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文化之青铜器贮贝器

距今2000多年前，在昆明的滇池区域存在着一个灿烂的青铜文化。20世纪50～90年代，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杨甫头先后发掘了上百座古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万件，其中青铜器万余件。这些青铜器因其造型奇特、风格迥异，而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云南考古学者将其定名为滇文化。

已发掘的滇池及其附近区域的青铜文化遗址有：晋宁石寨山；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大团山；安宁太极山；官渡羊甫头；呈贡石碑村、天子庙、小松山；江川李家山；宜良纱帽山；嵩明凤凰窝、梨花村；澄江黑泥湾、双树营；富民大营；石林板桥；泸西白沙坡；玉溪刺桐关、金沙山、金莲山、学山等，所发掘的滇青铜文化墓葬已逾1000座，出土器物超过1万件。

在滇池区域分布的大量贝丘遗址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地。这些贝丘遗址的螺壳堆积厚达9米，经测定其时代距今约4260年。当时的人们居住在滇池岸边的台地上，依靠捕捞鱼虾、螺蛳和采摘野果为生。大量的螺蛳壳，其尾部均被敲开，是当时人们吸食螺肉留下的痕迹。天长日久被食用后堆积的螺蛳壳形成了若干个贝丘遗址，成为今天考古学家们判断古代人类生存的文化遗址的依据。（滇池区域的贝丘遗址主要有：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附近。其地点有：江川县头嘴山、光坟头、太平地、螺蛳山；通海县空山、打坝山、海东）

在属于滇文化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和呈贡龙街等地的墓葬，出土了青铜农具400余件。这些农业生产工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滇国社会的基本形态。“民以食为天”，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人口的增加都取决于农业生产的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对于中国西南部当时的社会和民族，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由此可以看出，滇人是一个以农耕为主、人口相对聚居的族群，农业是滇国的经济命脉和财富的主要来源。“此郡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而未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这一记载证明滇池地区不仅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河流纵横交错，而且气候十分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和繁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滇池周围的古代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在古滇人的社会中得到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们利用水渠来灌溉农田。西汉后期文齐为益州郡太守时就“起造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两千余顷”。“开造稻田，民咸赖之”。滇池区域有着充足便利的水源，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是种植水稻的理想之地。在滇池区域及附近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过陂池和水田模型。1973年呈贡小松山东汉早期墓中出土一件陶制的长方形水田模型，此模型的前半段纵分成两排，每排各有6个小方格代表水田，后半段为一个大方格表明是陂池（蓄水池），陂池与水田之间有一条沟漕相通，显然是灌溉渠道。呈贡七步场东汉墓中也发现过一件陶制的圆形水田池塘模型，该模型中的水田和池塘各占一半，池塘中有荷花、水鸭、螺蛳、团鱼和青蛙等；池塘外的另一侧有几个排列整齐的小方格，表明是水田。出土的水田模型说明当时滇池区域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在东汉之前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到东汉以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水利设施可以保证农业生产不因旱涝等气候的影响而获得丰收。滇国的农业生产因得力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使用了先进的青铜生产工具，生产效率高，使滇国国力强大，足以称雄于世。时至今日，滇池地区依然是昆明的富庶之地、鱼米之乡。

生产工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生产工具必须适宜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劳动条件。滇青铜器的生产工具不仅种类多，而且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生产工具的多样性，标志着滇国生产力水平的和农耕水平的程度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滇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有：铜犁、铜锄、铜锛、铜镰、铜爪镰、铜铲、铜斧等。

借助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滇人过着富裕的生活，使得他们有了享受生活的乐趣和资本，这可以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所反映的滇人的经济、生活、战争、宗教、艺术等方面得到印证。

据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15个世纪。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达到高峰。古滇国的青铜文明大致从西汉始，（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王印）在滇国存在的500年间，中原地区的奴隶社会已经衰落，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转变。而这时期，滇国才刚刚进入奴隶社会的发展高峰期。

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原始居民已由蒙昧时期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也说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整个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滇文化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中，贮贝器可谓是一种最具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它因其器形、功能极其独具表现力而备受世人的关注。

贮贝器是滇人特有的重器，因器形与铜鼓相似，故有贮贝器源于铜鼓之说。从贮贝器盖上铸造的许多生动、形象的场面来看，可以将其视为滇人社会的缩影，因为滇人没有文字，要了解滇人生活最好的证据，就是贮贝器上这些生动的场面。如纳贡场面、战争场面、杀人祭铜柱场面、杀人祭铜鼓场面、纺织场面、诅盟场面、狩猎场面、驯马场面……据统计，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杨甫头共出土了73件贮贝器。这种滇文化特有的青铜器，为我们研究滇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绝好的形象资料，这也是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所不能比拟的。

贮贝器作为滇国的重大庆典、祭祀活动的重器，记录了古滇人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的史实。“国之大事，在戎与祀”是古人最重要之事，也许滇人是因为没有文字，所以采用这种写实的手法，用青铜雕塑来记述其国家大事，以此告之子民及子孙。每逢遇有祭典，就以贮贝器盖上的各种场面来演示，并保证其祭典活动的规范和传统。

滇青铜器及其图像、纹饰的写实手法及艺术特色，在我国乃至世界青铜文化史中都是独树一帜的。滇池区域出土的青铜器，从时代来讲要晚于商周青铜器约1000多年。商周青铜器是将过去的许多日用器皿转化成“礼乐之器”，具备了深刻的政治、伦理内涵和不同于日用器皿的社会功能，而滇青铜器还未完成这种转化。我们再以二者的纹饰做一个比较，也不难看出，商周青铜器由于具有“礼乐之器”的功能，所以它在器形上是以鼎、爵、觚、簋、编钟为主，纹饰多为夔纹、兽面纹、饕餮纹等虚构、幻想中的超现实的动物，加之器形庞大，造型凝重，纹饰怪异繁缛，起到了其礼器等级尊严和神圣的职能。滇青铜器的器型一般不大，有实用性，富有生活气息。纹饰极具写实性，大量的古代云南自然界的动物是它的装饰主题。贮贝器中用作装饰的纹样和动物有：三角形齿纹、同心圆涡纹、绳纹，有立体雕铸的牛、马、虎、鹿、孔雀等。在众多动物题材中，滇人最喜欢选用的动物是牛，最擅长表现的也是牛。如“八牛虎耳贮贝器”“鎏金骑士贮贝器”（器身有四头牛）、“虎、牛、鹿贮贝器”等。对比商周青铜器，更显出滇青铜器的朴实与自然。

从贮贝器的器型来区分，可划为5种类型：提桶形贮贝器、束腰筒状贮贝器、铜鼓贮贝器、叠鼓型贮贝器、异型贮贝器。

贮贝器盖面上所表现的滇人社会生活场景，主要有以下几种：

赶集场面贮贝器（石M13：2）其盖上的赶集场面与其他贮贝器不同，人物不是铸于盖而是铸于鼓口边沿上。出土时贮满贝币。原为两鼓重叠状，出土时上鼓已残损。下鼓口沿上铸有立体人物、牛马21个，胴部及足中有三角形齿纹和同心圆涡纹组成的带形纹饰，腰间有对称的蟠龙纹饰。龙形与编钟上的相同，足部四面焊铸4牛。边沿上的人物，有背箩的、牵马的，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一个集市贸易的场面。该贮贝器上的17人中有男性12人，女性5人。然从发式与服饰来看，他们不是同一族属，其男子的发式有头顶挽发髻的，有脑后挽尖角髻的，有头戴圈状帽的；女子的发式有梳两辫长发的；男子的服饰有身着短衣长裤的，有披毯，后衣襟甚长拖于地上的，有短衣系裙的。器盖上的人应为滇王统帅下的不同部族，携带各种物品向滇王献纳。因为这一组17人的发髻、服饰及行进的行列，可分为7组，其发式有发髻、辫发、缠帕、戴帽；服饰有短衣长裤、长衣着地，有左衽，也有无领无袖的贯头衣。从每组人物的服饰、发式的差异及姿态的不同，很容易地可将他们区分为酋长和随从，如第一组的4人，前两人皆挽长形髻于脑后，髻上有叠带为饰，并系于颌下。身着短衣长裤，身佩长剑，衣服上均有花纹，而他们身后的两人发饰与前两人相同，但无带饰，也不佩剑，跣足，一人背筐，一人牵牛，牛不穿鼻，以绳系于项，身份应为奴。后面6个组的第一人的发饰与衣着均与身后的人有所区别，而且均不负重，不牵牛、马，显然是首领，率人携物来纳贡。一幅生动、逼真的纳贡场面就被这20余个人物和动物表现得淋漓尽致。

纳贡场面贮贝器

战争场面贮贝器（石M6：1）“器为两鼓上下重叠，用铜焊牢，有底有盖，器内满贮贝壳。两鼓器身纹饰相同，胴部各铸羽人及木船图案6组，腰部有牛形及舞人形，足部及胴上皆有三角齿纹和同心圆涡纹为主的带形纹饰。盖上铸有立体的战争场面，共有人物22个，马5匹，人高约6cm，马长7～10cm。中央一骑马人较大，似为主将，戴盔贯甲，右手执矛作向下刺之状，马右前方一人扑于地上，做挣扎状。在扑地者的右后方侧立一人，左肩负盾牌，右肋下斜佩一剑，两手横执一矛作侧刺状。”按器盖上的人物服饰及发式来区分现存的18个人，有滇人11人，为椎髻发式，他们作战的对象为辫发的族群。滇人一方有4人骑马，并戴盔披甲，似为贵族，其中一人身材高大，似为主将。其他徒步作战者为普通战士，多持盾牌保护自己，盾牌一般佩于左肩。

对于战争场面表述得更加生动的是晋宁石寨山M13：356号贮贝器盖上的图像。盖子直径30cm，盖上有13人，其中滇人9人，辫发者4人。中央有一骑马主将较突出，遍体鎏金，通高11 cm，马长12cm，其余滇人均徒步作战，人高约6～9cm。主将戴盔穿甲着战裙，束腰带，佩剑，跣足，左手控缰，右手持矛向下刺。身骑战马体骏肌丰，昂首而驰，辔头缰绳齐备，马颈下挂一人头，当是斩获的敌人首级。马左后方一人扑于地上，裸体，无头，是被杀者。马右后方蹲一人，着盔甲佩剑，右手执剑向前刺，左手持一盾牌护身。马右前方地上仰卧一人，皆右足后曲，左足前伸，持盾执前刺。骑马者右后方还有作奔跑状的3人，皆穿甲佩剑，手持兵器，其中一人手中提一人头。在地上裸体无头者的左后方有一人，装束与上述3人相同，左手持盾牌，此人之左后方相反方向还有一人扑于地，另一人足踏其背，手提其发，做刺杀状。此两人前面有3人，两人在前，一人在后，前两人着盔甲佩刀，在左者左肩负盾，后一人梳两发辫，右手拔剑，左手前伸抓弩。从这两件战争场面的贮贝器盖上反映的内容来看，滇人无疑是战胜者，而昆明人显然处于战败者的地位。从装备上来看滇人是全副武装，所向披靡，战场上的昆明人远非滇人的对手，他们不是被刺死、猎头，就是被俘为奴，境况十分悲惨。

古代社会的人们对于未来和自然界存在着极大的好奇与畏惧，统治者出于对自身统治的需要，往往要借助一些仪式或祭典，来达到维护统治基础的稳定，滇人也不例外。贮贝器盖上反映的祭祀场面就有杀人祭铜柱、杀人祭铜鼓场面。如石寨山出土的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贮贝器（M12：26）：器为圆桶形，中腰细收，两侧有虎形双耳，平底兽形三足，器内贮贝。盖上铸有立体的杀人祭铜柱的场面，现存共有127个人，人高3～6cm，是目前已出土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盖上有一长方形楼房，高17.5cm，四面无壁，以两圆柱撑之，前端置两梯，可以上下。层顶作细条木棍拼成之状，屋脊稍呈弧形。楼上正中坐一梳银锭髻的女人，较其他人大，当是主持祭典的人。另有8人列坐两旁，正在进食。下层之右有人皆着后幅甚长之衣，杀牛宰羊，准备食物，有一人正捧食物登梯而上。下层之左见一猪一马，马拴于柱，似亦待宰杀。附近还有以蛇喂孔雀和饲虎者。虎与房屋之间竖一架子，上悬铜鼓及錞于各一，一男子正持锤并击之。房屋对面似为广场，中置一柱上盘蟠蛇两条，一蛇作噬人之状，其人之上半段尚露于蛇口外。盖两边各有一大铜鼓。柱之旁有木牌，上缚一人，又有一戴足枷的昆明人；似为牺牲之用。两旁稍近处有巨形铜鼓两个，高与人齐。另有一群人或抱大鱼或头顶箩筐。或手持箩筐而坐，或俯身交谈。又有5小人，前者抱后者之腰……有着异族服装者数人，作观望之状。又有骑马者3人，似赶来赴会者。就整个场面观之，应为表现一种祭祀的场面。楼上中坐者是主祭之人，捆绑之人和被蛇吞吃的人是祭祀的牺牲者，铜鼓和蛇可能是祭祀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主祭者似乎是女性，与在江川李家山古墓群1992年出土的M69祭祀贮贝器盖上的乘肩舆的女子的装扮雷同。1955年石寨山第1次发掘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盖上的女贵族也是如此装扮，由此看来多件贮贝器上刻画的这一女性，应是滇人贵族妇女为祭祀中的主祭者。这些场面盛大，参与人数众多，仪式隆重的祭祀是滇国社会的习俗及崇拜礼仪的具体表现，而以昆明人为祭祀的牺牲品，则体现了滇国社会残酷，野蛮的一面。

除森严、血腥的场面外，贮贝器上也有轻松、热烈、欢快的乐舞表现。石寨山M12：2号贮贝器面部有一幅舞蹈图，全图可分为两圈。外圈残缺，尚可见12人，皆滇人妇女，张手作势，盈盈漫舞，每隔两人，地上立一器皿，似为酒尊。内圈共9人，分3组。一组是4个滇人男子，扬臂舞蹈，中夹一铜鼓。另一组是两个滇人妇女共击一铜鼓。第3组的3个滇人妇女，均手持一漆绘花纹之碗盂状物舞蹈。在石寨山M12：1号贮贝器盖子上有一组羽人舞蹈的图像，羽人皆裸体，仅腰间系一裙状物，头上戴羽冠，手中各执一羽毛旗，起舞的人中有一服饰与发式均与众人不同者，腰佩长剑，衣着华丽长袍，头上插一长头饰的男子，似为一贵族，正在指挥羽人们起舞。

除了那些表现丰富社会生活的各种场面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一些是专以牛为装饰的贮贝器。1959年出版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中列了13件，器身均为细腰桶形，腰部左右有对称的两虎形耳，平底、底有三足，有盖。盖上铸有立体的牛形，其数不等，具体为1牛1件、5牛4件、7牛3件、8牛2件。出土时都贮满海贝。而在1996年石寨山古墓群的第5次发掘时，出土的M71叠鼓形贮贝器为立体狩猎场面。此件贮贝器纹饰精致、动物装饰繁多。贮贝器由上下两面鼓形器重叠而成，两鼓均正置，边接处焊铸一底。该器上鼓的器盖单独制作，用活扣与鼓身相连，下鼓焊铸一底。该器上鼓的足部焊铸4只卧鹿（梅花鹿），下鼓的足部焊铸4只卧牛。器盖上铸有一立体狩猎场面，共有3人，两马、两鹿、两猎狗、一兔和一狐狸，均作奔跑状。除兔和狐狸为连接盖面和鼓身的活扣外，其余雕像均焊铸在鼓面上。上鼓和下鼓的器身均布满阴线刻纹图案。上鼓胴部有阴刻的11只展翅向同一方向飞翔的犀鸟。上鼓腰部为狩猎图，鼓耳及耳下部纹饰分为四部分，其一描绘一猎人手持长矛，身背野猪猎获而归的情景，野猪的四条腿被绳捆绑；其二为一猎人和一猎狗正追逐一梅花鹿，猎人右手所持长矛已刺进鹿的后背，左手伸出欲擒鹿，猎狗咬住鹿的后腿，鹿做垂死挣扎状。猎人头戴帽，身着对襟长衣，腰系带，裤长至膝盖，右手戴护手。下鼓胴部由7只飞翔的凤组成。下鼓腰部由动物和植物组成，下鼓足部由12只凰组成，其中一凰口衔蛇。这件狩猎贮贝器除盖上雕铸有立体狩猎场面外，在器身表面还刻满了与狩猎有关的动物及猎猪、猎鹿的画面，进一步突出狩猎的主题，而以叠鼓形贮贝器来表现狩猎场面的，也是滇文化青铜器中70余件贮贝器中唯一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是，此件贮贝器盖上的猎人装束，与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人物服饰有很大的不同，其装束显非奴隶，亦非滇人敌方，这也说明滇人的社会是一个多部族聚居的社会。

叠鼓形贮贝器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在1992年发掘出土的贮贝器中有两件较为特殊。一件为三骑士贮贝器，一件为四舞俑贮贝器。这两件贮贝器均为铜鼓形，其中的“三骑士贮贝器”中的骑士服饰相同，头戴鸭嘴形帽，耳佩大环，肩披鸟羽披肩，身着短袖对襟长衫，腰横扎布带一周，带两角下垂至腰后，左侧佩剑于带上，双手控缰，跣足。马首上昂，尾上翘，马头有额饰，颈部有胸带……此件贮贝器上骑士的装束与过去出土的贮贝器上的骑士装束也有所不同。而四舞俑贮贝器上的舞俑服饰也很奇特。“鼓面周沿立有四舞俑，面面相对，服饰、舞姿各异。其中二人头部有锥形髻，髻上装饰脱落，髻根绕一带，带角下垂至后颈部；额前有一髻箍，耳垂两圆形大环；颈部戴项链三周；手臂戴镯；腹部有圆形扣饰；左侧佩剑，剑带悬于右肩；双臂横伸，作舞蹈伏；俑身着短袖长衣，衣角开叉，下垂至腿部；肩、臂及腰部各披兽皮，兽尾下垂。另二人头戴尖顶冠，冠上饰品已脱落；两耳佩大环；身着短袖对襟大衫，长至膝；颈部佩项链三周；腰部饰圆形扣饰；左侧佩剑，剑带横系腰部；左侧悬一条形布，布上有花纹。俑左右肩各披一幅布，下垂至地；后颈部另系一带，垂至臂部；右臂前伸作舞蹈状，腕上佩一宽边镯。”可以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滇文化类墓葬出土青铜器的不断增加，许多未见过的器物会不断地被发现，许多原来的不解之谜会有所破解，人们对于滇青铜文化的认识也将随之深化。如过去认为，滇人男子主要从事战争和狩猎，而女人多以纺织为业。但根据过去石寨山出土的杀人祭铜柱、杀人祭铜鼓贮贝器，以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1992年出土的M69号祭祀贮贝器盖上的主祭者，均为女性的情况看，这一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春耕出行图

贮贝器除盖上铸有各种场景外，在胴部往往还有丰富的表现内容。如石寨山M12：21号贮贝器胴部的籍田出行图，全图有肩舆4乘（一乘已残缺），内各坐一人，由4人抬之。另有持点种捧者两人，头顶篮者两人、肩荷尖头锄者两人及徒手者多人随行。猎犬数只争相奔走，天空有鸟群飞翔。除抬肩舆者为男性外，其他悉为妇女。在石寨山M12：1号贮贝器的腰部还有上仓图，左、右两侧各有一仓房，房顶上宽下窄，仓房右侧放置斜方格纹的囤箩，人们排成两行往来其间，头顶口袋或竹篮，从囤箩中取粮送进仓房。仓房前置有独木梯，有人蹲坐梯上等待接粮。

上仓图

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是1955年石寨山首次发掘的。此盖上铸有18个人，有滇人女子7～8人，发式服饰一致，器盖中央的女奴隶主（滇人），通体鎏金，造型较其他人大，她的面前有捧巾和捧食物的侍奉之人，身后有为其执伞者，环绕她而坐的是正在进行纺织的女奴。除滇人外，根据她们的发饰及服饰可分为6组人，如有梳两条发辫的、梳螺髻于顶的，发于脑后挽成一髻的、发梳髻垂于右耳上的、髻挽于额前成尖角状的、将发髻于脑后而扭成绳形的，挽盘髻于脑后的。她们正用腰织机进行织布。从多件贮贝器盖上的人物的发饰与服饰来看，在滇国社会中，生活着多种部族，而滇人是统治者，因此在表现滇人时，很注意突出这一点。如战争场面贮贝器上的滇人男子衣着华丽、戴盔披甲、全副武装、通体鎏金；祭祀和春播中的滇族女子，乘坐肩舆、神情严峻、头梳银锭髻、服饰考究，造型也较其他俑大，显然是与众不同。关于腰织机，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仍然在使用。如佤族、独龙族。由此可看出这种纺织技术的悠久。

据不完全统计，石寨山出土的33件贮贝器，有人物活动场面及纹饰的贮贝器有11件，主要是反映战争、祭祀、纳贡、纺织、狩猎、乐舞、春播、上仓等活动的。李家山出土贮贝器9件，其中4件贮贝器的盖面有羽人赶牛，集市贸易场面、纺织场面、驯马场面及骑士图，进一步丰富了贮贝器的表现内容，构成了一幅幅滇国社会的历史画卷。

滇青铜贮贝器盖上的这一表现形式及表现内容，在我国青铜时代的文物中是不多见的，它从一个个不同的画面中，展示了滇人丰富的社会生活，弥补了史籍的不足。滇人用他们十分擅长用的写实手法，用青铜铸造技艺来表达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贮贝器也就成为滇人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真实写照。

通过对滇青铜器的贮贝器的初步分析和认识，可以看到滇青铜器与商周青铜器的显著区别：与商周青铜器艺术崇敬神灵、重视礼器的风格不同，滇青铜器的艺术是一种在本土文化基础上，融合多元文化的区域性艺术。滇人以写实的艺术手法，通过失蜡法铸造的精细制作，将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出土的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为我们展现了2000多年前一个神奇的青铜艺术王国。战争、祭祀、宴乐、歌舞、狩猎、耕作、出行等日常生活的一个个场面，被滇国的工匠们捕捉下来，成为他们表现的对象，加之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的准确刻画，使滇国的青铜艺术呈现出一种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让人感到活灵活现，而没有中原商周青铜器的森严和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