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微观和宏观水准的

第四节　微观和宏观水准的 综合视角

一、欧尔松与萨利斯孛瑞论说的意义和限界

M·欧尔松以及R·H·萨利斯孛瑞的学说所含带的冲击力之大，以至现在几乎完全不存在提出异议的余地。并且事情还不仅如此，这一冲击并不只限于美国的政治学者之间，如英国的政治学者理查德·金柏（Richard Kimber）和杰米·J·理查德森（Jeremy J.Richardson）在1974年发表的、由他们两个人共同编著的《英国的压力团体》一书里面，提到了欧尔松的业绩，进而写到“欧尔松的著作，虽然把注意集中在政治过程之中与集团的存在和活动相关的若干根本性问题上面，但受到的却是英国政治学者的无视，不能说不是一种不幸”^[44]，但类似这样的事态，已经不单纯仅止于“现在”了。顺便说一下，于最近执笔完成了《美国的利益团体》一书的英国政治学者G·K·威尔松，在该书里面不断地对欧尔松和萨利斯孛瑞的学说加以论及，并与美国的压力团体的实际作对照，对其立论的正确与否进行了分析^[45]。

但是，正如托马斯·R·戴（Thomas R.Dye）和L·哈蒙·泽戈勒（L.Harmon Zeigler）所指摘的那样，“对于《为什么人们要加入到组织里面去》这一提问所作的回答是多方面的”^[46]，根据欧尔松和萨利斯孛瑞的理论，并没有对所有的问题完全作出解释。正如已经触及实际问题那样，对于欧尔松理论来说，其难点之一就是没有对“集团创立”加以说明。并且，欧尔松理论的难点还不仅只如此，诸多论者所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加入到公共利益团体里去的“合理选择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上。卡罗尔·S·格林瓦尔德（Carol S.Greenwald）所论及的，欧尔松所作的论述虽然与经济型结社特别直接地镶嵌在一起，“但是在对健康、教育、福祉等为了增进其他人的好处而展开的活动中，于中产阶级的文脉里的欧尔松的自我利益合理性的概念，则只能附着了心理动机而于中途停滞不前了”^[47]，即是类似这种批判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值得注目的是，对于这样的批判，欧尔松本人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欧尔松在主张合理选择理论以及副产品理论，“从理论上来看，几乎把所有种类的团体全部包括了进来”^[48]的同时，也作了下述这样的附言，承认他的理论在运用到非经济团体时所包含的局限性。

该理论，按照其在逻辑上不被限定在哪一个特殊事件之上，因此是普遍性的。该理论在针对存在对共同的目标抱有关心的合理的个人的场合下，无论何时都能够加以应用。……在另一方面，该理论也同其他别的理论一样，在某一场合里并不能类似像在其他场合那样完全表现出有用性，这也是事实。……该理论虽然对在乡军人团体之类的若干原有的社会性、政治性组织能够投以新的亮点，但在对其他的非经济性院外活动集团的研究方面，没有能够显示出其有用性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49]。

在这里与之相遇的，是J·M·伯里于前一章节里已经被触及的对公共利益团体专门工作人员所作的面对面的直接调查，伯里从“公共利益团体对于成员提供了某些选择的诱因是可能存在的”^[50]这一前提出发，试图对是否成为加入公共利益团体的诱因加以确认。当然，从公共利益团体的性质出发，所有这些要因却不能与物质的，以及与追求选择公共政策财富有任何关联。根据伯里所作的表述，这些公共利益团体必须提供的诱因类型是对组织的成员所作的排他性服务或者是组织内部的出版物，问题是所有这些出版物是否对促进加入组织起到了特别有效的作用^[51]。

但是，根据伯里的调查，公共利益团体的76%并没有表现是来自出版物的提供，把出版物也加在一起的其他一些对会员能够提供的服务，事实上只不过是公共利益团体的10%。并且，有14%的团体，完全没有对组织的成员提供出版物等任何的服务。或者，包括出版物在内，提供服务的比如野外活动计划的，以西埃拉俱乐部为首的大多环境保护团体，虽然占据了这些团体的大半，但在这里能够牵引起兴味的据以西埃拉俱乐部的调查，是加入到山脉俱乐部的诱因，野外活动计划在其重要性方面也不断减退。也就是说，在十三年以前加入进来的团体成员当中有60%在参加组织问题方面的主要理由虽然是集中在野外活动计划，最近两年之内加入进来的会员当中，基于同样的理由才加入到团体里来的人数只不过才是总人数的30%，所有这些按新规定加入到组织里来的构成员的主要加入动机，更多地表明的为是对西埃拉俱乐部在自然保护活动这一理念的支持^[52]。

基于这样的调查结果，伯里并没有认为提供给会员的服务是加入到公共利益团体里来的重要原因，因此做了如下这样的论述。

正如欧尔松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他的理论对应于说明博爱主义团体的行动，根本派不上用场。在这里如果与被提供了的证据相对照，在华盛顿的公共利益团体性院外活动团体，并不是实体组织于好处方面的副产品。事实上获得杂志或者报纸通讯以外所必须提供的现实服务的团体数量是非常少的，甚至在某些团体之中连杂志和报纸通讯还都不具备。这些出版物的大部分并不能作为说明加入集团的充分理由^[53]。

二、与社会性、经济性等政治性要因的关系

无论怎么讲，这些批评并没有完全立足在微观的水准之上。与此同时进一步又提出了重要论点的，是从立足于宏观水准而来的批评。

实际上，正是立足在这样的观点之上，G·K·威尔逊把萨利斯孛瑞当作了一个话题，论及说“当然，纳德和卡德纳的超凡素质，对于公共公民和共同的事业这两个组织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利益。但是，如果时空发生了差错，卡德纳停留在政党政治之中，而纳德却成为了联邦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即使他们或许曾试图在形成公共利益团体方面有所作为，但无论是谁也就不会显示出对这一点的关心。公共利益团体之所以在其不断繁衍方面成为可能，其根本的理由在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席卷了全美的、对美国的所有主要制度都发生了怀疑的这一舆论风潮所至，该是确凿无疑的”^[54]。另外，卡罗尔·S·格林瓦尔德（Carol S.Greenwald）也观察到“阿赛·本特莱在七十年前曾论述说公共政策是集团活动的结果。但是，时至今日，与此相反的内容却渐渐地演变为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现实的公共政策，对政治利益团体的创设是当然存在潜在的影响。”^[55]

结果，对于压力团体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包含了威尔松的“舆论的动向”和戈林渥尔德的“公共政策”，正在形成的压力团体和成员以及潜在的成员的外部环境，社会性、政治性条件，决非毫无关系可言。著者曾经对美国的压力团体的形成、抬头等主要原因作过考察，并将考察结论的要因即社会性和经济方面的重点归结为美国在①地理上的广阔性；②在人种上和宗教上的多样性；③以及在经济利益方面不可忽视的多歧性等方面；针对美国社会所充斥的各种利益的多元对立与竞合，在政治方面则专门就①民主游戏规则于制度上的保障；②政治构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③美国政党的特性等尤其引人注目的内容作了论述^[56]。研究宏观层面中的压力团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必须囊括到视野里的只能是这些社会性、经济性，以及政治性要因。

据此不难发现，在今天着力想要得到的可以认定是在微观和宏观水准的总和之中被构想的压力团体形成、发展的理论。基于这一层意思，伯里在下面所做的表述的准确及贴切，亦是不容否定的。

企业家理论，对公共利益团体更为合适。但是，该一理论在对关于现有的这些团体是怎样才得以发展起来的问题上，距离能够完全说明的程度尚有相当一段路程。把组织的成功和失败，仅只从提供了相当好处的领导者的能力这一理由出发来查找，这样的理论会因为负担过重而疲惫不堪。比较理想的是，有必要把非企业家的紊乱理论也包括进来，进而与利益团体发展相关的所有重要因素相互连接，据此形成更为广泛的理论^[57]。

【注释】

[1]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2nd ed.，1971，p.xxviii.

[2]James Q.Wilson，Political Organizations，1973，p.195.

[3]Jeffrey M.Berry，Lobbying for the People：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Public Interest Groups，1977，p.19.

[4]Robert H.Salisbury，“Interest Groups”，in 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W.Polsby，eds.，Nongovernmental Politics，1975，p.197.

[5]J.M.B.erry，op.cit.，p.20.

[6]R.H.Salisbury，op.cit.，p.190.

[7]David B.Truman，The Gover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2nd ed.，1971，p.52.

[8]Ibid.，p.53.

[9]Ibid.，p.56.

[10]Ibid.

[11]Ibid.

[12]David B.Truman，The Gover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2nd ed.，1971，p.104.

[13]Ibid.，p.57.

[14]Ibid.，pp.55，106-107.

[15]V.O.Key，Jr.，Politics，Parties，and Pressure Groups，4th ed.，1958，p.143.

[16]D.B.Truman，op.cit.，p.59.

[17]R.H.Salisbuty，“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ⅩⅢ，No.1，1969，pp.3-5.另外，该论文也被收录在R.H.Salisbury，Interest and Institutions：Substance and Structure in American Politics，1992当中。

[18]Henry J.Pratt，The Gray Lobby，1976，p.85.另外请参照前揭拙著第137～138页。

[19]D.B.Truman，op.cit，p.520.

[20]请参照前揭拙著第151页。

[21]R.H.Salisbury，“Interest Group”，p.192.

[22]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1971，p.130.

[23]R.H.Salisbury，op.cit.，p.192.

[24]Ibid.，p.189.

[25]D.B.Truman，op.cit.，p.xxviii.

[26]M.Olson，op.cit.，p.2.

[27]M.Olson，op.cit.，p.51.

[28]John A.Crittenden，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1982，p.148.

[29]M.Olson，op.cit.，p.132.

[30]M.Olson，op.cit.，p.150.

[31]R.H.Salisbury，op.cit.，p.193.

[32]J.Q.Wilson，op.cit.，pp.195-196.

[33]R.H.Salisbury，“Interest Groups”，p.193.

[34]R.H.Salisbury，“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

[35]Ibid.，p.2.

[36]R.H.Salisbury，“Interest Groups”，p.193.

[37]R.H.Salisbury，“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p.12.

[38]R.H.Salisbury，“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pp.15-16.

[39]R.H.Salisbury，“Interest Groups”，p.193.

[40]R.H.Salisbury，“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pp.12-13.

[41]R.H.Salisbury，“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p.13.

[42]请参照前揭拙著第128页、139页，以及J.A.Crittenden，op.cit.，pp.154-155。

[43]J.M.Berry，op.cit.，pp.23-25.另外请参照前揭拙著第138页。

[44]Richard Kimber，and J.J.Richardson，eds.，Pressure Groups in Britain，1974，p.9.

[45]G.K.Wilson，op.cit.，pp.21-22，85-87.

[46]Thomas R.Dye and L.Harmon Zeigler，The Irony of Democracy：A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1970，p.203.

[47]Carol S.Greenwald，Group Power：Lobbying and Public Policy，1977，p.37.

[48]M.Olson.op.cit.，p.159.

[49]Ibid.，pp.159-160.

[50]J.M.Berry，op.cit.，p.38.

[51]Ibid.，pp.38-39.

[52]J.M.Berry，op.cit.，pp.39-40.

[53]Ibid.，p.41.

[54]G.K.Wilson，op.cit.，p.87.

[55]C.S.Greenwald，op.cit.，pp.28-29.

[56]请参照前揭拙著第一章。

[57]J.M.Berry，op.cit.，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