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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武装冲突

时间:2022-09-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内部冲突中,主要的作战双方是由同一个国家的公民组成的武装力量。然而,内部武装冲突主要还是内部力量的武装对抗。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内部武装冲突是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冲突。许多研究人员把内部武装冲突发生的概率同“贫困国家”没有能力保障自己公民最起码的安全和福利联系起来。苏丹的内部武装冲突始于1983年。这场由权力分配引发的冲突发展成为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内部武装冲突。

第二节 内部武装冲突

内部冲突中,主要的作战双方是由同一个国家的公民组成的武装力量。但大多数这类冲突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有外部力量的参与——邻近国家的部分武装力量、志愿者或雇佣兵,最近还有跨国恐怖主义组织的战士。对冲突双方的资金和组织方面的援助或武器供应,通常也来自外部。然而,内部武装冲突主要还是内部力量的武装对抗。通常,在内部冲突中政府武装力量为一方,反政府武装为另一方。反政府武装常常不仅要对政府武装力量实施军事行动,而且彼此之间也会发生战斗。

内部武装冲突的原因是很多的,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从它们之中也可以指出许多典型的动因来。最常见的是分离主义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分离主义组织同政府进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拥有自己的国家机构。斯里兰卡(居住着泰米尔人的地区)、印尼(亚齐省)、安哥拉(卡宾达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自治省)、格鲁吉亚(北奥塞梯、阿布哈兹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原文如此,苏联解体、摩尔达维亚独立后该国已更名为“摩尔多瓦”——译者注)(德涅斯特沿岸地区)、车臣冲突的初期等冲突,就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些最复杂的冲突,因为政府和分离主义分子通常很难找到能够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最后基本上都只能在妥协的基础上容许分离主义者所在的地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与此在性质上比较接近的是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例如,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部族冲突。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内部武装冲突是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冲突。它们当中比较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冲突,比如发生在尼泊尔、哥伦比亚、秘鲁和菲律宾的武装冲突,在这些冲突中,造反派组织进行武装斗争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建立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冲突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些组织为反对舞弊、专制或无效的政府而进行武装斗争。非洲的大部分冲突都属于这类冲突。

最后,相互对立的组织为控制自然资源(石油和钻石)、秘密买卖武器和毒品而进行的斗争,也是相当常见的一种武装冲突,在许多这样的冲突中,各种动机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那些导致产生内部武装冲突的因素中,国家贫困和政府效率低下是最主要的因素。统计表明,在那些人均年收入低于1 000美元的国家里,武装冲突的概率明显增多。许多研究人员把内部武装冲突发生的概率同“贫困国家”没有能力保障自己公民最起码的安全和福利联系起来。

绝大部分大规模武装冲突都发生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扎伊尔)发生的武装冲突,是时间最长、流血最多的武装冲突之一,政府军和造反派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对抗,打打停停几十年。1997年蒙博托总统被推翻之后,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在同政府军作战的大量造反派组织中,“刚果解放运动”和“刚果民主联合阵线—刚果解放运动”是势力最强大的造反派组织。造反派组织彼此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这个冲突的特点是来自邻国积极的军事介入和邻国对战斗组织的军事援助。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有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造反派组织则得到了乌干达、卢旺达的支持,这两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曾多次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地区。除了夺权斗争,冲突的动力之一是企图控制资源,首先是开采钻石。

联合国和非洲国家曾多次尝试对交战双方进行调解。1999年,在卢萨卡(赞比亚首都)签署了第一份和平协议。然而,这份协议只得到了部分的实现。2002年,在南非共和国开始了关于刚果人之间停战并成立过渡政府的谈判进程。为了监督协议的执行,征得刚果政府的同意,联合国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驻了员额为1.2万人的维和部队。然而,武装冲突和外部干预都还在继续。由于发生了武装冲突,在这场被称为“第一次非洲大陆战争”的武装冲突中,刚果民主共和国死亡的人数达到300万左右,国家经济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苏丹的内部武装冲突始于1983年。当时执政的“伊斯兰民族阵线”在国内实施了伊斯兰法典,并取消了主要居住着基督教徒和泛灵论者的南部地区的自治权。同政府军展开武装斗争的还有“民族民主联盟”的部队。在冲突过程中又发生了为控制南部苏丹的大量石油储备而进行的战争。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苏丹成了“阿尔—卡伊达”基地组织的主要基地之一。直到1996年,在美国的压力下,苏丹政府才被迫要求本·拉登及其战友离开这个国家。

2002年,调解苏丹南方冲突的先决条件得到了确定。先是在比尔肯斯托克(瑞士),后来是在马查科斯(肯尼亚)的谈判中,冲突双方在美国、瑞士和肯尼亚的调停下,承担了在统一的苏丹国家的框架内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的义务。2005年,政府和造反派组织在内罗毕(肯尼亚首都)签署了和平条约。该条约规定给予南方地区自治权,同时规定按比例分配开采的石油。南方各省的最终地位将在几年以后通过全民公决的办法予以确定。

然而,几乎是在同时,西北部的达尔富尔省又爆发了新的武装冲突,这次冲突发生在得到政府军支持的阿拉伯居民与当地的非洲部族之间。2003年初,新的武装小组“苏丹解放运动(军)”开始了反对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以表示对政府不肯保护达尔富尔省的农村居民不受游牧部族进攻的抗议。不久,战火燃遍全省。

20年内苏丹发生的武装冲突,死亡人数超过了200万。

索马里爆发的武装冲突的特点是,自1991年起国内缺少一个权力中心,一些地区宣称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机构,其他地区则被相互对立的氏族武装派别所控制。众所周知,1992年,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委托,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曾尝试过整顿该国的国内秩序,然而,这个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国外调停人随后所作的调解敌对派别并恢复国家机构的多次尝试也未取得成果。令人十分担忧的是,索马里国内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有可能被跨国恐怖主义组织所利用。

在索马里发生的冲突期间,死亡人数将近35万人。

布隆迪的冲突始于1993年,当时基本上由图西族人组成的部队,推翻并杀害了身为胡图族人的总统。这场由权力分配引发的冲突发展成为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内部武装冲突。2000年,布隆迪政府和主要反对派力量之间在阿鲁沙(坦桑尼亚)签署了权力分配协议。然而,胡图族的两个最大的武装派别(“保卫民主力量”和“民族解放阵线”)拒绝接受协议并继续同已经成立的过渡政府进行斗争。2003年,在达累斯萨拉姆“保卫民主力量”中的造反派,根据“布隆迪和平地区倡议”的调停原则与政府签署了一项一揽子和平协议。然而,造反派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却没有签署协议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在布隆迪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死亡人数将近20万。

2003年,在乌干达发生了冲突升级事件。那里的“圣灵抵抗军”积极开展已经延续了长达18年之久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摩西十戒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该组织还大规模地强迫被抓获的儿童充当士兵。在这次冲突事件中死亡人数将近1万。

2002年秋季,科特迪瓦爆发了武装冲突。起义的士兵占领了国家的北部省份,并要求总统下台。1 000多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丧生。法国向科特迪瓦派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保护生活在这个前殖民地的法国和其他国家大约2万名居民。在法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努力下,冲突成功地得到调停,然而国内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2003年,在阿克拉(加纳首都)签署了关于停火和权力划分的协议,并成立了利比里亚过渡政府。这个国家的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了差不多有10年时间。造反派组织“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和“争取利比里亚民主运动”开展了反对查尔斯·泰勒总统政府军的武装斗争,在国际压力和政府军失败的情况下,泰罗尔逃离祖国并在尼日利亚政治避难。然而国内的不稳定局势依然存在。

利比里亚的冲突夺走了2万多人的生命。

上面列举的在非洲各类冲突中死亡的人员数字,并没有反映所受损失的全部规模。例如,在利比里亚“流血较少的”冲突中,全国1/2的居民成了难民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全部遭到破坏。

在南亚持续时间最长、流血最多的内部武装冲突,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简称“猛虎组织”)的各派别,为争取在斯里兰卡北部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的斗争。自1983年起,分离主义分子就开始了反对政府军的武装斗争,以保卫他们在贾夫纳半岛上建立起来的军事行动基地。由于印度的武装力量支持斯里兰卡政府军,因此该组织不仅在国内而且还在印度积极地从事恐怖活动。2002年,在挪威和泰国的调停下,斯里兰卡政府与猛虎组织之间开始了谈判的进程,经过谈判,造反派放弃了从斯里兰卡分离出去的想法,而政府则同意给予泰罗尔人居住的北部地区享有自治地位,并取消猛虎组织的政治派别进行活动的禁令。虽然和平谈判曾多次中断,但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景仍然存在。

在斯里兰卡的武装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大约有7万人之多。

自1976年开始,发生在亚齐省(印度尼西亚北部)的武装冲突一直在持续进行。分离主义运动“自由亚齐运动”进行着一场把该省从印度尼西亚分离出来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斗争。1999年开始的和平调解进程,多次被双方中断。印度尼西亚政府坚持,在谈判之前“自由亚齐运动”组织的造反派必须放弃独立要求、放下武器并接受自治。在亚齐冲突期间,死亡人数大约有1.2万人。

在菲律宾,政府军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马克思主义的“新人民军”和刑事恐怖主义组织“阿布—沙耶夫”进行着长期、激烈的武装冲突。“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要求在棉兰老岛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几千人在冲突中死亡。

最近几年,在亚洲爆发的唯一新的大规模内部武装冲突,是发生在尼泊尔的冲突。自1996年起,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进行着一场旨在推翻国内君主立宪制的武装斗争。尼泊尔的西部地区是共产党的根据地。2002年,造反派组织与政府军之间发生了剧烈的武装冲突事件,从那时开始,武装冲突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仅仅在最近的3年里,在尼泊尔发生的武装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就将近1万人。

拉丁美洲最大规模的内部武装冲突发生在哥伦比亚。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左翼造反派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同政府展开了一场夺权斗争。与此同时,国内活动着一支独立于政府的右翼的激进的军事化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该组织同造反派进行斗争。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的武装斗争同向势力强大的贩毒组织提供军事保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随着冲突的发展,普通游击队性质的武力冲突逐渐被恐怖活动和劫持人质所替代。

21世纪初,开始出现政府同非法武装之间谈判进程的前景。然而2002年,这个进程中断了。于是,政府转变了战略,加大了对造反派组织进行武装镇压的规模和力度,对毒品集团则采取了剿灭战略。美国在“哥伦比亚计划”的框架内向菲律宾政府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援助。

在哥伦比亚的冲突中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

同以往一样,国外研究人员把发生在车臣共和国的冲突视为大规模的内部武装冲突。他们的根据是冲突双方和居民的伤亡数字巨大。这些伤亡发生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同分离主义非法武装发生频繁军事冲突的时期。在主要的非法武装被消灭之后,特别是在通过新宪法、在车臣共和国建立新的政权和自己的安全部队之后,公开武装对抗的强度下降了。

然而,在继续进行针对政府武装力量、警察和地方政权机构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同时,非法武装把进行恐怖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了扩大规模方面,它们不仅在车臣进行恐怖活动,而且还在俄罗斯全国各地制造恐怖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得出结论,分离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完全站到了一起,因此,同他们的斗争也必须转入反恐怖战争的阶段。面对这样的局势,从不可能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的原则立场出发,排除了用政治手段解决“车臣冲突”的可能性。众所周知,正是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外国伙伴坚持把谈判的手段作为武装斗争的必要补充。俄罗斯领导人认为在车臣共和国发生的冲突完全是俄罗斯联邦的内部问题,在解决过程中不需要任何国际参与。

最近一段时间,在车臣共和国内外恐怖主义活动的计划和实施方面,跨国恐怖主义组织作用有所增长。根据这种情况,俄罗斯领导人认为武装冲突就是对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抵抗。因此,在车臣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就其性质而言是内部的武装冲突,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质。令人担忧的是,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北高加索一些其他的共和国,并在那里形成了从事破坏活动的组织与恐怖主义组织的网络。

根据非正式的资料统计,最近10年,在车臣共和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0万。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和内务部队的伤亡、民警的伤亡、非法武装以及车臣居民的伤亡等,同样也包括在车臣共和国境内和俄罗斯其他地区恐怖主义行动中的伤亡。

属于内部武装冲突范畴的还有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尽管和在车臣共和国一样,从以色列方面来说,这种冲突具有反恐战争的性质,它具有反恐战争的全部特征。

应当指出,尽管许多内部武装冲突得到正式调解并实现了停火,例如,在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苏丹南部和其他许多地区,但都没有一种预防冲突重新激化的可靠保障。那些处在“休眠状态”的——公开的军事对抗虽已停息、却未彻底和解的内部冲突还大量存在,例如围绕科索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南奥赛梯和第聂伯河沿岸等地区的武装冲突。

近几年来,如前所述,内部武装冲突出现了某种局部调解和停息的发展趋势。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内部冲突中双方相互削弱的缘故。这些冲突往往延续几十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首先是和平居民的伤亡;也造成国内经济的萧条,结果是造反派组织失去了国内居民在政治上的支持。在冲突双方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希望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它们被迫去寻找相互妥协的政治解决方法。

大部分内部冲突都是由分离主义势力引发的,它们追求的目标是要从国家结构中分离出来,并在国家的部分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机构。实际情况表明,近几年来,世界上最终形成了“反分离主义共识”。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承认少数民族或政治上的少数派要求从它们所在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权力,除非国家认可它们这样做。这里只有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情况,那就是自愿“离婚”,或在原来国家机构的范围内获得广泛的自治,比如巴勒斯坦,在那里问题涉及的不是分离主义,而是涉及恢复原来的巴勒斯坦国家机构。所有的分离主义运动都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只有土耳其支持北塞浦路斯的分离主义活动是个例外。因此,以分裂国家作为发动内部武装冲突目标的分离主义,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诱惑力。

“现实社会主义”的影响范围大大缩小了,同样,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世界各国对那些仍然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家(中国、古巴)的支持也明显降低了,这一切都导致了极左激进造反运动受到削弱。

一般来说,在内部武装冲突中,对抗双方迟早都是会开始使用恐怖主义的手段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当绝大多数国家都把恐怖主义看做绝对无法接受的取得政治和军事的目的手段时,当与恐怖主义进行的斗争已经被提升到保障全球安全的首要地位时,在国际社会中为调解内部武装冲突而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的必要性的意识也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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