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

三、科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

科学的发展与人类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为何发端于欧洲？ 17世纪至19世纪末，经过两次西学东渐，中国为何不能很好地学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使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读，必然涉及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科学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联机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科学发展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既久远而又深刻。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其自身科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因素发生作用的。

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图式），即民族思想传统中最深层次的东西，也可称为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一则关于文化差异性的故事：一个德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三个人坐火车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巴黎，这三个人坐在一个车厢里。突然上来一位客人，因为车厢有4个位子。这位客人拿了一个鱼缸端上来，放在空座上，德国人开始问端鱼缸的人，“您能告诉我一下，这鱼是什么名称，在生物学上应该如何归类，有哪些特性？它们在科学上有什么意义？”这是德国人向这位客人的发问。日本人听完德国人的话以后就问，“请问这位先生，这个鱼我们日本能不能引进？如果根据我们日本的气候和水温、水质，这个鱼能不能生长？”问完以后，轮到中国人来问了，“这种鱼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更好吃一点？”这个故事隐喻了表明三种不同的文化的特点，其根源在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不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往往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考问题的价值取向和学术旨趣，进而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科学发展。

以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创立为标志的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这绝非是偶然的，与当时英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文化传统而言，英国人崇尚实证精神，英国是近代西方哲学“经验论”的故乡，培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都是著名的经验论者，英国人的民族心理文化结构可以概括为“经验理性”。英国人在民族心理文化结构上的这一特征，是英国近代经验科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波义耳、牛顿、哈维、法拉第、达尔文都是以善于观察、实验而著称的科学家。相对于英国人来说，德国人更崇尚思辨精神，其民族心理文化结构可以表征为“理论理性”。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叔本华以及海德格尔都是作形上之思和建立思想体系的大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希尔伯特的数学公理化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都带有明显的思辨特征，德国理论科学之发达与德意志民族崇尚思辨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崇尚道德实践，强调对现实的关怀^[21]。海德格尔讲“知死，方知生”，西方人重来世，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重今生，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从来有的只是一种现实的生活态度，从前的农民只要过上“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就心满意足了，而现代的人大抵也只是追求一种有“洋车、别墅”的富足物质生活。在儒家思想中，这种肯定现实生活的世界观所关注的是伦理实践。但实用理性并不只是伦理实践，它也同思辨的思维模式形成对照。中国的实用理性是与中国文化、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相联系相渗透而形成、发展和长期延续的。中国的思维乃至中国文化都与实用的东西联系得比较密切，所以可以说，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实用理性”^[22]。

上述关于英国人、德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差异而导致的文化精神和科学形态上的不同，可列表对比如下：

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英国文化和德国文化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它们源于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文化。因此，东西方民族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基本差别可以概括为“实用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分野。法国伊朗学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eri）在其所著的《丝绸之路》这部巨著中引述的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认为：“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理论。”^[23]

思维模式，也称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也是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的重要根源。东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的最根本的不同是，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24]。倘若仔细推究，中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的这种差异处处有所表现，而且对比极为鲜明：

其一，整体性思维与个体性思维的差异。在西方，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持有这样一种观念：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要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可以说，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个体的、分析的。中国文化略有不同，重视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我国的先哲从一开始就认为，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五行的一个很原始的看法，那就是金、木、水、火、土，它们既是五种原初的元素，又代表五大天体^[25]。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自身是一个“小宇宙”系统，而这个“小宇宙”系统与自然界“大宇宙”系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所谓“天人感应”。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整体的、综合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典型的整体性思想。中西文化及思维方式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科学在中西方的历史发展。比如，中医学是以经络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这些整体性、关系性的理论为基础的，而西医学则是以解剖学、分子遗传学、基因理论这些个体性、实体性的理论为基础的；前者侧重于综合的方法，后者侧重于分析的方法。

其二，简约性、模糊性思维与具体性、精确性思维的差异。西方文化倾向于对事物的具体性、精确性的分析，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西方人建立的分析方法要求把一切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仔细地一一详加考察，直到一目了然。例如，托勒密的地心学说应用“本轮—均轮”和“偏心圆”等概念模型，对复杂的天体表象运动进行了非常具体而又精确的解释。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多表现为用一种简约的、模糊的大而笼统的寥寥数语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揽子地概括进去。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最典型的思想方法是一个要把所有的现象，包括物理界的现象，或者用今天的话说，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全都归纳成基本的几个字，比如“金木水火土”，比如“阴阳”、“男女”、“乾坤”。中医将人的身体、人的疾病这个非常杂的问题，归纳成几个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而从这几个字来了解人的身体跟人的疾病是怎么回事。中国语言文字与整个的文化特别注重精简，这直接与中国字是单音象形文字有密切的关系^[26]。相对来说，西方人的追求具体性、精确性的逻辑思维要比中国文化中擅长于简约的、模糊的辩证思维，更利于对事物作出科学上的发现。

其三，求同性思维与求异性思维的差异。西方文化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强调求异思维，鼓励个人提出的“标新立异”的观点。在思考问题和处理实际事务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特征就是强调“求同”思维，对于意见分歧讲究要“求同存异”，要“求大同，存小异”。中国人的求同思维与传统文化的“中和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和论体现在中庸之道的文化心理上，认为任何事物只有在“适度”的前提下才有其合理性。

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与中西方文化体系、社会结构的差异相关联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文化，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即“伦理关系”是第一位的。儒家文化强调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主张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国人的“合餐”方式，体现着“长幼有别，男女有别”，提倡“敬老”、“谦让”的伦理观念。与儒家文化体系相关联，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为差序格局，即以亲属为核心，以人伦为基础的差等关系的网络。在这个由血缘、亲情、伦理道德和实际利益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人不是具有抽象意义、被一视同仁的一个个单位，而是处于各不相同的人伦位置、按各自名分要求行事尽责任的具体家庭成员。在这样的网络中，整体性很强，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因而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重群体轻个体、重综合轻分析、重求同轻求异。西方传统文化则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本质上是一种法制文化，“契约关系”是第一位的。基督教文化强调个人在上帝（法）面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都可以独立地、直接地向上帝忏悔，西方人的“分餐”方式，体现着“平等”、“独立”、“自由”的伦理观念。与基督教文化体系相关联，西方社会结构为团体格局，即个体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组成团体，按照一定的规则（法律）在社会中动作。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因而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个体优先于群体、分析优先于综合、求异优先于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