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现在

§1　科学和现在

在过去四十年间，在我们对人类社会成长中的基本事实的评价中，发生了如此革命性的变化，不仅使得历史必须重写，而且也使得我们的人生理论必须深刻地更改，同时必须使我们的行为逐渐地但却确定地适应新颖的理论。被斯宾塞的有启发性的但却很少有持久性的工作支持的达尔文之研究，使我们洞察到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二者的发展；这种洞察迫使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历史观念，缓慢地扩展和强固我们的道德标准。这种缓慢性不应当使我们泄气，因为社会稳定的最强大的因素之一就是迟钝性——不，确切地讲就是有力的抵抗，人类社会正是这样地接受所有的新观念的。缓慢性是熔炉，它把浮渣与真正的金属分离开来，它把社会肌体从无益的，也许还有害的实验变动的演替中拯救出来。改革者也应该是殉道者，这也许是为谨慎而付出的不算过大的代价，须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谨慎地运动；替换一个人⁽¹⁾可能需要数年，但是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社会却是数世纪发展的结果。

即使我们从达尔文的著作中获悉——尽管可能是间接地获悉——生产工具、财产所有、婚姻形式和家庭组织是历史学家在人类社会成长中必须追溯的基本因素，即使我们在史籍中不再用君主的名字做一个时期的标题且不再用整篇段落专门描绘他们的情妇，我们事实上还是远没有把握社会进化的各种因素的正确相互作用，或者远没有理解为什么一种因素在这个或那个时代变得处于支配地位。我们的确能够指出伟大的社会活跃时期和表面的平静时期，但是这若导致我们把社会体制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和革命联系起来，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对于社会进化的正确阶段的无知。我们确实认为，德国的宗教改革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也在手工艺、艺术和政治方面是与个体主义标准代替集体主义标准相联系的。法国大革命以同样的方式标志着一个新纪元，许多人由此有意于确定大大改造了中世纪阶级和等级制度的关系，即没有受16世纪宗教改革影响的关系之社会观念复兴的日期。越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的确能够以某种精确度衡量生产方法大变革即从家庭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影响，它改变了本世纪上半期英国人的生活，自此开辟了遍及文明世界的道路。但是，当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时，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自然科学及其对人类生活的舒适和行为两方面的深远影响惊人急剧地增长着，我们发现不可能把它的社会史浓缩为片言只语，而企图以此涵盖相差甚远的历史纪元的特征。

对于生活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我们来说，要正确地权衡我们时代在文明史中的相对重要性，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我们只能从一个立足点即从过去考察它。由在沃尔姆斯议会（Diet of Worms）之前的一切预言宗教改革的结局，至少需要伊拉斯谟⁽²⁾。或者，采用一个比喻：爬山的盲人也许对他经过的部分不同陡峭程度具有相当正确的估计，他甚至可能合理地述说他当时正在站立之处的确定坡度，但是这个斜坡直接通向险峻的悬崖呢，还是实际上正是峰顶呢，他对此无话可说。其次，我们在立场和情感两方面太贴进我们的时代了，以致无法恰如其分地、不带个人偏见地正确评价无疑正在发生的变化之重要意义。

在几乎每一个思想领域里观点的争斗——在每一个活动范围中，在宗教、商业、社会生活中旧标准和新标准的斗争——都过于密切地触及个人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以致我们无法平心静气地判断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我们生活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任何一个聚精会神地注视近代社会呈现出的鲜明对照的人，都几乎不能够怀疑这一点。这是一个伟大的坚持个人权利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极端利他主义的年代；我们看到最高尚的理智力量，同时也伴随着迷信最奇怪的复发；存在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动向，可是也有不少异常的个人主义说教；宗教信仰的极端和明确的自由思想⁽³⁾的极端相互争夺。这些相反的特性并非仅仅存在于势均力敌的社会对峙中。同一个人的心智⁽⁴⁾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逻辑一贯性，它将常常在微观宇宙中显示出我们时代的缩影。

不足为怪，关于我们的时代对人类进步的历史实际上作出什么贡献，我们迄今距达到共识只不过迈出微不足道的一步。一个人在我们的时代发现不安定、对权威的不信任、对所有社会建制和长期确立的方法之基础的怀疑，这些特征在他看来标志着社会统一的衰微、他认为能够指导行为的最佳原则的崩溃。另一个具有不同气质的人却向我们描绘最近未来的黄金时代：那时新知识将传播到大众之中，他发现正在处处生根的人类关系的新观点将最终排除陈腐的陋习。

一个教师提出的东西受到第二个教师的断然驳斥。一个人呐喊：“我们需要更多的虔敬。”另一个人则反击：“我们必须少一些虔敬。”第三个人宣称：“国家对劳动时间的干预是绝对必需的。”第四个人则回答：“它将消灭所有的个人首创精神和自力更生。”一个政党高呼：“国家的拯救取决于对它的劳动者施以技术教育。”它的反对者则迅速回答：“技术教育只不过是一个诡计，劳动雇佣者藉以把给他自己提供较好人类机器的费用转嫁给国家。”某人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民间慈善事业。”其他人则答复：“一切民间慈善事业都是畸形物，浪费国家资源，使国民沦为乞丐。”有人说：“请资助科学研究，我们将获知真理，将知道何时何处有可能确定它。”但是，另一方则强烈抗议：“资助研究只是鼓励捐款的研究；真正的科学人⁽⁵⁾将不会因贫穷而退缩，倘若科学对我们有用，它将为它自己付出代价。”这样的实例无非是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流行的观点冲突的几个实例。良心的责备和贫困的伤痛成功地在我们一代人中激起令人惊异的冲动——而且这是在实证知识的进展对许多旧习惯和旧权威表示怀疑的时代。的确，没有什么补救办法在今天没有相当的机会付诸一试的。人们筹集大量的金钱用于各种慈善计划、大众娱乐、技术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一句话，用于所有类型的宗教的、半宗教的和反宗教的运动。从这种浑沌至少应当产生某些善；但是，国家通过过去的艰苦劳动节约的，或者凭借未来的信贷而利用的资源，却由于拙劣规定的甚或没有规定的划拨却屡屡引发恶，我们将如何彰善瘅恶呢？

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关于财富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我们看到国家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干预民间慈善事业的经营，管理私人或半公共的捐款在过去资助的大量的教育机构。这种把责任从个人重新加给国家的倾向，实际上只是把责任加给作为一个主体的公民的良心，克利福德教授惯常称其为“部落良心”。地方和中央两方代表的公民权的广泛扩展，大大增强了公民个人的责任心。他必须面对针锋相对的主张和形形色色的党派的呼喊。国家今日已经变成最大的劳动雇佣者、最大的慈善事业的施予者，尤其是变成在共同体中这个最大学校的校长。公民个人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寻找当代无数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某种答案。他在决定他的行动或选择合适的代表时需要某些指导。他被猛然推入令人震惊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迷宫；如果他的部落良心在这方面具有任何素质的话，那么他觉得，就他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而言，不应当按照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按照他个人对收益或亏损的预期来解决它们。他被要求形成与他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无关的判断——如果可能的话——在这个判断中他充分地设想的是社会利益。要使大劳动雇佣者在工厂立法事务中形成正确的判断，或者要使私人学校的校长在国家补助教育的问题中明察秋毫，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也许都会一致同意，部落良心应该比个人利益更强有力地致力于社会的福利，理想的公民应该形成摆脱个人偏见的判断，如果有这样的公民的话。

(1) 第二版为“替换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译者注

(2) 伊拉斯谟（D. Erasmus，约1466—1536）是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可能在同萨克森大公腓特烈会晤时，力荐路德出席沃尔姆斯议会并陈述己见。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在德意志境内沃尔姆斯召开，路德4月17日首次出席议会为自己辩护。当年5月议会通过《沃尔姆斯赦令》，宣布路德为违法分子和异端分子。——译者注

(3) 自由思想（freethought）是18世纪不受传统宗教思想束缚的自由（宗教）思想；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尤指在宗教上不受权威或传统的信仰之左右，而有其主见的人。——译者注

(4) mind是一个多义词，我们一般译为“心智”，但有时依据上下文译为“精神”、“心”等，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5) 1833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休厄尔（W. Whewell）仿照“艺术家”（artist）的提法，建议用“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称呼出席会议的人。当时，该词的含义相当狭窄，专指那些缺乏正规训练，或者与研究机构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在科学上却很有能力的人。因此，甚至到20世纪初，那些不愿被人视为眼界狭窄的科学工作者宁愿使用“科学人”（man of science）来称呼自己。——译者注