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冲突的启示

三、利比亚冲突的启示

1.坚持建立和谐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建构有利于和谐世界发展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必须时刻提防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发展中的国家的防范和遏制战略。

利比亚也好、科索沃也罢，都是某些西方势力奉行“新干涉主义”的范例。他们以“人权高于主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分裂一个主权国家。“新干涉主义”手法颇具有迷惑性。表面上看，无论是寻求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还是让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都符合国际法相关程序。然而，某些西方势力只是对卡扎菲、米洛舍维奇等西方不喜欢的政治人物选择性地运用这些手段，而对一些被视为盟友国家，即使发生类似情况，也往往默契地熟视无睹。可见，某些西方势力正是利用程序正义这个“保护伞”为自己的政治图谋服务。让人不安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轻易诉诸武力的“新干涉主义”依然被某些西方国家奉为圭臬，所谓的“科索沃模式”还可能被推广到其他国家。对此，国际社会应予警惕。

在西亚北非政局动荡持续之际，奥巴马于5月19日就“美国对中东和北非政策”发表讲话，美国新中东政策终于浮出水面。“美国欢迎促进自主与增进机会的变革，反对对该地区人民使用暴力与镇压手段，支持一系列普世权利，支持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政治与经济改革。”

奥巴马讲话提出所谓“深度介入”与“积极引导”的三大举措:

（1）大唱“民主”与“人权”高调，公开推行“三重标准”，区别应对各国乱局。奥巴马声称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促进整个地区的变革，支持向民主过渡”，强调美国将重点利用网络与“公民社会”、重点针对中东地区的年轻人“开展工作”。奥巴马还对有关国家“一分为三”:对埃及和突尼斯给予“支持”；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三国予以“打击”；对也门与巴林加以“争取”。

（2）加大经济合作与“协助”。声称美国的所谓“中东马歇尔计划”将从突尼斯和埃及开始，包括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大对突、埃两国援助，减免埃及对美国的10亿美元债务并新增10亿美元借贷，建立针对突、埃的所谓“创业基金”，促进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投资该地区。

（3）以“公正面貌”两面施压、加速推进巴以和谈与“中东和平进程”，力图以此缓解该地区对美国一贯偏袒以色列的怨恨。强调“必须有属于两个民族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国，两国都享有自决权、相互承认、和平共处，以巴边界应以1967年的界线为基础”。

从这“新三大支柱”看，美国的中东政策已经作出了新的调整，即从过去的“安全至上”与“石油中心”，转变为今天的“人权”与安全并举、“发展”与“稳定”并重。总之，较之过去的“耍狠”、“使硬”的干涉，“新干涉主义”更注重“巧实力”的实施、策略的运用、有选择的“出手”及有限度的行动，但就干涉本身而言，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后者还更具迷惑性。

2.坚持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中国必须首先将自己发展起来和加大改革的力度。卡扎非执政40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内部矛盾重重。吴建民曾到多哈参加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会上一位中东著名企业家发言简短，但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他说:“中东地区有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中东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就业压力巨大。今后六七年，在中东需要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来吸收这些走向劳务市场的青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中东地区的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然而，中东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左右，远远满足不了就业大军的需求。”他最后很担心地说:“这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看来一些中东人士对中东目前的剧变是早有察觉的。

英国前首相布朗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说，推动中东地区正在发生剧变的是数量庞大的失业青年。以埃及为例，埃及人口70%是30岁以下的青年，埃及的失业率高达30%，而失业者中，90%是青年。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大发展，在中东地区没有发生？还是邓小平讲得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提交本次人代会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看，我们国家在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会更加重视民生，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民。

利比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协调，食品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政治上东部地区政治上被冷落，部族政治意识太强，卡扎非个人专制主义盛行，政府腐败。如果对阿拉伯世界的当代历史和内部情势稍有认识，更不应该得出席卷整个中东的政治大地震完全是西方或者美国的“阴谋”的看法。从根本上看，这次政治大地震的根源还是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因素。尽管是“一个（阿拉伯）民族”，却分为“22个（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还在为其独立国家地位而奋斗。概括起来，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长期执政中不仅用尽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及“独立”等为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等提供了统治的充分合法性），而且逐渐陷入系统性的贪腐，在国家治理上缺少创新，显得愈加无能。他们解决了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远远少于新增加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而问题和矛盾日积月累，其实早已使这些国家到了社会危机的地步。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范围（包括非洲大陆本身）的民主化潮流，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却仍然没有跟进改革其过时的政治体制，失去了重大的政治革新的机会。

3.中国必须更加注重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

过去20年发生的这些战争，不管是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包括现在对利比亚的战争行动，既有军事上的来自于天空的威胁，同时还有来自于内部的威胁。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些在战争中遭到巨大损失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在内部存在或者出现了问题。最典型的，如南联盟，由内部分裂，引发内战，从而诱发了外来的武装干涉和武力入侵。如伊拉克，它的领导人萨达姆执行了对外扩张这样一个危险的国家战略，从而诱发了外部对伊拉克的打击，使国家和民族陷入了战争的灭顶之灾当中。所以，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内部的安定、和平的发展是国家安全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如果从军事上实现“防、抗、反”达标的话，那么短板基本上就可以齐了。我们看到，经历了战争的这些国家，不管是伊拉克还是南斯拉夫，包括现在的利比亚，他们都曾经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这种来自于外部大国的军事打击面前，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这里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从军事上来说，手段是“防、抗、反”，但是从更高层面上来看，就是必须要有建立在自主国防工业体系之上的“防、抗、反”。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对于大多数的弱势国家来说，应该是有相当难度的。所以，对于大多数弱势国家来说，他们的国家安全常常会在空中出现短板，这也是这种短板总是频繁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