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未来的趋势

四、公共外交的未来的趋势

显然，公共外交的兴起打破了政府垄断外交的格局，为外交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机会空间。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进入外交圈。这些非官方社会力量参与外交后，必将对公共外交产生巨大激励效应，推动公共外交向所谓的“新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转型，公共外交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球化时代新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公共外交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外交。作为一种新外交理念，公共外交主要体现在外交精神的变革上。像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尽管也开展了公共外交，但其核心理念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外交，在基本精神上仍然执行国家战略和实现国家利益的现代外交精神，所谓的公共外交只不过吸纳了一些新的手段服务于新的对象而已，没有从根本上确立用新的外交精神服务新的外交目的。相反，加拿大和挪威的公共外交可以称得上新公共外交，最主要的是体现在两个国家的公共外交注重发动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企业等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事务。外交主体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也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代表国家出面从事各种与塑造国家形象有关的事务。当然，这些行为体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而是在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共外交理念和战略指导下创造性开展活动，否则就变成纯粹的民间社会交流了。如此一来，对外交部门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协调国内众多行为体，共同致力于公共外交的崇高目标。尤其是作为一个内阁部门的外交部，如何协调与自己行政职级相等的其他部委管辖的事务，显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加拿大和挪威的公共外交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在协调和联络本国其他非政府部门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加拿大和挪威的外交实践表明，公共外交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开展的针对国外民众而进行的外交行为，而且也包括一国政府针对本国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外交公开行为，通过本国民众和非政府组织与其他国家相应部分开展社会交流，进而塑造国家形象。因此，公共外交作为新外交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外交对象从政府部门转移到民众，也不仅仅体现在政府部门日益重视政府公关、媒体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外交部门的创新上，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外交行为体的角色。

新公共外交是一种网络化的公共外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比如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子邮件、网络视频、博客、网络社区等新技术的推广，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空间，也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见下文“网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运动和政治抗争崛起的背景下，公共外交越来越与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议题混杂在一起，日益成为与国家硬战略相配套的软战略。在西方国家的大战略文化中，战略不仅仅包括军事、安全、威慑等“硬战略”，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心理等“软战略”。软战略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公共外交是软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冷战后，有的国家凭借全球化和信息化优势，以加强公共外交或公民外交为借口，积极推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扩张，支持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活动。此种战略被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称为“新鸦片战争”。其核心是以街头运动和政治抗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蜂拥战略”，要旨是通过支持非政府组织，制造像蜜蜂聚集一样声势浩大的街头暴力事件和社会抗争运动，在政治上牵制对方国家政府的精力，使之陷入被动。可见，“软战略”比“硬战略”更具杀伤力。特别是此种隐身幕后指挥全局的做法，通过指派小分队在前方号召，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聚集起社会抗议的声浪，塑造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社会事件，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容易形成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国际形象危机，有可能干扰一国发展的节奏和进程。由此可见，公共外交并非仅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柔性手段，更是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其战略价值不可低估。这也是公共外交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应该引起各国高度重视。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

(2)Thomas C.Sorensen，The World War：The Sto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8，p.6.

(3)Thomas Childer，The Nazi Voter，North Calolana，1986，p.121.

(4)韩召颖著：《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共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5)Harold Nicolson，Diplomacy，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November 1988.

(6)参见http://www.publicdiplomacy.org/1.htm。

(7) Eytan Gilboa，Media Diplomacy：Conceptual Divergence and Applications，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Summer，1998，Vol.3，Issue 3.

(8) David D.Newsom，The Public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 early 1996，pp.23—41.

(9)韩召颖著：《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共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10)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 fairs，Sep/Oct，1998，Vol.77，Issue 5：94.

(11)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2)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2000年11月28日在白宫“文化与外交研讨会”上的发言。网络资料参见http://usembassy.state.gov/islamabad/wwwh00112901.html。

(13) Kevin V.Mulcahy，“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Exchange Programs：1938—1978”，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Society，Spring 99，Vol.29，Issue 1.

(14)阎世训：《美国“文化与外交”研讨会值得关注》，参见http://arts.tom.com/Archive/2001/4/13‐40528.html。

(15)［美］马尔考尔姆·瓦特斯著，徐伟杰译：《全球化》，台北：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

(16)Bruce I.Newman，The Marketing of the Presidency：Political Marketing as Campaign Strategy，Sage Publications，1994，p.69.

(17)Bernard C.Cohen，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18) Jarol B.Manheim，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Inf luence：The Evolution of Inf lu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9)［美］杰里尔·罗赛蒂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20)转引自邵志择：《新闻媒介与公共舆论》，《新闻与传播》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