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三国人口老龄化的比较和启示

东亚三国人口老龄化的比较和启示_银发中国: 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浪潮中，亚洲因其人口最多而引人关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报告预计，世界人口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73亿人，2050年达到97亿人，2100年达到112亿人。其中发展中地区特别是非洲增长最快。印度2022年将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人口将在2050年超越美国。世界各国人口增速将会下降，老龄人口比例将会上升。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因出生率下滑而下降，导致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全球60岁以上人口将在2050年增长一倍，到2100年增长两倍。世界多数地区在未来数十年间将面临老龄人口比例明显上升问题，到2050年，欧洲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增至34%。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及亚洲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11%—12%增至2050年的25%以上。2015年岁末，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亚洲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到2040年，人口老龄化将导致韩国的工作年龄段的人口缩减15%，而中国、日本的工作年龄人口缩减10%。报告称，养老金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同时亚洲国家必须鼓励更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特别是通过托儿制度的改革。亚太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中该地区迅速发展的经济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而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教育延长了人们的寿命。

2004年9月20日，由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日本高龄化社会综合研究中心协办的“东亚人口老龄化与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研讨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少子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推进健康老龄化，建立和完善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劲，成为战略性议题。

2007年10月16日，由中国人口学会、吉林大学主办，日本综合研究中心和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低生育高龄社会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长春举行，三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再度引起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各国相继实现了人口转变，日本是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国家，其次是韩国，再次是中国。目前，中、日、韩三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日本来看，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少子高龄化”问题突出，人口出现了减少的趋势，面临着劳动力资源短缺等问题。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家庭计划，进行了积极的人口控制。此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在不久的将来，韩国人口也将出现减少的趋势，相关问题更加突出。^[13]

中、日、韩三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三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变化主导着东亚的人口发展，所以，对三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比较是有益的。

(一)三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从1950—2050年，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为日本，其次是韩国(2000年以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老龄问题最轻。因为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问题是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的，具有相对性和变异性。

图2-8　中、日、韩三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从图2-8可见，中国和韩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非常相似。1950—1970年间，中国0—14岁人口比例略有上升，从1950年的33.5%上升到1970年的39.7%，之后开始持续下降，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16.1%。韩国在1950—1970年间0—14岁人口比例基本稳定在42%左右，之后也开始持续下降，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13.8%。15—64岁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也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中国15—64岁人口比例在1950—1970年间略有下降，1970—2010期间这一比例逐步上升，到2010年上升到最高点71.6%之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将下降到61%。韩国15—64岁人口比例在1950—1970年间基本持平，1970—2010年间也呈上升趋势，到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72.5%，之后又开始下降。到2050年将下降到55.6%。1950—2000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从4.5%上升到6.8%，而韩国从3%上升到7.1%，今后两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都将继续上升。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上升到22.9%，韩国将上升到30.5%。

图2-9　中国人口年龄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图2-10　韩国人口年龄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日本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发生时间比较早，所以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中、韩两国有些差别。1950—2000年间，日本0—14岁人口比例呈持续下降趋势而没有中国和韩国那样一段缓冲期，到2000年，日本0—14岁人口比例已经下降到14.6%。这段时间，日本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例也相应地从60%左右上升到70%左右，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4.9%上升到17.2%，上升幅度大于中国与韩国。2000—2050年，日本0—14岁人口比例将继续下降，到2050年将下降到13%。15—64岁人口比例也将从2000年的68.2%下降到2050年的50.4%。到2050年，其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也将高于中国与韩国，大约为36.5%。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到2030年前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0—14岁人口比例。而韩国大约在2020年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比中国早10年左右，日本早在2000年以前就实现了这一转变，比韩国早了20多年，比中国早了30多年。

图2-11　日本人口年龄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1950—2000年间，世界的老龄化指数从24上升到33，亚洲的老龄化指数从19上升到29。^[14]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老龄化指数将上升到106，是2000年的3倍多;亚洲的老龄化指数将上升至123，是2000年的4倍多。

将中、日、韩三国的老龄化指数与世界平均水平和亚洲平均水平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上升幅度之快是很少见的。1950年中国的老龄化指数为22;到2000年上升到41，是1950年的2倍左右;到2050年将上升至186，将是2000年的4倍左右;1950—2000年间，韩国的老龄化指数从13上升到53，上升了4倍多;到2050年将上升至267，是2000年的5倍左右。日本的上升幅度就更为惊人了，1950—2000年间其老龄化指数上升了7倍多，到2050年，其老龄化指数将上升到326，也就是说到2050年，日本每一个0—14岁的少年儿童将对应3个60岁以上老人，这一数值将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

表2-5　人口老龄化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老年人口高龄化。1950年，中国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4.0%，日本为5.2%，韩国为3.7%。到2000年，中国这一比例上升为8.9%，韩国上升为9.1%，日本上升为16.3%，将近中国两倍。在今后近半个世纪中，各国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还将大幅度增加。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20%，达到23.3%，韩国将达到27.6%。而日本将超过30%，达到36.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17个百分点。

表2-6　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中、日、韩三国百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增加。2000年中国百岁以上老人为1.2万人，日本为1.3万人，韩国还不到1000人。到2030年，中国百岁老人的数量将增加到13.4万人，日本将增加到35.7万人，其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中国。韩国人口基数小，但到2030年，其百岁老人数目也将增加到9000人。预计到2050年，中国百岁以上老人数量将达到47.1万人，韩国也将达到3.7万人，而日本将超过100万人。到那个时候，日本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百岁以上老人。如此巨大的百岁以上老人数量，既是寿命革命的福音，又必然给家庭和社会赡养带来严峻挑战。

表2-7　中、日、韩三国百岁以上老人数量(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2002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8.5%，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中国2003年的这一比例为7.5%，韩国2004年这一比例为8.2%。三国老龄化的突出特点都是速度快，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一般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所用时间来衡量。完成这一进程，日本用了24年，预计中国将用27年，韩国将用22年。

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因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从5.9下降到2.7，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在21世纪上半叶，亚洲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将普通下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高达6.2。7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0—1985年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6，到200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22，显著低于更替水平。回顾历史，我国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快速的生育率下降，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2.3左右，下降了50%还多。国外称之为“人口学之谜”。谜底有二:群众有节制生育的愿望。降低非意愿生育率是很多人的共同愿望，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了呼声。此外，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权体制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控制功能。到了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和波动的特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结束了多年的徘徊，开始了新的下降。

图2-12　亚洲平均总和生育率和出生预期寿命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在实践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政策生育格局，政策生育率1.47。(1)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6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除上述6省、市外，对农村居民有5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19个省、区规定第1个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1个孩子。(3)有26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5个省(不含上述农民普遍生二孩的5个省)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4)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孩子。

根据专家估计，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普遍的生育意愿平均为1.6—1.8。不要孩子和想要更多孩子的家庭都是少数。即便在一些并不发达的农村，也有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上述调查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同一个结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数群众的意愿生育水平并没有超过两个，而且有继续下降趋势。如丁克家庭的出现、晚婚晚育率的上升以及高龄产妇的增加，等等。

2002年4—10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和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合作，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20—49岁(占被调查对象的73.2%)。结果发现，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平均为1.53个孩子，其中农村居民平均为1.82个，城市、小城镇居民平均为0.91个。显然，进入21世纪初，我国人口已经形成低生育文化。

表2-8　分市、镇和乡意愿生育子女平均数

资料来源:《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陈胜利、张世琨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韩国的生育率下降与中国非常相似。20世纪50年代其总和生育率也高达5.4，由于战后生育高峰的影响，1960—1965年间上升到5.6。但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对生育率的下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到1980—1985年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略高于更替水平。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和韩国有所不同。由于日本的现代化早于中国和韩国，生育率下降比较快速，1950—1955年间，总和生育率为2.8;1950—1960年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0。1955—1975年的20年间，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2.0左右，之后继续下降。到21世纪初，其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3。

表2-9　各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注释:这里2000年以后的中国数据显然被高估了。笔者估计中国的低生育率将长期超低，2000—2010年大概平均在1.4，2010—2050年则将长期低于1.3，甚至低于不可忍受的灾难性极低生育率1.0以下。假定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那么1.3的生育水平意味着下一代人口比这一代要减少近38%。

表2-10　联合国估算的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生育率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注释:根据1992年全国生育率抽样调查，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2.1左右。1992年调查结果还显示出1991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65。

随着生育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死亡率的下降尤其是高年龄组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低生育水平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其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降低。在上半个世纪中，中、日、韩三国的出生预期寿命都大大延长。其中，中国增幅最大，从40.8岁增加到71岁，增加了30岁左右;韩国从47.5岁增加到75.5岁，也增加了28岁。由于日本的起始水平为63.9岁，远远高于中国与韩国，所以增幅没有中国和韩国那么明显，其出生预期寿命从63.9岁增加到81.6岁，增加了18岁左右。而同期世界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增长了19岁左右，亚洲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增长了23岁左右。应该说中国与韩国的出生预期寿命增幅是相当大的。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在上半个世纪出生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快于日本与韩国。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到2045—2050年间，中国、韩国与日本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分别增加到76.7岁，82.2岁和88.1岁。同期世界与亚洲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也将增加为74.3岁和76岁。中国的水平与亚洲平均水平差不多，而日本、韩国大大高于亚洲平均水平。

2007年10月长春会议上，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佐佐井司在《日本少子高龄化现状及未来展望》论文中分析了日本人口增长影响因素。从出生率角度看，200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是1.26，各年龄别或分孩次的生育呈现低水平。深一层看，日本未婚人口的比例上升降低了生育率，日本50岁未婚人口的比例快速增长，50岁未婚人口中男性占16%，女性占7%。同时，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渐推迟也是重要原因。总之，日本少子化、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是晚婚、未婚、离婚比例上升及生育年龄的退后，还有整体的高学历化、社会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变等。从死亡率角度看，与其他国家不同，死亡率对日本人口今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对日本人口的预测表明，日本人口金字塔由以前的基座大、顶尖小的形状，变为中间层青壮年人口数逐渐减少。50年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40%以上。

图2-13　中、日、韩三国出生预期寿命的变化(1950—205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员鲜于惠在《韩国低生育水平及对策》报告中指出，200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08，2006年为1.13，低于日本。韩国育龄妇女生第一胎时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高的未婚率和初婚年龄提高是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韩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正在发生转变，仅有71%的未婚男性和49.1%的未婚女性对结婚认可，这也导致生育水平的降低。韩国未满25岁育龄妇女平均有2.1名子女，25—29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93名子女，30—34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37名子女。随着初婚年龄的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也在提高。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家庭的经济收入不稳定。韩国在金融风波后失业率不断增加，这对家庭生育第二胎有直接的影响。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韩国妇女如果要孩子就得放弃工作，在生育和工作中二选其一，这是女性不愿生育孩子或要第二胎的重要原因。随着25—29岁女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家务、养育子女由谁来承担也成为问题。韩国的经验表明，公民的生育决策属于有限理性假定下的条件决策和经验决策模式，即生第一胎后考虑到子女的教育费、养育费过高，因而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出生婴儿健康水平的恶化(死产、流产等)，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15]

(三)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从人口学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主要反映在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上。根据联合国数据，从总负担系数来看，1950年韩国的总负担系数最高，为80.8%，日本其次为67.6%，中国为61.3%。到2000年，中、日、韩三国的总负担系数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下降到46.3%，日本的总负担系数与中国非常接近，为46.6%，而韩国则已经降低到低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平，为38.9%。在这期间，中、日、韩三国总负担系数的动态变化是不一样的，中国在1950—1975年间总负担系数呈上升趋势，之后持续下降;日本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是先下降到1975年的较低的水平，之后基本保持不变;而韩国的总负担系数是持续下降的，所以韩国总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三国中的最高下降到2000年的三国中最低的水平。2000—2050年间，中、日、韩三国的总负担系数都将大幅度回升。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总负担系数都将回升至1950年的水平。而日本的总负担系数到2050年将达到98%，远远高于1950年的水平。

尽管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总负担系数与1950年的水平差不多，但总负担系数的构成却将发生极其深远的转变。中国1950年总负担系数90%左右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的，到2000年仍有80%左右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但到2050年总负担系数中的60%将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韩国的情况与中国相似，1950年总负担系数90%以上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到2000年仍有70%以上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但到2050年70%左右将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日本的变化更为明显，1950年总负担系数中老年负担系数仅占10%左右，但到2000年老年负担系数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到2050年，日本的总负担系数将有70%以上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

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主要缘于老年负担系数的不断增加。如图2-14至图2-17所示，中、日、韩三国的老年负担系数都大幅度增加。1950—2000年间，中国的老年负担系数从7.3%上升到10%，韩国从5.4%上升到9.9%，而日本则从8.2%上升到25.2%，上升幅度远大于中国与韩国。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负担系数将上升到37.5%，韩国将上升到54.7%，而日本将上升到72.4%，成为仅次于西班牙(74%左右)的世界上老年负担系数第二高的国家。

图2-14　中国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图2-15　日本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图2-16　韩国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图2-17　中、日、韩三国的老年负担系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潜在抚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是老年负担系数的倒数，是形容经济活动人口与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之间数量关系的另一种说法，计算公式为:潜在抚养比=15—64岁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潜在抚养比从11.6下降到9.1，下降了约20%。中、日、韩三国的下降幅度都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从13.8下降到10.0，下降了27%左右;韩国在1950年的时候潜在抚养比最高，为18.4，但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跟中国差不多的水平，下降了45%左右;日本在1950—2000年间的下降幅度是最大的，其潜在抚养比从1950年的12.2下降到2000年的4.0，下降了67%，远远超过中国与韩国。在未来的50年中，中、日、韩三国的潜在抚养比都将继续下降到3.0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抚养比将下降到2.7，韩国将下降到1.8，日本将下降到1.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0。

图2-18　中、日、韩三国及世界平均潜在抚养比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父辈抚养比(Parent Support Ratio)是指每100个50—64岁老年人所对应的8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当85岁以上人口达到高龄的时候，其子女们也将达到50—64岁。由于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他们患慢性病的机率也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年龄较大的成年人将必须照顾他们体弱多病的高龄老年父母或亲戚。于是人们找到了一个反映这种趋势的指标:父辈抚养比。这一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较粗略的反映家庭抚养体系的指标，因为分子、分母所对应的人口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

图2-19　父辈抚养比(2000—205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2000年，中国和韩国的父辈抚养比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约为2.4;日本则为8.2，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到2025年，中国与韩国的父辈抚养比的变化幅度都不是太大。中国的父辈抚养比将上升到4.0，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的父辈抚养比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6.6。但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父辈抚养比都将急剧升高，中国将达到15.2，韩国将达到27.0。而日本的父辈抚养比在此期间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2025年，日本的父辈抚养比将上升到28.5，到2050年将上升到57.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多，届时日本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父辈抚养比。

全球老龄化对全球繁荣的挑战是一个普遍的、空前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全球大部分地区将经历相似的发展历程，在未来岁月迈入“银色经济”。国际战略研究委员会的全球老龄化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亚洲社会的老龄化进程要大大快于欧美国家，与老龄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重要环节现在普遍薄弱，亚洲国家亟须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当前的财政状况对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明显不足。以韩国和日本为例，韩国政府在退休金方面的支出占GDP比例将从2000年的2.4%达到2050年的10.5%。日本预计在2025年从事劳动的人口与享受退休金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4∶1上升到2∶1，日本政府设立公共养老基金所承受的压力更加沉重。^[16]

2005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上，专家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使亚洲在未来几十年间面临严峻挑战，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势必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数量将逐年上升，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金制度需要大力改进，需要采取措施解决养老金的来源问题，以便负担不断增多的退休人员。其次，东亚的青壮年人口比例正在下降，如果这一地区的经济不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其增长速度将有可能减缓。

中国的挑战则远为复杂，除了养老金和医疗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有独生子女时代必然提出的老年照料的儿女支持问题，老年孤独的精神赡养问题，等等。

(四)人口老龄化的应对

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是推动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力量。中、日、韩三国人口指标变动开始的先后次序与三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先后次序相同，变动发生的时间相隔也大致相同，总的变动趋势也大体相同。这表明经济发展是决定三国人口变动的内在力量。三国的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遵循着相似的规律。所以，总结和借鉴东亚文化背景下韩国和日本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和政策举措，对于人口老龄化大国的中国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第一，“少子高龄化”现象是中、日、韩三国，也是亚洲各国今后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将持续的生育率下降和持续的人口老龄化结合起来认识和对待不仅是一个基本的认识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解决路径。换言之，生育问题不是单纯的生多生少的问题，更关系到晚年的保障和养老的安全，所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必须将生育控制和养老安全放在“少子高龄化”的框架里思考才能找到出路。

第二，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越是及早对“超低生育率”的潜在危害保持清醒的认识，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应对，越是能够争取到人口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必须尽早讨论清楚什么是“适度的低生育率”并在政策和制度上及早安排“实现适度低生育率的路径选择”。这对于在战略上应对21世纪逐渐严峻的老年人口高龄化挑战极其重要。

第三，日、韩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回调生育率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需要高度关注“适度生育文化”的建设战略。日本对少子高龄化采取的对策，包括恢复生育水平、增加国际人口迁移等综合性措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最低，韩国对超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是明确和快速的。2005年9月，韩国制定了“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2005年11月，设立总统直属的防止低生育高龄化社会委员会;2006年7月，又制定了“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日本和韩国对超低生育率问题的敏感性和所作出的快速政策回应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第四，要继续推进促进老年发展和老年保障的社会公共政策建设。生育问题和老龄问题的综合治理既是政府有效推动的结果，也是社会共同关注和公民参与的产物。

【注释】

[1]“未富先老”是广为人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邬沧萍教授在文章中提到:“未富先老”是在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论文和文章中多次提出的命题。邬沧萍:《重新审视我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光明日报》2007年8月27日理论版。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新华社，2006年12月12日。

[3]王志宝、孙铁山、李国平:《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人口研究》2013年第1期。

[4]参见Jordan I.Kosberg Editor.1992.“Preface”，in Family Care of The Elderly: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Sage Publications，Inc.

[5]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6]2009年2月19日，在民政部召开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研讨会”上，笔者第一次提出“未备先老”的说法，试图透过社会建设和老人增加的不平衡性来概括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要特点。参见穆光宗等:《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时不我待》，《中国社会工作》2009年5月15日。

[7]桂世勋:《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照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穆光宗:《挑战孤独—空巢家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杜鹏、杨慧认为，早期的研究文献已经注意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对关系问题。例如，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和老年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邬沧萍曾经在1986年出版的《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把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进行了对比，并且指出: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出现以后，人口出现明显老化时，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收入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人口老化是发达国家特有的人口问题，是“富国的人口病”(邬沧萍:《漫谈人口老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20世纪80年代末，邬沧萍教授在多次讲演中使用了“未富先老”一词。数据表明，到2000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开始进入老龄社会，但同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55美元。参见杜鹏、杨慧:《“未富先老”是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

[9]《日本420多个村落面临消失老龄化问题严重》，中国新闻网，2007年11月9日，http://news.sohu.com/20071109/n253145267.shtml。

[10]《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发展中国家应发挥老年人作用》，《联合早报》，2000年2月16日。

[11]参见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市民政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殷志刚2015年6月27日在上海“智能+养老高峰论坛”上的发言，见中国新闻网报道。

[12]鸣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硕士邹智勇、顾荣对本文的贡献。

[13]傅苏、王晓璐:《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综述》，中国人口学会网页首页，2007年10月25日，http://www.cpirc.org.cn/rkxh/rkxh.htm。

[14]老龄化指数，是指每100个0—14岁人口所对应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计算公式为:老龄化指数=60岁以上人口数/0—14岁人口数×100。

[15]傅苏、王晓璐:《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综述》，《人口学刊》2007年第6期。

[16]陈辅、章文峰:《发展威胁:“银色经济”将主导亚洲》，《国际金融报》200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