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学理和技巧往往交织在一起。最初的外交大多由贵族和僧侣等专门阶层把持，近代常驻使领馆建立后，外交才成为一项专门职业。然而在较长时期内，外交研究被一批职业外交家垄断，外交学等同于职业外交家的经验之谈，没有外交经验的人往往对这一神秘领域望而却步，不敢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因此，围绕外交究竟有没有固有的科学规律，外交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等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外交观和艺术的外交观两种外交哲学。
科学的外交观认为外交是一门科学，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掌握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外交要遵循理性算计的原则，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外交的唯一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基雅维利、萨道义、汉斯·摩根索、基辛格等。显然，此种外交观受到了近代科学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外交领域存在着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规律，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对外交的研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现代政治的胜利实际上是实证科学的胜利，(21)现代政治形态是以近代科学所奠定的自然法则为基础的，“真理不是权威传给后世或教皇的赦令颁布的，而是由不偏不倚的自由研究获得的”。(22)在从古典传统外交向现代职业外交转型过程中，科学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核心是合理性、合规律性和普遍适用性。在科学外交观看来，现代外交的方法论是工具理性，崇尚外交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萨道义直接将外交和智慧、机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外交重视可计算的利益和持续不断的谈判。外交官搜集有关自己国家对外政策赖以确立的秘密情报，应当是现代外交的根本。摩根索认为外交必须按照国家利益来界定并以足够实力来支持，外交必须从其他国家的观点注视政治舞台。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原则从根本上都属于工具理性崇拜的方法，把外交看作一门科学，摒弃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
艺术的外交观认为外交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用于创建并拓展信任的艺术”，是职业外交官才具有的特殊技巧，在外交实践中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只能根据形势变化和国家目标随机应变，代表人物有黎塞留、威克福、哈罗德·尼科松等人。显然，把外交看作一门职业艺术受到了19世纪末人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威克福把大事看作“喜剧演员”，并明确表示，“我很清楚，我所说的绝不可能成为一门具有数学原理或建立在论证推理基础之上的科学，也不可能依靠这些得出确定、绝对可靠的规则”。(23)尼科松则直接强调如果没有审慎、眼力和智力等“优秀外交的基本原则”，所谓的专业知识就一无是处。(24)此外，坚持“外交无学”的人还认为研究方法的薄弱也是外交并非一门科学的证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Grary Becher）指出，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分析方法。人们熟悉的萨道义《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尼科松《现代外交学》、巴斯顿《现代外交》等作品都具有外交的“指南”、“手册”之嫌，重点明显放在了“外交官的业务与技术”方面，强化了外交的操作层面，限制了外交的学理化。迄今为止，相比国际关系等学科，外交学的确显得理论发育不足，这为艺术的外交观提供了口实。
在外交实践中，外交科学和外交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不讲外交学理只重外交技巧，或者只谈外交学理而忽略外交技巧，都无助于外交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在外交学研究中，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将外交既看作一门科学，又看作一门艺术；既注重外交理论研究，又注重外交实务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外交行为及其一般规律作为外交学研究对象时所必然导出的结论。近年来，中国外交学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外交研究领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外交学研究“成学”的日子不会太远。
【注释】
(1)随新民：《从外交哲学视角理解“和谐世界”理念》，《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并参见金灿荣为此书中译本写的序言“基辛格其人其书”。
(3)张志洲：《创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
(4)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5)许一多、周俊峰：《实用主义：美国的外交哲学》，《长白学刊》2002年第5期。
(6)范文：《论外交哲学》，《外交评论》2002年第6期。
(7)张志洲：《在崛起背景下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国际论坛》2007年第1期。
(8)参阅陈乐民等著：《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福春、张学斌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美］安德鲁·内森等著，柯雄等译：《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10)邓鹏等著：《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11)刘金质等主编：《国际政治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页。
(12)Vagts Alfred，A History of Militarism，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9.
(13)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5.
(14)刘金质等主编：《国际政治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15)Scott H.Bennett，Radical Paci fism：The War Resisters League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in America，1915—1963，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3.
(16)David Cortright，Peace：A History of Movements and Ide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7)Peter Brock and Nigel Young，Paci fism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9.
(18)［英］杰夫·贝里奇等著，陆悦等译：《外交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9)［印度］J.R.辛格著：《国际政治学导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20)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1)［德］马克斯·舍勒著：《知识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1页。
(23)［英］杰夫·贝里奇著，庞中英译：《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英］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现代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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