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地区和大国关系的影响

二、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地区和大国关系的影响

伊朗核问题是近年来核不扩散领域内的主要议题之一，而核不扩散问题与气候变化、资源短缺和金融危机等共同组成了对全球国际关系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因素。或由于伊朗核能力提升本身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影响，或由于地区国家借助该问题扩大影响，伊核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在全球层次上，大国在伊核问题上既有原则性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也有关于解决伊核问题方法方面的分歧，伊核问题对大国关系产生了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伊核问题与其他全球性问题一起成为促进大国之间频繁互动，并使大国关系趋于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关于解决伊核问题的分歧又使得大国之间分裂为美欧和中俄两大意见相左的集团。

（一）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性质

自伊核问题成为热点以后，由于作为国际体系“领导者”的美国主要透过美伊三十年敌对关系审视伊核问题，并极力按照其伊核外交需要塑造国际舆论，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认识带有强烈的美国色彩。然而，伊朗所从事的核能力建设，不仅有其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考虑，也是伊朗在核问题上对外部世界重重顾虑的必然结果。国际社会既要认识到伊朗核计划潜在的不扩散问题，也要对伊朗的合理诉求予以尊重；既不能过高估计伊核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能忽视其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

美欧国家怀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心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核国家”。它们认为伊朗是一个石油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因此没有必要发展核能项目，而如果伊朗执意拥有核项目，那必然是出于非和平目的。这显然只是为伊朗特意打造的逻辑。按照上述假设，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必发展核能源，不仅伊朗，而且俄罗斯，甚至美国核计划中和平利用核能部分亦是没有合法性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伊朗的有关行为虽违反了某些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规定，但并不足以作为认定伊朗核计划非和平性质的依据。在2003年以前，伊朗并没有充分履行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义务，如未及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其有关核活动等。2006年以后，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数个决议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及相关研发活动，但伊朗以这些决议因受到西方大国的操纵而没有合法性为由拒不执行。尽管受强权政治等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内容、要求和规定不尽合理，但毕竟也代表了一定的国际民意，并成为保障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秩序的必要条件。

自伊核问题成为国际热点以后，伊朗曾经作出过一些实质性让步。2003年12 月18日，伊朗在欧洲三国斡旋之后，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承诺随时随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突击检查。2004年11月22日，伊朗与欧洲三国达成《巴黎协议》，一度暂停其铀浓缩活动达半年之久。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的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报告应是判断伊核计划性质的权威性文件。报告多次明确表示，根据现有材料，国际原子能机构尚不能断定伊朗核计划的性质。

根据伊朗官方的公开立场判断，伊朗将可靠地掌握核燃料生产能力（铀浓缩技术）视为其在核问题上的核心利益，或至少是不可让步的利益。核技术不仅是制造不人道的杀伤性武器的必要条件，也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必要前提。伊朗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也完全有权利享受20世纪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关于伊朗发展核能力的原因，伊朗官方多次明确陈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伊朗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国内石油供应将难以满足要求；经济上，核能计划推广以后，伊朗可以出口更多的石油，由于核能比石油发电成本更低，伊朗可以赚取更多的外汇；发展核能可以缓解伊朗的环保压力。

在更深层次上，伊朗也担心大国强权政治将干扰其稳定和安全的核燃料供应。2005年9月17日，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不掌握核燃料循环过程的和平利用核能是一种空洞的主张。2007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时任伊朗外长穆塔基也指出，“我们不能在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核电站后依赖其他国家为我们生产和供应燃料”。言下之意是，如果外部燃料供应因为政治问题被强行中断，所有伊朗的核电站将处于瘫痪状态。

当然，另一方面，伊朗的核能力，即使出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范围之内，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影响。2009年初，伊朗议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前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里贾尼对日本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访问。其间，拉里贾尼表示，伊朗在核问题上将走日本的道路。日本虽不是一个核大国，但国际社会公认，如果需要，日本将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伊朗强调将要走日本的道路，也就意味着，伊朗将最大限度地进行能力积累，但不会轻易跨越红线，即进行核试验。考虑到拉里贾尼的特殊政治影响力及其特殊的身份，这一立场应比较接近伊朗在核问题上真实的最高目标。

尽管伊朗一再声称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因为国际政治历史中有着太多的不遵守承诺的案例，但伊朗要走上核军事化道路也并非易事。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民族，伊朗很清楚，如果伊朗走向核军事化道路，它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代价。更何况，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伊朗必须首先退出该条约。另外，与朝鲜多次公开声称要发展核武器的立场不同，伊朗最高领袖和总统多次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这些承诺虽然并非不可逆转，但任何违背这一誓言的行为都需要高超的自圆其说的能力，更将是对领袖和总统威信的打击。总之，无论是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地位，还是其领袖的威信，都将是伊朗核军事化的内在制约因素。

只要不进行核试验，不将高纯度的浓缩铀用于制造核武器，伊朗核计划便处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认可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范畴之内，但随着铀浓缩能力的提升，其地缘政治影响将相应发生变化。一般认为伊朗已经生产了数吨纯度为4%～5%的浓缩铀，而伊朗官方声称其已经具备纯度为20%的浓缩铀生产能力，未来伊朗核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发展至能够制造核武器。随着铀浓缩能力的提高，伊朗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相应上升，美国以及其他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所能感受到的安全风险也将必然上升。这也就是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基本原因。

（二）伊核问题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伊核问题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伊朗核能力提升本身作为变量可能改变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格局，地区内和地区外国家对这一前景的预判进一步诱发了新一轮地区力量的分化组合。不仅如此，一些一度边缘化的地区大国亦积极利用伊核问题扩大本国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

1.伊朗核能力的提升将改变中东地区激进和温和力量的对比态势。

一般而言，学术界有两种方法划分中东地区力量。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以种族和民族为界线将中东视为由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组成的地区。然而，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依据其利益需要倾向于将中东地区划分为温和或亲美力量和激进或反美力量。其中前者主要包括以色列、埃及、约旦、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以阿巴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温和力量等，主要为美国推行其中东战略的倚重对象；后者主要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是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两派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冷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矛盾的重要特点，而2006年夏季的黎以冲突则被普遍视为两种力量，特别是伊美之间暗中角力的集中体现。

由于经济全球化，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一起作为全球经济链条中的资源生产国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9 · 11”事件以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分别推翻了敌视伊朗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进一步突出了伊朗在地区内的优势地位。如果伊朗成功地突破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限制，或者有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随着伊朗实力的提升，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态势就将会发生有利于激进派而不利于亲美派的变化。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重要的盟友，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一直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然而，一旦伊朗的核能力得到提升，以色列所拥有的核威慑力将会被极大地抵消。这一考虑也成为以色列极力游说国际社会阻止伊朗核计划的战略动力。主要以逊尼派为宗教背景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因为掌控着国际石油市场的命脉而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在安全上却不得不依赖美国的保护。伊朗一直强调海湾地区安全事务应由该地区国家决定，外部大国不应干预。伊朗实力的提升不仅将进一步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而且将直接冲击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

此外，核军事化的伊朗必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信造成致命的打击。美国两位研究中东问题的主流学者指出，伊朗一旦进入核俱乐部，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将公开质疑美国政府处理中东事件的能力和决心。朋友将疏远华盛顿；敌人将更加咄咄逼人地挑战美国的政策”。此言虽有夸大伊核问题严峻性之嫌，但的确表明了美国的真实担忧，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

2.伊核问题的潜在地缘政治后果。

伊核问题诱发美国加强联阿孤伊战略并以此作为应对伊核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上任之初，奥巴马政府将缓和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奥巴马总统曾经在土耳其发表讲话，声称“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永不再战”，在开罗大学演讲时，承诺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就美伊关系，奥巴马专门指出，美国“有勇气、正气、决心”消除美伊之间数十年的不信任。

然而，随着美伊矛盾的发展以及美国强硬声音的上升，美国的缓和政策重新回归小布什政府后期推行的联合阿拉伯世界、孤立打击伊朗的战略。进入2010年以后，孤立伊朗并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成为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此举也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尽管美国在伊朗是否能够掌握铀浓缩能力以及多大程度上拥有此种能力等问题上三缄其口，但美国迫使伊朗放弃铀浓缩能力的企图日趋渺茫。美国认为其不得不着手准备应对核武化的伊朗。

尽管奥巴马政府仍然将叙利亚和伊朗视为一类国家，但更倾向于实施争取叙利亚的政策。他认为外交加上压力可能促使叙利亚由激进转向温和，这将有助于孤立伊朗。自2008年以来，美国民主党的一些重要人物频频访问叙利亚，表明奥巴马政府正在积极酝酿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2008年4月18日，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东，将叙利亚作为其中东之行的重要一站。2009年2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约翰·克里与美国会代表团一起访问了叙利亚。2009年6月中旬和7月下旬，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米切尔两度访问叙利亚。此外，2009年7月下旬，奥巴马政府取消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些重大的外交行动意味着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已经从打压转变为拉拢，其目的则是削弱中东激进势力的影响，孤立伊朗。

2010年初，内塔尼亚胡二次出任以色列总理，左翼工党加入其执政联盟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以内阁的右翼色彩，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更加暗淡。巴勒斯坦内部，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分别坐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治局面出现长期化的趋势。尽管条件并不具备，但奥巴马政府依然极力推动巴以和平进程。2010 年9月，在美国的推动下，巴以和谈由间接谈判过渡到直接谈判。美国试图通过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有所作为，改变美国的形象，并为构筑孤立、遏制伊朗的阵线创造条件。

美国还积极在军事上应对可能核武化的伊朗。2010年10月20日，美国政府官员宣布，美国计划向沙特阿拉伯销售大批战斗机、直升机等军事设备，价值接近60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安德鲁·夏皮罗与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历山大·弗什博接受记者提问时，没有否认军售对于遏制伊朗的意义，并进而指出，向沙特出售这些军事设备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外交目标，加强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安全。

3.伊核问题为地区大国土耳其提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平台。地区大国也积极利用伊核问题扩大本国的影响力，土耳其便是一例。冷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土耳其一度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事务持相对超脱的姿态，而将加入欧盟和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然而，在接连遭受挫折之后，“土耳其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探寻多元外交路线，日益重视发展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伊朗核问题为一度陷入战略茫然境地的土耳其思谋重登地区和世界舞台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机遇。2010年5月，土耳其和巴西一起与伊朗签署了关于伊核问题的核燃料交换协议，将土耳其作为交换地点。2010年6月9日，土耳其作为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1929号决议中投了反对票，显示了其敢于与美对抗的勇气。2010年12月7日，关于伊核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决定将于2011年1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进行下一轮会谈。至此，土耳其在一个涉及地区安全前景的重大问题上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如同派遣加沙人道主义救援船一样，土耳其在伊核问题上的外交极大地提升了其在中东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三）伊核问题与大国关系

各大国在如何解决伊核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合作、协调则是大国围绕伊核问题进行互动的主要特点。大国围绕伊核问题的互动并不是它们相互关系之外的独立内容，而是21世纪初期兼具合作和斗争双重特点的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集中体现和自然延伸。

1.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共识和共同利益是维系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国均认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核扩散的风险相应提高，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越多，世界将越不安全。更何况，如果不加以阻止，伊朗核能力的提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其他中东国家发展核能力的抱负，从而使原本脆弱的中东地区安全形势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伊核问题上，大国又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将伊朗核能力的提升视为对其国家安全、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重要盟友以色列安全的重大威胁；欧洲、俄罗斯和中国与伊朗在地理上接近，都不愿意其周边地区出现新的有核武器的国家。

正如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程度，从而成为稳定大国关系的压舱石一样，进入21世纪以后，伊核等核不扩散问题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协调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面…… ”。从中美两国元首的多次会晤，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到美俄之间领导人峰会，伊核问题作为不扩散议题一直是高层外交的重要内容。

有关伊核问题的英法德三国机制最后于2006年初发展成为包括美中俄等国在内的六方机制，反映了大国在核扩散方面的共同诉求。中俄两国加入该机制，固然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欧担心伊朗利用分歧离间大国，但其基本原因则是中俄均将防扩散视为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国际责任。尽管中俄对于美欧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政策持有异议，但最终并未阻止安理会决议。

同时，迫于协调伊核问题立场的需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大国的重要国家利益也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尊重，或至少在一些涉及其他大国利益问题上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提出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此举将极大地危害俄罗斯的安全和战略利益。然而，为了不至于恶化美俄关系，破坏大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协调，奥巴马政府上任不久，便很快取消了上述计划。中美关系方面，2009年末和2010年初，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奥巴马作出了若干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包括会见达赖、谷歌事件等，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事后，奥巴马政府立即派遣两名高官访华以修补中美关系。美国不愿意因中美关系恶化影响大国在伊核等重大问题上的一致行动。

总之，对于大国关系来说，类似于伊核等“议题合作还具有在分歧突出时起到缓和甚至化解矛盾的特殊作用”，也即“多边促双边”的效应。当然，各大国在伊核问题上又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解决方法方面，即如何防扩散、如何解决伊核问题。美欧经历最初的分歧之后逐渐统一了立场，即通过制裁迫使伊朗作出实质性让步，而中俄主张以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

2.大国在解决伊核问题手段方面的分歧，导致大国分裂为两大意见相左的集团。

（1）围绕伊核问题，美欧立场由分歧转变为接近，伊核外交加速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弥合进程。尽管后来伊核问题成为美国的安全议题，但伊核最初成为热点则是与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紧密相关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阶段性成功极大地助长了美国继续以武力方式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的雄心，伊朗伊斯兰政权因其反美特点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的重点目标，而伊核问题，如同美国所声称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一样，成为美国寻找战争合法性的突破口。

欧洲主要从社会安全和经济角度审视伊核问题。一场新的以推翻政权或解决核问题为目标的地区战争不仅将危及欧洲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而且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动荡和不安，所产生的难民将严重影响欧洲的就业情势和社会稳定。为防止美国再次诉诸武力，危及其利益，欧洲国家意识到必须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证明其规范性外交作为一种替代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自2003年下半年以后，欧洲国家积极主动展开外交斡旋。2003年，英法德三国外长联袂访问伊朗，并促成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年，伊朗签署巴黎协定，阶段性暂停铀浓缩及有关核研发活动，同时，欧洲在此期间提交一封关于保障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方案。

尽管欧洲三国的外交斡旋与美国的武力解决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并为以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尝试，但是随着伊核问题的演进，不仅美国，而且欧洲三国亦不得不逐渐放弃其各自原有立场，最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意见，即以制裁和谈判双轨战略促使伊朗让步。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

①自2004和2005年以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大战场内乱不止，战争的后遗症不断暴露，军事手段的局限性不断显现，而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进一步导致美国的战略资源急剧缩水，美国无力再度以军事手段解决另一个中东问题。

②2005年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之后，伊朗的政策趋于强硬。由于“9 · 11”事件以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趋于恶化，特别是由于哈塔米政府与美国缓和的政策没有得到小布什政府的积极回应，伊朗政治急速右转。2005年8月，伊斯兰民族主义代表人物艾哈迈迪·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伊朗政治的右转，以及此前欧洲国家提交了一份没有满足伊朗要求的关于解决伊核问题的方案，两者共同作用，使得伊朗的立场趋于强硬。上任不久，内贾德便恢复了相关核研发活动，并拒绝暂停。

由于欧洲所提出的规范性外交在美伊复杂矛盾所造就的伊核问题检验中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也由于美国认识到单边主义和过于依赖硬实力的战略并不能解决中东问题，美欧立场历经伊拉克战争和伊核问题，逐渐从分歧走向联合。而制裁作为一种折中手段逐渐演变为美欧之间关于解决伊核问题的共识。在美欧看来，不仅前车之鉴不允许中东地区再度发生战争，而且类似于无所作为的外交也不足以阻止伊朗积累核能力的步伐。

（2）中俄观察伊核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基于共同的原则立场，形成了某种形式的联盟。俄罗斯主要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伊核问题。经济上，俄罗斯将与伊朗的核能合作作为其资金的重要来源。正是前苏联解体之后所面临的经济窘境促使俄罗斯与伊朗于20世纪90年代签署关于合作建设布什尔核电站的协议。另外，俄罗斯也将自己视为伊朗未来核能项目的潜在合作伙伴。地缘政治上，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伊核矛盾激化导致美国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从而从南面接近甚至进入其传统的势力范围。无论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都不愿意看到地区战争的前景。

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提出并积极实践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具体在伊核问题上，中国主张维护不扩散体制、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以及以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中国关于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的立场首先是出于其长期恪守的外交传统和原则。自近代以来，中国曾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武力凌辱和制裁打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希望其他国家面临类似遭遇。同时，中国亦将和平解决伊核问题视为构筑和平稳定国际环境外交活动的一部分。

尽管中俄两国在伊核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视角和利益诉求，但在原则上，中俄两国都是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坚定主张者。以和平和外交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共同主张促成了中俄双方某种形式的联合。2006年，有关伊核问题的六方机制得以形成，原因固然在于美欧防止中俄被伊朗离间的真实心态，但两国加入上述机制同时也反映了它们参与协调并推动以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