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土崩瓦解，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战争和萧条不仅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也让资本主义声名狼藉。许多欧洲和亚洲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连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新独立民族地区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工业化，人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水平也显著提高，对其他各国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西方资本主义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威胁不只是来自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而且来自军事和政治的冷战格局。
冷战格局让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市场在战后携起手来。道格拉斯·多德分析指出，1945年以后，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兼顾了扩大市场、理想主义和冷战的需求。“将冷战理解为不同利益——商业利益、放眼全球的政治家利益、军国主义者的利益和理想主义者的利益——的趋同共存（convergence）就足够了。”[67]凡勃伦也指出，强硬的外交政策、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也许是最有效的资本积累方法，该方法可以使工人顺从，并在工人中推行这样一种看法，即工人的利益与资本主义的利益是一致的。[68]
美国的商业巨头曾经一直是政府“新政”的税收、支出和社会政策的反对者，但是战后的经验告诉他们，应该把政府既当成敌人又当成朋友。“那些由汽车制造转为坦克和飞机制造、由打字机生产转为步枪生产的行业，更是从中吸取了教训。”[69]美国许多实力强大的大公司长期依赖军工品的合同，一些城市、地区，甚至整个州的经济都十分依赖大公司的军工品生产来支撑地方经济和维持就业率。
一个政府与市场合作的“三方体制”形成了。所谓“三方体制”，是指政府、企业、工会三方既相互监督又彼此合作的制度化形式，即国家保障合法化的工会集体谈判和工资议价，同时也保障为工人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以换取工会对工资增长的自我约束；与此同时，国家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管理方则向工会承诺，工人可在不远的将来分享由投资和生产率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在这种制度下，原先激烈对抗的劳资阶级矛盾、市场恶性竞争被大大化解，取而代之的是阶级与阶级、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
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战后的美国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起“资本—劳动协议”，通过了最低工资法，建立了失业保障、教育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在欧洲，福利转移支付与家庭津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55—1957年的8%，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约12%和70年代中期的大约16%；政府在卫生、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1950—1970年，这类支出的增长率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一半左右。[70]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不仅拉动了社会总需求，而且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有效需求，削弱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增加了工人行使集体权力的可能性，进一步缓解了劳资冲突，巩固了阶级合作关系。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实际工资有所提高，劳动条件大为改善，有些企业甚至提供有保障的年薪、长期劳工合同和其他福利。而且，随着工业化结构的改变，生产业人数减少，更多的人进入服务业，白领雇员成为多数，这使得某些阶层差异变得模糊，为重建产业后备军、加速投资和提高利润率创造了必要条件。一个“投资—生产—消费—繁荣”的经济荣景建立起来了。
在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方面，政府调节的制度性作用不仅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且也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大大提高了资本的利用率。在国家内部，政府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宏观领域进行调控，用指导性计划管理国有企业，引导企业投资和调整产业结构，并对微观领域加强监管，以调节资本内部的关系。例如，在德国，为了防止企业将利润用作红利，政府对用作生产性投资的利润提供税收减免；在奥地利，私人企业可以从国有企业那里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中间投入，条件是这些私人企业遵循政府所期望的投资和红利政策；在日本，通产省通过经济审议会和行政指导等制度，推动企业界进行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71]在国际上，各国政府吸取了战争期间以邻为壑的政策教训，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家复兴开发银行（IBRD），以及一些经济和政治的国际组织，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以调节国与国之间的资本关系。
冷战格局让政府—市场的协同性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耦合程度，从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合作、资本与资本之间的调节关系被高度制度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得以进入快速增长的良性循环（如图6－1所示）。至此，一个“强军事—弱福利”的强盛的美国社会已经建成。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积累结构为美国日后迅速投向新自由主义怀抱埋下伏笔。
图6－1 “黄金年代”的资本积累结构：市场—政府的积累良性循环
注：a：英美“石油美元”（Petro－dollar）秩序是指：战后的国际石油市场由俗称“七姊妹”的英美石油卡特尔——即美国的埃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兰）、英国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所控制，美元是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
英美石油利益集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将英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霸权地位在战后“世界新秩序”中确立下来——英镑和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种储备货币在“石油美元”秩序中占中心地位；在随后的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又称“马歇尔计划”）中，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是用援助美元购买英美石油公司的石油，“石油美元”秩序得到强化；1974年石油危机后的次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原油出口国达成了只以美元进行原油贸易的协定，即美元是国际原油计价和结算的唯一货币；该协定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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