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概括与微观实践

宏观概括与微观实践

四川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9月17日至18日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这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是由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发起并主持召开。会议的总议题是：文学关系与文学规律。下设四个分题：（1）文学关系与文学发展规律；（2）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3）平行研究与一般文学理论的总结；（4）中外文学理论比较。6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近40篇。通过大会广泛的学术交流，与会代表就以上四个分题分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显示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充分体现了四川比较文学界的整体实力，为比较文学事业在本地区以及超地域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会议的总议题为基本框架，再以四个分题为突破口，整个大会因之而显示出了独有的学术特色——即通过中外诗学的比较以揭示出国别文学间“文心同雕”的基本规律，从而为建立“一般的文学理论”提供理论基础；通过比较文学的本体研究以廓清并确定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及研究手段，为“一般的文学理论”提供认识基础，通过国别（族别）文学具体现象间的比较研究，为最终建立“一般的文学理论”提供实证基础。因此，这次大会体现出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理论与实践并举，既有宏观的理论概括，又有微观的实证分析，而且角度迥异，手段各别，标志着四川比较文学界在建立“一般的文学理论”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坚实的一步，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曹顺庆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成就卓著。其代表作《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史》及为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所着力探讨的就是“一般的文学理论”的基础理论建设问题，旨在阐发这种全新的文学理论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通过国别诗学理论所体现的个性，究竟涵括了哪些共性、哪些一般的共同规律。这种形而上的研究，以宏观的理论概括为本质特性，提出了可否以之作为指导原则将比较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意见。有感于此，狄兆俊先生在论文《中英诗学二重性的比较》中首先提出了“功用诗学”和“表现诗学”两个概念，以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规律探讨诗学的二重性，其目的也在阐发“最一般的诗学即比国别诗学还要广泛的诗学”。这个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化为自觉的学术实践，在傅勇林的《意象精神——中国和希腊》等多篇论文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和国际平等对话的同时正日益汇入国际学术潮流，亲身参与了为建立“一般的文学理论”所进行的学术实践。

尤其可贵的是，大会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偏重于对国别文学的现象及规律作具体的实证分析，以期在个性间的相互交汇与碰撞中掘出“一般的文学理论”，升华出超越于国别（族别）文学特殊性的跨文化的共同规律。林方直先生以《人物互补与作者分身》一文，通过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的“互补”与“分身”乃是一个为中外作家理论家所广泛承认和应用的文学原理；刘庆璋教授在《文艺“符号”论与“境界”说》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表现与再现统一的文艺本质观、情感与形式有机结合浑然一体的作品构成论、既具幻象又具“抽象”性的形象特点说）证明中西学人在研究文艺规律时可以殊途同归，获得若干共识；刘亚丁的《中俄民间故事比较三题》旨在说明“两个民族看似不同的故事，却可能包含着相同的文化信息”。这些论文由点到面，笔触所到都在着力揭示中外文学所包容的跨文化的共同规律。它们以微观实证分析辅之于宏观的理论概括，充分体现了这次会议的学术特色。

与会者还就探索与研究之路上的重重迷嶂进行了广泛探讨。曾杰等人就比较文学本身的研究对象、方法及目的作了本体研究，并且指出当代比较文学的研究就是要“追踪当代生活的发展，追踪运动着的两种文化关系，在可以感受到的文化进程中更新民族的审美方式，塑造不断向前发展的健全的文化人格”，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他们的观点成为大会学术交流的重要补充，旨在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困难的同时，又清楚地知道今后努力的方向。比较文学的困境具有国际性，并不独为中国或四川学界所有。与会者共同认为应该高瞻远瞩，以建立“一般的文学理论”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用跨文化的眼光来洞察现有的困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真正地促进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

大会不仅在方法论上注意到了研究方向的点面结合，以建立“一般的文学规律”为自己的最高旨趣，而且从与会者的研究视野看来，也十分广阔。会议收到的近40篇论文，从整体上呈现了一定的研究水准，展示了几年来四川比较文学界的成果。不仅涉及中国古代各阶段、现当代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涉及美国、加拿大、法国、俄国、古希腊等国的重要作品、作家及文学观念，涉及了小说、戏剧（悲、喜剧）、诗歌、童话、寓言等多种文学体裁。研究视角多样，切入议题方式各异，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上展示了四川省比较文学界的研究已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

在中西文学比较的研究方面，研究者往往注重对可比现象的发掘，而相对忽视其在比较深度上的探求，因此研究成果往往流于肤浅和狭窄，未能从事实的联系中提出一些有概括性意义的结论。针对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局面，这次研讨会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显露出了向纵深方向上挖掘的意向。如马小朝《中西悲剧精神之比较》一文不仅对中西悲剧精神的巨大差异作了详尽的论述，而且还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探寻了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性原因。同样的，谭松《孙悟空与撒旦》则从具体作品的人物分析入手，探寻悲剧英雄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悲剧英雄的文化特征。而成良臣的《〈伪君子〉和〈西厢记〉结局比较》又透过《伪君子》和《西厢记》两部喜剧表面相似的圆满结局，揭示出其不同的创作风格，并追溯了导致两种创作风格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作者的创作倾向，以及民众在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方面的差异。与会者在探讨中西文学发展的种种异同现象的同时，对中西文学发展过程中各自产生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关联也十分重视。黄新渠《中英诗歌格律的比较和翻译》一文提出中国以李白为代表的十四行诗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之间不仅在结构和韵律上有相似之处，而且中国格律诗的平仄同英诗中的抑扬格在功能上也是相似的。由此，黄新渠大胆推测中国文化很可能经匈奴—中亚而传入欧洲，如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被欧洲接受，影响了英诗的用韵。张世君《中西小说庭园模式与旅程模式比较》分析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民族形式——庭园模式与西方小说创作的民族形式——旅程模式的异同，认为它们都十分重视空间结构，有史诗风格，但是侧重点不同，蕴含的文化内涵不同，因此影响不同，对静态美和动态美的揭示也迥然有别。《文之本体与道之本相——艺术空白片论》又涉及了中西艺术表现中都十分重要的空白理论，程地宇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空白论和西方接受主义美学中的空白论，认为它们分属宇宙本体论和艺术本体论，是两种异质文化的产物。西方接受美学的空白，本身不构成审美对象，不具有稳定的审美价值，和读者的创造性阅读联系紧密；而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空白则“本身构成了审美对象、并获得了某种审美价值”，是世界本原“道”的艺术化引申。难能可贵的是，与会专家学者不论是探讨中西方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还是揭示文学史上有趣的类同现象，都作出了追根溯源的努力，并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结论，表现出四川省比较文学界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深入。

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影响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影响研究又不能停留在对现象本身的对比关系上，除了透过事实联系看到文化之间深层的关联外，影响的途径、传播的方式都是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对传播方式、途径的考察往往有助于认清事实，廓清迷雾，从而引发出新的观点。程麻《象征主义文学批评的东方尺度》即从象征主义是如何被传入中国，如何被译介以及被认同、被接受的历史过程入手，提出了对中国象征主义的认识必须结合日本象征主义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和改造，并由此得出了象征主义在中国确切的含义及与法国象征主义的区别之所在，文中最后得出象征主义在中国文坛上的悄然隐退“不是象征主义内涵的变化，而是人们审视视角变化的结果”，反映出了时代价值观念的演进。李伟民《文学向文化的转移——记莎士比亚作品的传播》也是这方面的探索之作，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莎士比亚作品由文学演变为文化的现象，正是在传播的参与下发生这种演变的。而且这种演变的主要部分是通过大众传播模式的参与来实现的”。传播在作品的接受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传播环节的重视，有助于从中探寻出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但这还是一个尚待努力的领域。

（原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1期，第96- 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