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作为主体人的自我肯定，是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共同追求，虽然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民主的理解呈现出不同特性。在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中，同样包含着丰富的民主因素，体现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民主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蕴含的民主因素，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
（一）“主体—自我意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前提因素
民主的前提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马克思指出：“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3]，“人权表现为自然权利，因为有自我意识的活动集中于政治行为”[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自我修养的阐释、对人欲的肯定、自我意识的倡扬以及对人的主体平等性认识等，无不体现个人自我意识觉醒这一民主前提因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主体意识的肯定，首先体现在关于自我修养的阐释上。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5]孟子强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6]，“我善养吾浩然之气”[7]。老子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忘者寿。”[8]这一切最终实现的正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9]的主体理想人格。
其次，体现在人欲的肯定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0]。东汉时期的《潜夫论》进一步提出“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11]。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启蒙思想家自我意识觉醒更为明显，开始公开论述人的私欲。李贽认为，“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12]，“就此百姓日用处提撕一番。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13]。黄宗羲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14]王夫之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15]龚自珍在《论私》一文中更是实证了“先私后公”“先公后私”“公私并举”和“公私互举”。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人欲肯定和自我意识觉醒思想的蕴含。
再次，体现在对主体人的平等性认识上。孟子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16]荀子说：“涂人可以为禹。”[17]特别还有墨子著名的“兼相爱，交相利”[18]思想。后来的柳宗元把“兼爱”称为“博爱”，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19]。现代民主经典作家科恩认为博爱的兄弟关系“是社会的理想的表现，因而也是民主的前提”[20]。李翱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21]。柳宗元提出：“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22]黄宗羲认为：“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23]陈胜、吴广起义公然掀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方腊起义时也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在以后的农民起义中，“等贵贱”有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指出：“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他自身的意识，也就是说，人意识到别人是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它表示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2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平等蕴含集中体现出：任何社会层次的人本性一致；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我甚至成为统治者；人与人之间关系及社会地位贵贱平等。多以“平等联合”的形式反对压迫，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自我修养、自我意识和主体人的平等性是依次深入的三个层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自我修养的阐释，具备了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美德因素。自我修养虽然不能代替自我意识本身，但其内在包含了主体意识的修炼和升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欲的肯定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开启了民主的思想启蒙。而主体人的平等性，反映了每个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应然认识，蕴含了民主政治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这一切都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蕴含的民主前提因素。
（二）“民本—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基础因素
民主即实现人民的统治，因此民主的核心理念就是“人民主权”，即“人民的自我规定”[25]，“当全体人民掌握最高权力时便是民主政体”[26]。这样一种关于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事实上发起于启蒙者对君民关系的思考，即“君权民授”，“执行人如果不由人民任命，那就不是人民意志的执行人”。[27]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大量关于君民关系的探讨，体现出“以民为本”“君民同一”“民贵君轻”和“君权民授”等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逻辑上依次递进，体现出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民主文化土壤。
首先，“以民为本”。这四个层次中，“以民为本”占主体地位。毕竟在封建社会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28]。这种思想，由“牧民之道”进步为“民为根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9]；“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功也”“国以民为兴环”“民者，万事之本”[30]。民本主义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尽管与“民主主义”有根本差别，但毕竟相当程度上已经是对政治发展力量的察觉。“意识形态有时也能使科学思想活跃起来。”[31]“以民为本”以其概念的灵活性，在历史上彰显了很大发展空间。近代以来的先进分子无不引用并继承民本思想发展出中国风格的民主主义观。
其次，“君民同一”。“以民为本”思想在古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君民同一”，即认为国家的兴亡与民心民意同一共生。比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32]特别是《晏子春秋》里提出“先民而后身”。《管子》则更进一步，“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3]。毫无疑问，“顺民”一词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权力之于人民的从属性。
再次，“民贵君轻”。如果说“顺民”体现了国家权力之于人民的从属性，那么“民贵君轻”更是“为民做主”的回应。《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丘民而为天子”。[34]荀子提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35]《晏子春秋》认为：“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36]《贞观政要》明确指明：“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37]其中，“人推而为主”的提法，已经迫近“君权民授”。
最后，“君权民授”。这是中国传统民本主义的归宿。总体上讲，明清之交以前难有“君权民授”思想，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偶然“亮点”。《礼记·礼运》中就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38]《孟子》认为“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39]，出现了“民受”二字。《吕氏春秋》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40]这其中已经暗含着“君权民授”的思想。两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上，“君权民授”初现端倪。鲍敬言认为“天生丞民而树之君”，在他看来，国家不过是“强者”统治的工具，由此提出了“无君论”。[41]当然，元代之前这些思考还有大量天真成分。到了元代，邓牧更是指出：“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猊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42]“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43]这些思想呈现出主权在民之雏形。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新的阶层在以往思想基础上萌发出新的社会意识。“君权民授”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唐甄《潜书》中强烈批判君主专制，认为“自秦以来，古代帝王皆贼也”。顾炎武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独治也”[44]，并明确指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天子”[45]。特别是黄宗羲对此进行了大量论述：“天下为主，君为客。”最后，他得出结论：“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46]黄宗羲理性地论述了君主的起源、本质，揭示了国家权力的未来命运，成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的鼻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的品质，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47]的确，民本主义虽然在实质上有别于民主主义，但毕竟相当程度觉察到人类历史进步规律和国家政治发展规律，客观上对人的自由发展和政治解放起着进步作用。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中国社会结构不断调整，传统民本主义不断突破原有内涵，从而内在导向“人民主权”。明清之际个别知识分子开启了“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转变的先河。到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也正是以民本主义为逻辑起点，在黄宗羲的基础上完成了“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质变。当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亚细亚特点，这一质变的完成过程是相当迟滞和艰难的。
（三）“选拔—推举执政”“决策—参与议政”“限制—权力制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表现因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仅有个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民主前提因素，有“民本—民主主义”的文化土壤，而且在多个层次上有民主基本因素的展现。
首先，“选拔—推举执政”。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权力执行者是民主的首要标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包含着其中元素。如前所述，传统“民本—民主主义”观已经一般地规定了权力由民产生。此外，传统政治文化中还有一些关于选拔权力执行者的具体阐述。一是自上而下，公平选拔。孟子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48]这意味着要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中选拔国家管理者。依照儒家这一指导思想，中国古代建立了以科举制为代表的比较公正的选拔制度。二是自下而上，选择君主。《晏子春秋》里提出不仅君选择臣，而且臣还可以选君。“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49]《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50]墨子更是提出，国家管理者的选举要打破社会等级差别。在他看来，“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因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夫尚贤者，政之本也”。[51]不仅如此，他甚至提出“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里已经明确提出天子也要由天下贤能选举产生。
其次，“决策—参与议政”。
民主决策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民主决策就必须具有包容的政治参与，即“必须有一个自由的氛围，在这种范围中各种观点能够无所畏惧或不受限制地自由表达和讨论”[52]。古代君主政治的中国政治文化总体上达不到民主议政的理念，但不乏“参与议政”的民主因子。《管子》就提出“毋曰不同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53]，“言室满室，言堂满堂”[54]。《晏子春秋》也指出“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55]，“子不遮乎亲，臣不遮乎君。君同则来，异则去。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56]。《吕氏春秋》甚至从六个方面讨论了包容议政：“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可见已经认识到政治参与的广度及深度的重要意义。《贞观政要》认为：“君之所以名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兼听纳天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57]宋朝时期，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精神传统开始呈现。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出的“公其是非于学校”思想，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民主议政之内涵，就是朝廷重大决策必须交给“学校”讨论，其成员包括士人甚至大量平民，以“公论”裁定最终行为。
再次，“限制—权力制约”。
有限权力制约权力是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有三种权力制约思想。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是通过道德维持的，事实上不仅如此，还有以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还涉及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
以制度制约权力的思想早在《管子》中就已经详尽阐释了。管子认为，国家权力必须加以限制，“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58]，“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59]。对此，他提出的方案是“法制不议”“明陈其制”，[60]指出：“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61]不仅如此，他还详尽阐释了十八条君王禁律，涉及治国、修身、受禄、修行、治事、举人、职事、议言、远交、济人等各方面。这些禁律在以后历朝历代长期继承。后来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又一次提出通过“立制”制约权力。伏尔泰对此不由自主地赞美：“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就越不能专断。”[62]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还包含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夏商周时期，君主和贵族元老组成“议事会”，与国家最高权力相互制约。在皇帝制度确立的同时，辅之以宰相制度，采用“封还诏书”和“不肯平署”等方式制约最高权力。[63]“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64]，“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65]。唐甄在《潜书》中猛烈批评君主专制，要求重视宰相对君权的制约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士师不从君主三令”和唐朝可以封还驳正皇帝诏令的封驳制度，以反对君主独裁专制。[66]黄宗羲同时提出以“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67]来制约天子权力。伏尔泰对此也有评价：“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于有那样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选出来的有识之士咨询是什么也做不成的。”[68]
总之，自上而下的选拔和自下而上的推举兼而有之；“决策—参与议政”联动结合；道德制约、制度制约、权力制约三位一体：这些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的体现。当然，这些因素有严重的历史局限，不能过分抬高。比如，权力产生上，虽然选拔和推举兼而有之，但所谓“推举”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权力运行上，议政的广度深度大多取决于权威的释放；权力监督上，这样一些约束对于一意孤行的天子也难以奏效。但是，“观念、范畴……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69]，民主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蕴含，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
（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蕴涵的特征和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备了民主发展所需的前提因素、核心因素和基本因素。这些因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人类政治发展规律思索的结晶。这说明，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同样是追求自由、民主、进步的民族。中国传统民主文化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民主文化的主要特色：
首先，“天下为公”。中国古代思想家既强调个体意识，又强调个人心系天下之社会责任；并且不认为最终裁定者是君主，而是“天意”。而“天意”一般就指整体概念的“黎民百姓”。这就朴素地从个人与社会之辩证关系的角度认识了人的本质，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中国传统民主文化还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色彩。当然这种特色亦有缺憾，即“黎民”“庶民”“百姓”同西方社会的“公民”毕竟存在一定差距。
其次，“权威秩序”。传统政治文化在讲民主因素的同时大都以秩序加以限定，而秩序的维持往往寄希望于强大权威。
再次，“多元争鸣”。诸子百家都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认识，形成了缤纷多彩的争鸣局面。这样复杂多样的文化碰撞在西方是少有的。但缺点是过于零散而未形成彻底的逻辑体系。
最后，“联合协商”。“天下为公”背景下，中国传统反专制方式都以“平等联合”形式呈现。相比于选举竞争，通常情况下更多强调“兼听则明”的协商讨论。所有这些特色都是在亚细亚社会结构特点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些特色民主文化的感染下，中国形成了比西方中世纪更繁荣的社会状态。也正是这样的特色，反映出亚细亚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发展的迟滞。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孕育着现代性民主政治因素，进一步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首先，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与古代民主蕴含一脉相承。康有为在《孟子微》中以民主主义阐释《孟子》经典，梁启超在《读孟子界说》中宣扬自由民主精神，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儒学仁爱之本质是民主主义的鼻祖。梁启超在评价黄宗羲《明夷访谈录》时指出：“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70]严复提出的“秦以来为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与唐甄的思想相契合。其次，中国传统民主因素的影响深刻烙印在现当代中国民主实践中。中国传统民主因素的社会主义色彩使得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者都有接受社会主义的内在倾向；中国近现代民主实践也无不是在权威强有力的领导下推进的；在一元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民主化进程中也经常呈现百花齐放的讨论局面。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的选拔与推举的上下联动、各阶层广泛的政治参与协商，以及制度制约权力等思想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源头。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的民主政治，实行“一党执政”，建立了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进一步发展为新型的民主集中制，其中特别强调“民意”和“民心”，进而由“群众路线”走向“人民民主”。可以说，理解中国传统民主因素发展逻辑，就不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独立自主性；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因素的自身特色，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自身特色。其中蕴含的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的政治民主特色都是在亚细亚社会结构特点基础上形成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民主因素表现出“早熟”的优势，成为中世纪中国比西方更繁荣昌盛的思想原因。但是后期“早熟”的劣势就呈现出来，体现为发展的迟滞性。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民主因素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印记在民族的成长进步中。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民主因素提供了中国民主形成的文化土壤。
民主的前提因素是自我意识和主体平等性的觉醒。民主的核心因素是“人民主权”。民主的基本因素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备的这些民主发展所需的前提因素、核心因素和基本因素，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人类政治发展规律思索的结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71]。当然，在封建宗法的小农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因素只能是不系统、不成熟、不彻底的，但这毕竟是民主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文化土壤。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蕴含影响着中国民主的道路选择。
“天下为公”的社会契约思想、“强权专政”的国家权力论、寄托权威实现民主理想，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存有大量前现代性因素。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民主的推进离不开权威，这个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民主认识也各有特点。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社会契约思想内在导向社会主义民主；“强权专政”的国家权力论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相契合；寄托权威实现民主理想依然是当代中国民主推进的现实规定。今天的选拔与推举的上下联动、各阶层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以及以制度制约权力等思想都可在中国传统民主思想中找到源头。换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形成中，中国传统民主思想起到了内在导向的基础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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