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前言——为中译本出版而作

传统总是要求人们注意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虽然没有人否认这种 差异的存在，然而强调差异往往忽略了这两种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两者所经历的一系列历 史性变化。这种变化无论是从宗教影响、价值体系、社会制度来看，还是从一般信念考 虑，都是同样明显的。而且在这些问题上这两种文化各自也都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如 果忽视这些变化就无法充分了解这两种文化。

西方世界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在过去四百年中科学的稳步兴起。这对人们的世界观以 及——在实际应用方面——对医学与技术都具有深远影响。起初，由伽里略、笛卡尔、 牛顿开始，这种对世界的思维方式是由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支配着，象征着所谓的 “科学革命”。但是，由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迎来的达尔文革命证明了物理学家 世界观不够完善。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迫使我们对人在生命世界中的地位采取一种现实主 义观念。此外，它还促使我们在哲学思想上容纳物理学家的哲学所轻视或缺少的一些概 念，诸如变异、多元论、机遇、不确定性、目的性程序、历史信息以及其他。新的生物 学世界观为控制事态过程（包括人类历史）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幅全新的画面。

进化生物学比科学的其他任何分支更有力地论证了历史和历史性地贮存的信息的重 要性。确实，它使我们认识到，要充分了解科学中的问题，还必须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 正是这种领悟促使我来分析进化生物学及相邻学科的思想的历史。

用不着说，当我得知我的这本著作正在翻译出版供中国人民使用时，我是多么高兴。 由我，这书的作者来评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显然是不合适的。我所要说的是，这本书代 表了我毕生对进化生物学问题的思考，并力求将生物学中许多领域——从系统学（多样 性研究）到进化与遗传——的发现加以集成与总结。

我能够期望我的这本书在中国将有怎样的反响呢？这很难预测。然而我认为进化思 想——连同它对性质而不仅是数量的强调——机遇（变异）与必然性（选择）的相互作 用、历史性进步、世界的等级结构以及由进化论者所发展的一些其他概念，在某种意义 上比笛卡尔-牛顿传统的物理主义更接近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是这样（只有进一步 研究，才能确定这个假定是否能成立），那么进化生物学的一些基本哲学概念，将有可 能引向中国文化的某些古老传统重新焕发青春。它确实也将导致有价值的研究交流。人 们可以期望它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集成作出贡献。

即使在西方，我们也还没有一种哲学充分结合了生物学的近代成就。这对我们寻求 价值——那种能将伦理原则奠基于其上的价值——来说尤其如此。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来 自其他的科学，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帮助。但是，事情已很清楚，如果对生物学思想的 发展没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指望去建立与发展这样的一种哲学。正是出于 这种理由，我对那些为负责翻译、出版本书花费精力从事艰巨工作的人们，表示由衷的 感激。对这播种式的努力，我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ernst mayr 哈佛大学 作者序

现代生物学的很多内容，特别是不同学派之间的某些争论，如果对所涉及问题的历 史背景不清楚，就会无法充分理解。每当我向学生们提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问我有哪 些书籍可以参考。对此，我感到很窘，我只得承认现下已出版的图书都不能满足这种要 求。的确，已有许多记述生物学家生平及其成就的著作出版，然而无论就其对生物学的 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来说，还是作为生物学概念和思想的发展史而言，这些著作一概都不 合适。虽然生物学中的某些个别学科，如遗传学和生理学的历史，确实是思想史，但将 生物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其思想的发展史则仍付阙如。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填 补这一空白。必须强调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生物学史，也并不想去代替现有的生物学 史（例如nordenskiold著生物学史）。我这本书的着重点是现代生物学的主导思想的背 景与发展，换句话说，它是发展史而不是单纯的记述史。像这样来处理就要求而且必须 略去生物学中的某些暂时性事态的发展，这样的一些发展对随后的思想史并没有留下什 么印记。

当我开始构思写这样一本生物学思想史的方案时，目的地似乎是难以相信的遥远。 头几年（197o～1975）我专心一意地读书，写札记并草拟初稿。马上就发现这个题目太 大，写一卷不行。我决定首先写一卷关于终极原因（进化原因）方面的生物学。然而即 使是这样目的有限的论著也是一项很难办到的浩大工程。如果我最终能有所成的话，这 是因为在这一卷所涉及到的大多数领域中我本人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工作。这也就是说我 对所涉及领域的某些问题及其文献已经相当熟悉。我还希望在另一卷中讨论近期原因 （功能原因）方面的生物学，其中包括有关各方面的生理学、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 一当某一生物学学科（如遗传学）既需讨论终极原因又需阐述近期原因时，则在本书中 只讨论其终极原因。生物学中有两个领域在本卷中本来应当包括（至少部分的）然而并 没有涉及，这就是生态学和行为生物学（特别是行为学）的概念史。所幸的是，其它一 些作者正在积极编纂有关生态学史和行为学史，因而上述的遗漏也不致令人感到特别遗 憾。

对专业的历史学者来说，阅读本书的一、三两章可能不会有太多收获，还会认为这 两章实际上多少过于肤浅。我之所以加进这两章是为非历史学者的读者着想，相信这两 章能帮助他们以更深邃的觉察力来理解其它各章纯粹科学性的发展。

致谢词（从略）。

 ernst mayr

 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