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的历史形态

二、外交思想的历史形态

研究外交思想有两个维度。一是纵向的历史维度，从对外交思想的历史考察中，把握外交思想的历史流向和未来趋势，这是许多外交思想史研究孜孜以求的目标。二是横向的国别维度，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外交思想，把握不同国家的外交传统，这是许多比较外交政策研究努力的方向。我们首先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把握外交思想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中国外交形态两千年内没有多大变化，外交思想的民族传统特色更为突出。出于更清晰梳理外交思想历史逻辑的需要，在此集中以西方外交思想史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考察外交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

哈罗德·尼科松在《外交方法的演变》一书中，将外交历史发展划分为15世纪以前的古典时期、15世纪到16世纪的意大利体系、17世纪到19世纪的法国体系和1919年以来的新外交四个阶段。⁽⁹⁾后来在《现代外交学》一书中，尼科松又作了新的修正，认为威尔逊主义所开创的外交方法并非一个阶段，而是12世纪人类共同利益概念和国家绝对权利概念冲突的一个注解。⁽¹⁰⁾尼科松对外交的矛盾看法也许来自他将外交等同于谈判的狭隘认识。从本书对外交采取广义概念界定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观，将外交思想史划分为古典外交思想时期（1453年前）、现代职业外交思想时期（1453—1919年）和当代新外交思想时期（1919年至今）。

1.古典外交思想时期

从严格意义上说，古典外交思想还不足以称为外交思想，更多是一种处理对外事务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主权国家的意识还没有确立，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仍然滞留在“前现代国家”上，或者表现为一个部落，或者表现为一个城邦，或者表现为一个封建王国，或者表现为一个军事政权。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M.Fried）给早期国家的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中国也有城邑之国、分封之国和天下之国等不同形态。⁽¹¹⁾显然，在此种国家形态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外交思想带有多样化的社会特征。概括学界的研究，古希腊外交思想、古罗马外交思想和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外交思想、教廷外交思想是古典外交思想的典型代表。

古希腊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也被看成西方外交的鼻祖。盲诗人荷马在《荷马史诗》中记载了古希腊的原始外交和神话外交，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更是将古希腊人对外交的想法以史诗剧的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古希腊通常以一城为中心，包括附近若干村落组成的所谓“城邦”，数百个城邦之间纵横捭阖，成为古希腊外交思想的原始材料。概括起来，古希腊外交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外交目标是追求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绝不是出于什么正义，“合乎他们利益的就是正义的”。二是外交取决于国家实力，“弱者应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因为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国家扩张是“自然界普遍和必要的规律”。三是外交仅仅是军事的辅助手段，尽管经济和政治因素对军事有制约影响。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帝认识到军事力量并非是战争中唯一取胜的因素，进而将“军事学”（warcraft）和“国家学”（statecraft）集合起来，确立了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J.F.C.Fuller）将军所说的“大战略”。⁽¹²⁾可见，从其选择赫尔美斯作为外交保护神的行动来看，古希腊人已经确立了实力—利益—外交之间的内在逻辑，早早地确立了关于外交的现实主义眼光。然而，古希腊人在外交上的冷峻和现实，对后世西方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哈罗德·尼科松对古希腊外交思想给予了尖锐批评，认为古希腊的外交思想具有三个缺点。第一，沾染了所谓“希腊人的老毛病——喜欢倾轧”。他们中了猜忌的毒，其程度足以损害、瘫痪其自保本能。第二，希腊人不是优秀外交家，而是拙劣外交家，因为他们聪明过人，对技巧和谋略评价错误，破坏了一切正常交涉的基础——那就是信任。此外，他们不圆通，唠唠叨叨，缺乏随机应变的观念，轻率从事异乎寻常。第三，他们对内对外都未能建立立法与行政的正确权责划分标准……这一缺点终于导致他们灭亡。⁽¹³⁾

无论好坏与否，古希腊人将外交的传统和法则传给了古罗马人，但古罗马在谈判技术方面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才能，更倾向于训练军队、修筑道路和用武力实现国家目的。罗马人对外交的贡献主要在于国际法亦即万民法方面，比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论共和国》、《论法律》中系统论证了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正义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它在国家产生以前早已存在；所谓的市民法和万民法等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根本不配称为法律。此种自然法思想以万民法规定中外关系，使节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外交原则得到凯撒和奥古斯都（屋大维）的继承。随着罗马帝国实力的衰弱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人才意识到以外交谈判补充逐渐衰败实力的需要，这以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外交思想为代表。查士丁尼针对拜占庭帝国周围存在众多不安定蛮族部落的实际，认为帝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些蛮族部落不要威胁帝国的安全，为帝国服务。⁽¹⁴⁾为此，查士丁尼想出了三种主要方法：首先在那些未开化的人之间造成一种敌对的局面，以便削弱其力量；其次是用金钱和阿谀奉承收买边境部落和民族的友谊；第三是用基督教来使这些异教徒改变信仰。⁽¹⁵⁾罗马人用万民法思想的服从、组织、“和平的习惯”和法纪这些优点改造了希腊机灵和狡诈的外交，为后世留下一个普遍统一的外交思想体系和“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拜占庭帝国恢复了古希腊外交狡诈和欺骗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离散代替了合作，分裂代替了统一，狡猾代替了理性，技巧代替了道德原则。拜占庭的外交理念直接传授给威尼斯，然后又从威尼斯这个水上城市传遍了意大利半岛。在中古时代，外交都带有一种浓重的意大利风格，而实际上是拜占庭的风格。近代欧洲的外交就是由于这种传统，因而蒙受这样不好的声誉。”⁽¹⁶⁾

在帝国外交穹顶下，中世纪的外交还呈现出君主外交与教廷外交思想并行不悖的格局：一方面，各个世俗王国和领主采邑都努力推动外交私人化和战争私人化，在外交思想上延续暴力、欺诈和欺骗相结合的风格；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竭力维持“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观念，不仅寻求独立于拜占庭皇帝的独立地位，而且像各个世俗王国派遣教廷大使，与世俗王权争夺政权。于是，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教权外交思想和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代表的德意志王权外交爆发激烈的政教之争，不仅争夺主教权和教皇选举权，还组织了十字军东征，以此作为实现教权至上思想的强有力工具。在此种教权外交与王权外交争夺中，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国家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市民阶层与国王阶层联盟，共同反对教皇的实力和封建世俗君主的实力，最终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时代的来临，外交思想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步入了现代外交思想的殿堂。

2.现代职业外交思想时期

现代外交思想是在古典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古典外交思想是四条平行线的产物：一是罗马法和能够表现为国际性世界帝国的思想；二是拜占庭帝国从古希腊继承下来的机敏灵活的外交思想传统；三是各个世俗王国继承罗马帝国武力政策传统，把外交当作军事封建阶级附属物的思想；四是罗马教皇以来宗教法令建立世界秩序的外交思想。这四条古典外交思想的平行线在15世纪以后受到资本主义物质运动和意大利发端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浸润，沿着从地中海沿岸到大西洋沿岸运动的轨迹，逐渐合并为两个主要的外交思想流派：一是强调武士或英雄式思想的大陆学派，把外交当作“战争的另一方式”；二是强调商业式和商人式思想的海洋学派，把外交当作有助于和平贸易的工具。

大陆学派外交思想代表的是封建制度残留下来的军事和政治统治阶级的思想，强调本国安全和利益构成最高国家道德准备，个人道德不能适用于主权国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法国的让·布丹（Jean Bodin）、红衣主教黎塞留、拿破仑一世、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普鲁士的俾斯麦、奥地利的梅特涅、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Екатерина）等。大陆学派的思想以马基雅维利的性恶论、权力政治观、扩张主义外交思想以及欺骗、扶弱抑强和实力政策等外交权谋论为典型代表。具体来说，在外交目标上，大陆学派具有武力政策倾向，非常关心诸如国家的威信、地位、先行权和威仪之类的侵略性目标。在外交方法上，大陆学派强调军事观点，将外交谈判看作军事上的秋季演习，谈判者的手段也类似于军事上的战术。在外交原则上，大陆学派的基本信条是以取得胜利为谈判的唯一目的，外交被当作一种不间断朝最后胜利迈进的活动。在外交策略上，大陆学派强调尽可能包围对方，在任何进展以前，必须立即占领和巩固战略据点；在敌人展现后以各种进攻方法削弱其力量；寻找任何一个机会，在主要敌人同其同盟者之间切断联络；当计划进攻别处时，要把对手纠缠在一个地方。总体而论，大陆学派的外交从头到脚渗透着军事性质的思想，一切服务于相对收益的胜利。在此种方式之下，所谓的调停、互信和公正合理的道德谦让都被视为懦弱、退却，而且从根本上被视为是不可信的。

海洋学派是从商业社会产生的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外交思想，以盎格鲁撒克逊的外交思想家为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格劳修斯、德国的康德、法国的卢梭、英国的萨道义、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美国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威尔逊等。将外交思想的发展归功于道德教化的普及，强调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来衡量外交思想的进步，把公共道德接近于个人道德作为尺度。⁽¹⁷⁾在外交目标上，海洋学派趋向于实利政策，主要关心绥靖、调停、和解和信用之类的福利性目标。在外交方法上，海洋学派强调在谈判中通过人类的理智、互信、交换以及其他公正合理的道德原则解决彼此分歧，可以采取某些折中的办法，开展坦率讨论。在外交原则上，和平解决总比将对方全部消灭好，尽量追求以相互让步来达到一些持久谅解，“国家的繁荣”必须被解释为国家的信誉。在外交策略上，海洋学派注重通过法律、道德、交易等互利规范的策略来推进外交日程。

当然，无论大陆学派还是海洋学派，都各自具有优点和缺点。大陆学派不了解平民的求和诚意，海洋学派不懂得军人们敢于斗争的决心；大陆学派过于相信武力产生的威慑力量，海洋学派过于自信外交中的守信。大陆学派对国家之间的纷争过于悲观，海洋学派对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过于乐观。总之，两者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取决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大陆学派更多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和武人集团的看法，而海洋学派的外交思想更多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运动的产物。同样，外交思想在未来发生什么变化，也将取决于社会物质领域的变化。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外交思想只是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及理论化的概括，并非社会事实的前提。

3.当代新外交思想时期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政治观出发，两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是外交思想转型的分水岭。此前的外交被思想家们称为旧外交（old diplomacy），此后的外交被称为走向新外交（new diplomacy）。尽管此种看法有些武断和绝对，但外交思想的确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洗礼后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战前各国签订的各种秘密协定最后将各国拖入战争，人们热切希望能够和旧的外交划清界限，建立一种崭新的外交关系。最终，法国旧外交思想名誉扫地，而向“新外交思想”转变。

新外交思想的第一个流向是主张外交公开化。在这种浪潮中，最为集中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威尔逊，他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在外交思想史上第一次开启了外交公开化的改革努力，并直接开辟了新外交思想发展的广阔前景。威尔逊带着美国“天定命运”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力图把“光明和福音”传播到欧洲大陆，终止欧洲大陆挥之不去的战争梦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外交公开化的新原则。他在1918年1月8日发布的著名的“十四点”中的第一条便是，今后一切“公开的和平约定都必须公开达成”；“外交应当永远坦率地、在公众观察下进行”。威尔逊认为，俄国关于在布列斯特立脱夫斯克与德国举行谈判的立场“最足令人敬佩”，因为“俄国代表主张此次会议，必须公开。使天下万国咸与闻之，不得在黑幕之中，私相授受。此种主张，实具平民主义之精神，大公无私，足为天下法也”。⁽¹⁸⁾尽管后来美国背弃了约定，并且在外交中真正实现所有谈判完全公开存在较大缺陷，但外交之平民精神作为一项外交准则已经获得正义性的支持，成为国际辩论时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立论依据。也就是说，普通的公民已经相信，各国民众和他们一样，对战争深恶痛绝，他们把破坏和平、挑起战乱归咎于一小撮政客的罪恶和愚行。因此当时几乎所有人的共识是，引入公众因素，监督这些“坏了心肝的政府官员和无耻政客”，将外交实践公开化和社会化，将会避免战争的梦魇。

新外交思想的第二个流向是主张外交民主化。哈罗德·尼科松1961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外交：过去和现在》的论文，认为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外交越来越从老式国际精英的小圈子里向一种新的或国际关系的“民主”的概念转变，要求公开解释和“开放”外交。⁽¹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外交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任何国家都面临外交转型的问题。⁽²⁰⁾在尼科松看来，作为一种外交形态，民主外交的基本理论是：“外交官作为一个文官，应服从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作为内阁的成员之一，应服从国会的多数；而国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应该服从握有主权的人民的意志。”很明显，尼科松对外交民主化的看法是置于代议制政府制度框架之下的，把外交民主化看作外交受到议会（人民的代表）和人民意志的制约，它“显示了对人民的责任感，相对减少政府保密，较大程度受到立法控制，相对减少对正式形式和程序的普遍化，以及对会议外交的普遍依赖等”。⁽²¹⁾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在《跨越国界的活动家》中提出了外交民主化的另一种形式——公民社会部门的外交活动，并提出了所谓的“回飞镖效应”理论：如果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国内非政府组织会绕过其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国家施加压力。这种情况在人权运动中最为明显。⁽²²⁾

新外交思想的第三个流向是外交社会化。⁽²³⁾1992年，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唐纳（John W.McDonald）和路易丝·戴蒙德（Louis Diamond）提出了“多轨外交”思想。他们所著的《多轨外交》将外交分为九个轨道，除政府外交为第一轨道外，把早先的第二轨道外交扩展为非官方性质的八个轨道，包括非政府/专业人士的第二轨道，商业第三轨道，平民第四轨道，研究、培训和教育第五轨道，社会行动第六轨道，宗教第七轨道，资助第八轨道，传播和媒体第九轨道。⁽²⁴⁾另一个外交社会化思想的推手是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提出的转型外交思想，2006年1月18日，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发表题为“转型外交”的重要演讲。赖斯在讲话中说，由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疾病、贩卖人口和毒品等全球性威胁的出现，美国需要采取新型外交战略，即转型外交。所谓转型外交，就是美国要和位于世界各地的伙伴国一起努力，“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机制的发展，最终实现结束世界上的暴政的目标”。⁽²⁵⁾从赖斯的讲话内容看，美国外交的重点转向影响知识分子，影响社区民众，影响大众传媒，非政府组织渗透，加强对外援助，调整外交机构体系，推动中国等新兴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社会因素在外交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难看出，在社会因素影响力上升的背景下，推进外交社会化，充分发挥众多非政府的社会行为体在外交中的积极性，并探索多元社会外交的实现形式，成为外交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

新外交思想的第四个流向是外交虚拟化。美国和平研究所自1995年以来设立的一个由赛瑞·布朗（Sheryl J.Brown）女士主导的虚拟外交（virtual diplo‐macy）课题组提出了虚拟外交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们认为，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遭遇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双重挑战，同时奉行权力政治与心灵政治的逻辑，迫切要求进行外交结构改革，以适应外交环境变化。为此，他们提出了虚拟外交理念，认为在外交决策、协调、交流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必须渗透信息和传播技术，鼓励建设虚拟外交体制。⁽²⁶⁾随后在1998年，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再造信息时代的美国外交》报告中，系统评估了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新媒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因素对现代外交体系的冲击，提出了一项变革外交事务的战略：外交文化必须进行大修正以实现更可接近和更具参与性；必须抛弃和更新过时的技术手段以实现外交更有效和更适当；更大范围的国际与国内行为共同体应当被包含在协商和实施过程中等。⁽²⁷⁾这一战略设计及其更具体的改造美国国务院系统的行动计划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西蒙森研究中心及《外交事务季刊》、《外交政策》、《世界政治》等主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关于“无外交官外交”（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电子外交、网络外交、虚拟外交的思想大量涌现，外交虚拟化成为外交思想转型的一个方向。⁽²⁸⁾2001年，英国外交部出台了长达57页的《e‐外交：英国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的电子商务战略》，旨在“使外交部从一个有许多分支机构的总指挥部转变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网上机构”。⁽²⁹⁾该战略显示了英国政府使其外交部信息化、网络化的决心和长远规划，使英外交部在办公电子化、网络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各国外交部的前列，扩大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促进了英国的国家利益。2002年，加拿大学者埃温·波特（Evan H.Potter）在2002年编辑出版了《网络外交：管理21世纪的外交政策》，收录了一批关于外交虚拟化的高质量论文，认为从21世纪外交政策实施的需要出发，外交虚拟化已经成为必要选择。⁽³⁰⁾不难看出，现代信息科技应用于外交工作中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虚拟外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外交思想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