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四月封锁的应对

二、美国对四月封锁的应对

其实，美国内部有关苏联将在柏林地区采取反西方行动的预测由来已久。在1947年下半年，柏林美军指挥官豪利就感觉到苏联人将用“管制”食品供给的手段获取对柏林的单独控制，例如他们曾多次拒绝按照之前的承诺为西柏林人提供新鲜牛奶。^[21]当年10月，克莱和墨菲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为应对苏联试图将西方赶出柏林的行动作准备。^[22]11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也在一份备忘录中提醒国务卿马歇尔：“一旦欧洲复兴计划开始执行，苏联人会在中欧作出反应，其目的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制止其附庸国的任何独立行动，捷克斯洛伐克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但不久柏林就将成为苏联注意的中心。”^[23]此外，在1947年底的伦敦外长会议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四国外长会议的破裂会导致苏联采取措施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离开柏林;同时针对西方国家统一德国西占区的行动，苏联会在加强对东德地区控制的基础上利用自身在柏林的优势地位作为“杠杆”牵制西方筹建西德政府的计划。^[24]英国外交常务副大臣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也曾在1948年2月提醒贝文“要警惕柏林出乱子”，他警告“4月在美英占领区发行新货币时，以及秋天在西方占领区举行拟议中的选举时都有可能发生冲突，那时苏联可能将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或不准美英法三国继续留在柏林”^[25]。

1948年前两个月，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美国驻德军政府感到，“苏联又开始改变计策了”。政治顾问墨菲在3月3日致电国务院：进入1948年后，管制委员会内部友好的气氛尽管存在但却比之前大为减少，大约从1月21日的会议开始，气氛明显恶化，东西方甚至在一般性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苏联人抓住议程表中的每一个问题甚至是西方官员的每一次陈述大做文章并借机进行猛烈的言语攻击。墨菲进一步指出：“他们(苏联人)的做法似乎是要激怒我们、扰乱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感到疲劳，并使我方官员因为消耗精力以及丧失耐心而作出不明智的决定，或是刺激西方采取卤莽的举动以此将西方破坏共同管制机制的举动作为支持他们进行(反西方)宣传的借口。”^[26]墨菲认为苏联行为中还有三个要点值得关注：第一，连续不断指责地西方侵犯了共同协定，经常提到一些诸如《波茨坦协定》在内的特殊文件;第二，连续不断指责地美、英两国想要打破四国共管的和谐性，并对柏林的四国共管机制进行破坏;第三，断言西方的意图是将柏林作为干涉苏占区事务的据点。对此，墨菲强调，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像纳粹政权一样，苏联政府指责其他国家的那些事情恰恰是他们自己想要做的，因此有必要怀疑苏联方面的言论是否预示着他们试图打破对柏林的四国联合管制，但他也表示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27]

驻德军政官克莱也在3月5日致电陆军部，表达自己对局势的担忧。他表示：近几个星期苏联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我无法给出确切的原因，但能感觉到激烈的突变即将来临，我无法用任何数据或者是相关的证据来支持这种想法的变化，只能将它描述成为自己在和苏联同行交往中所发现的一种紧张状态。由于缺乏实际证据所以无法呈报任何官方报告，但我的感觉是真实的”^[28]。

可见，美国驻德军政府在四月封锁开始之前，就已经感受到柏林事态有趋于严重的趋势。因此在收到德拉特温的公函以及所谓“第749号交通规则”后，美国立即指责，苏联的行为违背了1945年6月5日关于四国占领德国声明中对于“大柏林地区由四国共同实施军事占领”的规定，破坏了同年6月29日美、英、苏三国代表^[29]有关“确保西方三国人员经由苏占区从地面通道进入柏林”的协议。^[30]克莱公开声称：“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利是合法的，美军肯定会留在这里!”国务卿马歇尔也于3月25日在华盛顿声明：“美国准备继续履行作为联合管制委员会成员和柏林城联合占领者的责任。”^[31]

但所谓的“1945年6月29日协议”其实并没有文字材料可查，唯一涉及西方进出柏林问题的四国书面规定，只有1945年11月3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第13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柏林和西德之间建立三条空中走廊、西方使用走廊可不必事先通知苏方”的共识。^[32]对于通道问题在战争后期没有明确得到落实的原因，美国政府内部的第一种说法是：在1944年5月，时任美国驻欧洲咨询委员会代表的怀南特曾向华盛顿提出通过书面的条文规定保证美国进出柏林的权利。根据其助手莫斯利的回忆，怀南特希望盟国就该问题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达成书面协议，但当时在制订对德政策中具有较大发言权的美国军方却持有不同意见，陆军部坚持认为该问题应该留给军政官在进驻后去解决。^[33]另一种说法恰好相反，正如克莱在回忆录中曾指出的那样：当时美国驻欧洲咨询委员会代表的怀南特认为，“有权驻留柏林就附带有进出的权利，在会议上提出权利要求只会把问题搞乱……这样做反而会引起苏联的怀疑，难以达到相互谅解的目的”。因此，当美国陆军部民事局建议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提出通往柏林占领区道路的问题时，没有得到怀南特本人以及支持其工作的罗斯福总统的采纳。^[34]至于究竟哪一种说法更贴近事实，目前尚无可靠的论据，但无论如何都反映出通道问题在战争后期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

当然，美国在战后初期仍有机会通过与苏联协商解决该问题。1945年6月29日，苏军元帅朱可夫与时任美国驻德副军政官的克莱以及英国副军政官威克斯在柏林苏军指挥部举行会谈，西方大国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也是商议的重点。对于克莱和威克斯提出“西方国家进入柏林需要使用三条铁路线、两条高速公路以及航空飞行所需要的相关空域”的要求，朱可夫则强调了这些线路的非专用性。克莱表示美英等国并不需要专用这些通道，仅仅是要求在经过时不要受到更加严厉的交通规则限制，威克斯对该说法也表示支持。但克、威二人依然不希望接受关于进入柏林特定线路的书面规定，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被解释为对西方三国使用任意线路进入柏林权利的一种否定;此外两人还认为一旦确定了专用通道，那么当运输量增加、西方的运输线路出现交通“瓶颈”的时候反而不利于要求苏方开启其他的运输通道。因此，两人都认为最好是接受苏联所建议的“以一条高速公路、一条铁路和两条航空线路作为进入西方柏林”的“暂时安排”，同时保留日后在管制委员会上重新提议讨论该问题的权利。^[35]这次关键的会议只是就进出柏林的通道问题简单地达成了口头协议，美英等国也由此而再次放弃了将西方进出柏林的权利用文本形式加以确定的机会，而原本指望“日后在管制委员会上重新提出该问题”的想法也因为东西方关系的恶化而变得遥遥无期。

对于上述情况，克莱在多年后回忆说：“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一致同意原则所承载的不利因素，没有充分认识到苏联有机会在联合管制的框架内通过投票来封杀我们将来的所有努力;同时，我们也没有保留下关于6月29日会议内容的书面记录，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苏联所坚持的对边界和海关的控制会成为他们之后对柏林施加压力的借口。”克莱还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将自由进出柏林作为西方将军队按照《波茨坦协定》撤回自己占领区的交换条件是一大失误。但他也辩解自己和威克斯尽管都认识到了通道问题的重要性但却并不希望因此达成协议，因为这样的所谓协议对西方来说反而是确立了一种“比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的权力还不如的东西”。克莱强调他们当时的想法是真诚地希望为了建立四国联合管制政府的目的而进入柏林，希望能够更好地与苏联人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诸多问题。此外，克莱也对书面协议就一定能更好地阻止封锁的发生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果苏联人真的要找茬，那么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约定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其中的漏洞来实现自己的目的。^[36]

与当事人克莱的辩解相比，笔者更为认同美国学者丹尼尔·尼尔森所指出的三方面原因：首先，参与会谈的克莱、朱可夫、威克斯等人都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分配的运输路线都将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并没有书面确定的必要;其次，政府之间书面协议通常不是通过两国军方人员的谈判加以签署和确定的，换言之在进行军事性安排而不是通过政府指定的代表进行外交协商时，是无法形成正式书面协议的;最后，也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通道问题在将来实际执行分区占领过程中的重要性，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当时对自己与莫斯科友谊的稳固性估计过高了。总之，尼尔森认为西方的“失策”可以说是一种战略目光短浅的表现，^[37]也正是这样的“失策”为1948年苏联对柏林施加压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方式。

综上所述，美国对苏联四月封锁的抗议从根本上说缺乏可供遵循的法律证据，必须在做出强硬姿态的同时采取更为主动的应策。对此，克莱的想法是：在对德拉特温的公函做出强硬回复的同时，开行检验苏联执行限制措施决心的试探性列车。此外，克莱还请华盛顿考虑针对苏联的国际船运采取某些报复性措施，即如果苏联人对西方列车和警卫人员使用武力，美国和英国就对其关闭某些处于两国控制下的国际航运线路，直到柏林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为止。^[38]在撤离驻柏林美军家属的问题上，克莱表示：“苏联的目的在于将西方赶出柏林，立即疏散家属会被认为是苏方的胜利。”他认为目前不必大举实施撤离行动，因为“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也有充分的空运能力来保障疏散家属和非战斗人员”。^[39]可见，军人出身的克莱同样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更多的是从政治寓意而非军事思维的角度来考虑“撤离家属问题”，并担心此举将被苏方和广大公众当作是西方示弱的信号。通过对在正常情况和紧急状态下运输撤离人员能力的评估，克莱否定了立即撤离非军事人员的必要性，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撤离行动才没有大规模地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也对如何应对苏联的交通管制各抒己见。陆军部长罗亚尔强调“包括开枪在内的任何冲突都可能引发战争”，并表示“需要立即联系斯大林，要求苏军恢复西柏林的正常对外交通联系”。^[40]杜鲁门的顾问班子则认为，总统应向斯大林写信说明苏军的做法可能诱发战争，并召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派和少数派领袖开会商议对策，同时要求驻德军政府开行检验苏联执行限制措施决心的试探性列车，并要求克莱告诫其下属的警卫人员不能在除自卫以外的其他情况下使用武器。^[41]但副国务卿洛维特认为过分强调封锁事件与战争的关系并不可取;而杜鲁门则从根本上反对召开议会各党派领袖会议，因为这样做将使问题立即公之于众并可能在国会议员中产生一些歇斯底里地要求发动战争的呼声或要求。^[42]经过权衡后，华盛顿最终决定开行试探性列车，但必须严格遵守不增加列车警卫的人数，警卫只能携带常规武器，不能在除受到了火力攻击之外的其他情况下开枪等原则。^[43]结果，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试探性列车被苏方顶了回去。

在执行华盛顿决策的同时，克莱还在职权范围内自主决定采用小规模空运的方式为驻扎西柏林的美军供给物资。4月2日，克莱命令30架属于美国空军第61飞行运输队的C—47运输机，从远在275英里外的法兰克福空军基地向柏林运送60吨物资。^[44]由于担心苏联可能会对空运进行干涉^[45]，空军在物资起运之前派遣由阿尔伯特·谢德指挥的第53运输队的多架飞机从法兰克福放空飞向柏林，在绕城飞行一段时间之后返回基地。这次飞行的任务是试探苏联方面的反应，飞机越过苏占区时的飞行高度是5000英尺，这样的高度很容易被苏联的反飞行监测设备发现，如果苏联人将这些飞机的飞行看作是战争行为就会进行攻击，而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也被戏称为是“克莱的鸽子”。但苏联人并没有对此作出反应，“鸽子们”最终安全返航，而随后的60吨空运物资也在当天午夜前顺利运抵西柏林的盖陶普美国空军基地。^[46]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运输行动，英国皇家空军也派出代号为“道格拉斯-达科塔斯”(Douglas Dakotas)的英国版C—47型运输机群，向驻扎柏林的英军部队运送物资。^[47]

作为第一次柏林危机危机全面爆发的前奏，四月封锁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却意义重大。一则，危机在6月下旬的爆发是在四月封锁基础上的对抗升级;二则，美国在其间的某些应对举措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应对全面危机的政策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