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的调整中，除了有驻所因素外，导致道设置和变迁的因素还有很多，地方上的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可引起道的变更。事实上，这些调整无论是出于何种因素的影响，都是中央为有效控制地方而采取的改制式手段，当然也是中央进行政区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清帝国的地方改制中不乏其例。
有关道的设置及其变化状况，详参表5-2（由于涉及范围极广，这里仅以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广东、陕西、甘肃七个比较典型的地方说明之）。
表5-2 清代道的设立及其变化情况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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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改制。
表5-2只表达了清代道在时间上的变迁过程，并不能直观地体现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与变化，因此，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作区域分布图则显得更有意义。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考察，详参本章附录1“清代江苏各道变迁图”、附录2“清代山东各道变迁图”、附录3“清代陕西各道变迁图”、附录4“清代山西各道变迁图”、附录5“清代河南各道变迁图”。[31]尽管这些图组只是对清代各道地区分布在时间上变化的一个抽样，但已经能够有效地说明当时道变迁的主要特点。
清代各省的道如同其驻所一样，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其中尤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最为突出。当然，有些调整其实很简单，不过是将原来的道改为巡道、守道，或在此基础上加以兵备道的头衔，其实目的不过是加强对地方的治理。
比如，康熙八年（1669年），中央将直隶之兵备通蓟道和霸昌道改为守道与巡道，驻扎于保定府，分别总管钱粮和刑名等事务；霸昌道旧辖之顺天府属州县即归于昌密道统辖，并更名为霸昌道；通蓟道原来所辖州、县、厅、所则归永平道统理，更名为通永道。[32]湖南省之辰永靖道的情况也是如此。雍正十三年（1735年），湖南巡抚钟保上奏说，辰永靖道有巡查苗民之责，一向带管乾州、凤凰二营兵丁。但兵丁各有汛守，不便轻易随带，而文武又不相统摄，难以约束稽查。所以他认为此道应加上兵备道的职衔，这样出巡时可以就近各营拨兵护送。[33]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施行。
地方行政区划变化对于道的领属范围变迁的直接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地方新增府或直隶州——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加强地方管理——那么附近道的辖区会因此而有所盈缩。这也是道调整中较为简单的一种情况。如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间，湖南省在恩施县地方增设了施南府，为了便于管辖，中央就将施南府归入荆宜道，同时又把该道原辖之安陆府和德安府分别归入襄郧府和武汉黄道统辖。[34]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省的道在名称上是不断变化的，这往往是道所辖之地方行政区划做过调整的结果，但大部分道在实际管辖范围上的变化却并不大。当然，一些道的名称也未发生变化，故并不能反映出道的变化情况。以道变化较为简单的福建省来说，清初至雍正年间福建省设置了兴泉、汀漳、宁福及延建邵四道。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有两道就改换过名称，即兴泉永、汀漳龙二道。其实，从兴泉道到兴泉永道，即是兴泉道中的泉州和兴化二府中分出了永春直隶州；而汀漳龙道，则是在汀、漳二府中分出了龙岩直隶州。二道的管辖范围则随着两直隶州的设置而稍稍有所扩展。[35]又如山东省，在雍正九年（1731年）前及之后的登莱青道，所辖范围就不一样。雍正九年七月间，此道的莒州直隶州被划入兖宁道[36]，但在名称上却看不出这段时期内该道发生的任何变化。而在光绪年间，登莱青道改为登莱青胶道，只是在莱州府中划出了胶州直隶州而已，其范围并无变化。[37]这些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道辖区盈缩变化是非常多的，往往就因为一个直隶州的设置或归并而变成另一个道。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通过道的名称变化而看到其辖区范围的变化。
若是在地方新设一道，则要将其他道所管辖的区域划归于新道，这在道的调整中也较为常见。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南省添设了分巡河陕汝道，驻于陕州直隶州。添设新道的同时，就把开归道所辖之河南府与陕州直隶州，南汝道所辖之汝州直隶州，一起拨归该道管辖。这样，中央又改分守开归道为分守粮驿盐道，将原来的开封、归德、陈州、许州四府全部归河兵备道兼管。[38]
以上这些道的调整，都是为了使道与道之间的地域统辖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而不断地分隶或归并道的辖区。但有一种调整，则是为了平均各道的任务分派，在事务轻重上做到平衡，以减少不同道员之间的矛盾。当然，出于上述两种目的而进行的调整，都可看作是道与道之间的运作协调；另外还可发现，为了加强管理，在保持原设有道数不变的情况，中央会考虑增设新的道员。
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根据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上奏，吏部对两淮盐政事宜进行讨论时，认为所设盐捕同知，不足以弹压，需要增设巡道一员，督缉扬州、通州各属，以及盐城、阜宁、靖江等县盐务，“以重职任”；而在淮南所属之泰坝，淮北所属之场关、大伊关、永丰坝、乌沙河、湖口、泗州、天长，俱系私枭出没之隘口，则可以从全省佐杂中拣官管理。其淮南各员，归新设道员管辖，淮北各员就近归淮扬、淮徐二道管辖。[39]
在陕西，西安粮、驿二道同驻省城，分管的均是“要务”。但是，西安驿道的部分职任，实际上已被某些府州县分理，驿传道不过“总理大纲别无纷繁之事”；而粮盐道则不同，其所管之永丰仓兵粮及都司裁汰后，归并粮道之敬录仓粮石，都由其自行征收、自行支放，催科出纳诸事较为繁重，邠、乾、耀三直隶州之仓库钱粮甚至盗案等也需经由粮道“盘查”“审解”。所以粮道所辖事务已数倍于驿道，繁简实属径庭。陕西巡抚史贻直等人就上疏，要求将陕西省盐法事宜改归驿传道经管，从而使粮道职掌不致太繁而驿道职掌亦不过简；同时，可将粮盐道改称督粮道，驿传道改名驿盐道。[40]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初八日的这次上疏，得到了中央的允准。[41]
地处西南的四川省，幅员较广，共设有130多个州县，松茂、建南、川东、川北各道所辖，多的达40个县，少的也有30个。永宁道设在乌蒙（即昭通府）、镇雄一带，接壤东川，山深地广，“蛮倮”杂处，一直需要专门官员负责“弹压”事务，而在雍正年间乌蒙、镇雄与川东一府都已改属云南，所以永宁道所辖只有叙州府、泸州直隶州、永宁直隶州等州县19处地方，事务大为轻简，而且与川东道驻扎的重庆府毗连，水陆交通便利。工部尚书宪德认为这些道员的事务“繁简不一、文武异宜”，而直隶州统辖的属县也需随时制“更定”。所以他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六月上疏，要求将永宁道员裁去，所属各地归入川东道管理。宪德继续指出，川东道所辖顺庆府、达州直隶州等地，接近川北道，营汛驻防现归川北镇节制，而文职事宜属川东管辖，文移往返就会受到延误，有时也需文武商酌会办诸事，所以存在不太便利的地方，可以将顺、达两地改归川北道管辖；但川北道添辖顺、达两地后，事务未免过繁，故要直隶绵州各县仍归松茂道管辖；建昌一道管辖宁远府、雅州府、眉州直隶州、邛州直隶州、嘉定直隶州及打箭炉、七儿堡等地，府、厅、州、县界划得适宜，故事务管理一仍其旧。宪德认为，经过这样的调整，各道在管理控制上不会再出现“顾此失彼之虑”[42]。到十一月，吏部根据宪德的提议，将川东道的顺庆府改隶川北道，川北道的绵州直隶州改隶松茂道，松茂道的资州直隶州改隶永宁道。又据四川巡抚鄂昌的上奏，将夔州府的新宁县改隶达州直隶州，嘉定、潼川二直隶州升为府。[43]
在道的调整中，还须根据实际需要，将道的部分职任下放给地方。如四川省一些地方的税务，常由道员经理，重庆以下至夔州以上之间的“商贩木植”一向由川东道查验收税，给票出川，但道员兼管事务太过繁杂，中央即将渝关木税委令重庆知府经征，减轻川东道的负担。[44]
因此，如果一个道的事务太过繁重，往往会将部分辖区划入他道；或者新设一道，以减轻其负担。反过来，一个道的事务过于轻简也会被归并或裁汰。这样，就不会造成道的权力、事务过重或过轻的矛盾，避免了地方权力的过分集中或分散，从而提高地方行政事务的效率，实现中央对地方更为有效的控制，实际上这也是要达到地方利益平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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