议同时进行的,还有在重庆召开的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与政协宪草审议小组会议,该会议所讨论的,据报是中执会希望加以修改的问题。尽管中执会结束时宣布它已完全批准了政协决议,但有迹象表明,此种批准受到许多保留条件的阻挠,而国民党内顽固分子则竭力破坏政协纲领。据传他们力图修改政协批准作为修改宪法草案基础的原则,坚持1936年“五五宪草”,该宪草就是原来国民党在历次政协会议上所坚持的。

国民党中执会闭幕不久,3月20日,立法院长孙科主持的、包括作为国民党组员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及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在内的政协综合小组,据可靠方面传出,达成了如下三点协议：

1﹒目前政协宪草审议小组依据政协协议对宪法所提出之原则准备的宪法草案,乃确定的、提交国民大会承认之唯一文件。

2﹒一切党派均有道义上之义务,使其出席国民大会之代表支持大会所提出之宪法草案。

3﹒国民党中执会只任命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国民党员,其他成员由各该党派分别任命,社会贤达由蒋委员长任命。

据说孙科博士说过,蒋介石委员长曾明确授权参加综合小组的国民党员规定这几点。预料当时正在起草的体现这几点的声明不久将在报上发表。但其后综合小组的会议表明,该小组的国民党员不能授权公布一项明确表示国民党同意这三点的声明。国民党参加综合小组的代表似乎在该党右翼分子的压力下,正在谋求修改政协批准的宪法原则,以便(1)将行政部门对普选的立法机构负责的制度改变为最高权力归总统而不规定如美国政府中所存在的牵制与均衡的制度;(2)设立每隔两三年集会一次的国民大会,该大会名义上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3)严格限制省的自治权。

在此期间,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坚持政协决议业经各党派得到充分授权的代表一致同意这种一般立场,并表明他们反对有助于导致继续实行一党统治或创建一个“独裁主义”国家的任何重大改变。因此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持,在国民党宣布对已经通过的政协决议的任何修改并声明国民党负责确实履行修改后的政协纲领之前,拒绝推派人员出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以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同时,共产党将其原定于3月31日召开以通过政协决议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延期,并拒绝送交其全部军事单位的表册,包括要保留的十八个师的表册和头两个月军队复员的次序,尽管已有规定,在军队整编协定颁布后三星期内要送交此种表册^[1]。在此情况下,政协宪草审议小组准备将修改过的宪法提交原定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工作被迫陷于停顿。

与商讨政协决议中的僵局相一致并密切相关的,是当时满洲局势的发展。中共于苏军正在撤离的地方(显然至少得到苏联默许)和交通线之间没有占领军的腹地,都在不断地扩大其所控制的地区^[2]。虽然停战令规定,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得开入满洲并在满洲移动,但国民政府军队在满洲的继续推进却受到苏军延宕撤退的严重阻碍。进一步的拖延及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日益互不信任起因于国民政府东北保安部队^[3]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无情的做法,他谋求在离开主要交通线的乡村地区建立国民政府的军事控制,那些地区没有军调部执行小组来缓和或调节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接触。此种策略使他与中共军队在腹地发生激烈冲突,并引起共产党的怀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他们的军队,而不是在满洲恢复中国主权。当苏联军队果然向北撤退时,国民政府发现自己的交通线太长,铁路车辆有限,及时开进苏军撤离地区以阻挠中共占领这些地区的军队不足。

这种局势使商讨政协决议中僵局的解决更加无可估量地困难起来,因为它在中国人中间对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疑虑,并加强了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地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反对政协协定的。不过满洲的局势向他们提供了一种貌似有理的借口,以抗拒在此种情况下对政府权力的任何限制。

尽管一般局势恶化,政协综合小组还是在4月1日达成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建立在立宪政体之下的国民大会将是政府的实际机构,每六年召开一次,或根据需要召开,行使下列职权：选举和罢免总统;发起对宪法的修改;通过政府立法机构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这样建立的国民大会据信是来自一项折中办法,以满足国民党将孙中山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包括在正式政府机构内的愿望。在此项协议之后,政协综合小组的各次会议结果都陷于僵局,而且随着满洲局势的更加恶化。显然,只要满洲问题未解决,中国的政体问题和宪法问题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4月初,双方在报纸上加剧了在满洲问题上的互相责备,而蒋介石委员长据传在4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声明：国民政府的主权在东北不建立,就不讨论该地区的政治问题。4月7日,延安报纸对蒋委员长进行了尖酸刻薄的人身攻击,指责他为了自私的理由助长在满洲的内战。政府报纸则反唇相讥,同样刻薄地公开谴责中共与苏联在满洲存在联系的事实。此种事态的发展使政协决议的任何履行都更加困难,希望也更加渺茫了,虽然双方都在继续公开宣布,他们要坚持政协的决议,并愿实现这些决议。

在对政协决议问题的任何考虑中,蒋介石委员长的态度都是极为重要的。他所发表的关于政协纲领的公开声明,已表明他是赞成履行该纲领的。不过这位委员长作为国家元首和党魁,具有双重身份,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他作为党魁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制服国民党右翼对政协决议的强烈反对。对照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问的。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较小的程度上)坚持说,蒋委员长本人就居于通过一部“独裁主义”宪法运动的幕后,他希望建立一个装璜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由于对这位委员长的权威没有任何有力的挑战的迹象,一般相信,满洲问题的满意解决将会使他能够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履行不在实质上作进一步修改的政协决议。

【注释】

[1]1946年2月25日签字的“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第四条第一节规定,协定颁布后三星期内送交这些表册。国民政府已于3月26日向军事小组送交了这些表册。

[2]中共军队显然由于匆促组织或补充的部队从察哈尔和热河调来而得到加强。虽则此种调动开始于1945年8、9月间,但事实证明,在1946年1月10日以后未经认可的调动仍在继续进行。

[3]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军队是在东北保安部队的名义下组织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